丝绸之路上的圆形方孔钱——兼论五铢、开元通宝的国际货币属性(1)

□王永生

对中国货币史、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白银的货币化、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史、中亚历史及民族史有一定研究。在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7部：《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4部）、《三千年来谁铸币：50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策划指导《融通之路》十集大型纪录片并策划组织《乌孙古道》综合科考活动。

王永生主任的演讲内容包括丝绸之路钱币的文化内涵、丝绸之路钱币的四个发展阶段、丝绸之路上的圆形方孔钱、五铢钱与开元通宝钱的国际货币属性，以及三点启发五部分。最后，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王永生主任认为随着中国日益发展强大，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具有必然性。

丝绸之路是现在的热点问题，大家熟悉丝绸之路，但是对于丝绸之路钱币不一定熟悉。今天我讲的题目跟丝绸之路钱币相关，总共分成五个小专题。

一是背景，即介绍丝绸之路钱币的文化内涵；二是丝绸之路钱币的四个发展阶段；三是丝绸之路上的圆形方孔钱；四是介绍五铢、开元通宝这两种钱币在丝绸之路沿线所发挥的国际货币属性；五是三点启发。

一、丝绸之路钱币的文化内涵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丝绸之路日益成为社会各界论述的重点。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见证者、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承物的“丝绸之路钱币”，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什么是丝绸之路钱币？它的属性或文化内涵是什么？这些基本的概念很多人并没有搞清楚，因此在一些文章、书籍以及展览中，都将丝绸之路沿线古国的钱币等同于“丝绸之路钱币”，似乎只有源于西方钱币体系的圆形无孔的打制币，才是丝绸之路钱币。而属于东方钱币文化体系的圆形方孔钱都与丝绸之路钱币无缘。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那什么是丝绸之路钱币呢？对此钱币界有过不同的看法。曾经有人提出疑问，说古代没有一个丝绸之路国，哪来的丝绸之路钱币？这种疑惑具有普遍性，因为一般人们认为钱币是由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或者实体铸造发行的。没有丝绸之路国，丝绸之路钱币该从哪里讲起？实际上，丝绸之路钱币不是从这一视角来理解的，更多的应该从文化角度、商贸带来的文化交流的角度去阐述。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文化、贸易往来，从而形成的以贸易为主的商路。因为对商贸利润的追求，丝绸之路从中国长安一直延续到西方罗马。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一个商人从长安出发一直走到罗马，中间都是转手贸易，转手贸易的过程中，除了商品货物的贸易之外，也包含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承。丝绸之路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商贸之路，二是文化交流之路，要从文化这个角度对丝绸之路钱币进行界定，阐述丝绸之路钱币的文化内涵。

现在很多人对丝绸之路钱币的理解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的人把丝绸之路沿线的古国钱币做一个展览，说这就是丝绸之路钱币。这虽然跟丝绸之路钱币有点关系，但是它并不能代表丝绸之路钱币，最多只能说是丝绸之路沿线古国的钱币，这些钱币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

我今天将从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贸易、传播中外文化这一视角，分析丝绸之路钱币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阶段，并以五铢和开元通宝这两种钱币为例，论述其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的国际货币的作用及其意义。

我认为丝绸之路钱币是在丝绸之路东西商贸往来过程中发挥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实现了货币的职能，同时还融合了文化的交流的钱币。明确丝绸之路钱币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丝绸之路钱币的种类及其发展阶段。

丝绸之路钱币大致上可以分成四个种类：

第一种是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中国铸造的圆形方孔钱。这种钱主要在中原地区流通使用，随着丝绸之路贸易发展以及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管理，逐渐从中原地区走入了中亚地区，顺着丝绸之路沿线进入了西方。我们认为这些钱币参与了丝绸之路贸易，传播、传递了文化，应该叫作丝绸之路钱币。

第二种是西方的货币，例如希腊、罗马货币。这些货币伴随着丝绸之路商贸的往来由西方逐渐到了东方，最后到达中原地区。其中以波斯银币和东罗马的金币为主，但是不仅限于这些货币。这些中原地区出土的波斯、罗马等西方地区的货币，随着商贸的往来、文化的交流、使臣的往返，从西方来到了中原地区，应该叫作丝绸之路钱币。

第三种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货币，因为受到了东方和西方的影响，在他们本身制作的钱币中既带有东方的文化元素，又带有西方的文化元素，这种钱币我们认为是丝绸之路钱币，且是丝绸之路钱币的主体，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第四种是实物货币。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之间发挥了货币的职能，最典型的是丝绸。除了丝绸之外，还有茶叶、棉布、食盐、海贝等。这些东西作为实物货币也应该属于丝绸之路钱币的一部分，但这不是我所要讲的重点。

二、丝绸之路钱币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西币东传（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8世纪）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史料记载的，张骞并不是最早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张骞之前，从希腊开始，经过中东，一直到了西亚、南亚，要比张骞出使西域早200多年，我们讲的钱币文化应该从亚历山大东征讲起。亚历山大东征导致中亚地区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即希腊化时期。在希腊化时期，整个希腊的移民把希腊的文化带到了中亚，在中亚地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后来由于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蒙古的西征、战争等破坏，很多文化遗迹荡然无存。有两样东西被考古发现，其中一样是在巴基斯坦出土的犍陀罗佛像艺术，即用希腊的造型技术塑造的佛像，这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钱币受到了希腊钱币的影响。希罗多德在《历史》这本书里记载的西亚古国吕底亚，位于现在土耳其中部，其铸造的琥珀金银币是西方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金属铸币，时间是公元前640年，这相当于我国的春秋中期。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是由原始农具演变的空首布，早在商朝的晚期就已出现。因此，我们说中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也是最早发明和使用金属铸币的国家，只不过我们选择的金属是铜而不是金银。

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但是中国的货币发展不是这样的。虽然中国自战国直到西汉文献中都有很多使用黄金的记载，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到了东汉王莽之后，黄金就不见了。王莽最后政权倒台时，库存的黄金是35万千克。西方文献中记载罗马帝国快灭亡的时候，储存的黄金也是30多万千克。罗马帝国之后仍大量地使用黄金。但是中国进入东汉之后几乎就没有再使用黄金的记载，白银直到明朝中后期才完成货币化。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中国选用铜钱作为货币金属，对铜钱的形制、重量、成色都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但是对于金银作为货币则没有形制上的要求，只关心它的重量和成色。民间任何人都可以铸造，任何形状都行，即所谓碎金杂银，称量使用。这是中国货币史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或者说中国一开始就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货币这方面就表现了出来。

罗马帝国在希腊货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希腊货币也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形成了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货币体系。而中国的货币，自秦始皇统一了圆形方孔钱之后发展形成了东方货币体系。东西方两种货币在中亚地区交融之后就形成了以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为特色的丝绸之路钱币。

（二）东币西传（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

东方的货币西传比较容易理解。虽然在张骞之前，东西方之间已有联系，但是官方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联系从张骞开始。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随着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经营管理，特别是西域都护府的设置，驻军、屯田事业的开展，大量人员的往来导致大量的五铢钱流入新疆及中亚地区。实际上在中亚地区，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发现最早的圆形方孔钱是汉代的半两钱，这种钱在新疆地区总共出土发现过10枚。但是五铢钱的出土量非常大，仅在新疆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就曾一次出土45公斤的五铢钱。

新疆考古工作人员在罗布泊古商道上，一次就采集到970多枚古钱币，基本上都是开元通宝钱（见图1）。从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行使了管理主权之后，随着商贸的往来、人员的往返，大量中原地区的五铢钱、开元通宝钱流通到了中亚地区。

不仅是五铢钱、开元通宝钱，自汉代一直到明代，历朝的钱币在新疆都有出土，范围之广、种类之全，跟内地基本上没有差异。中原地区的这些钱币大量流入中亚地区之后，供当地使用。后来因为割据、战乱，流入的钱少了，中亚地区就开始自己铸造钱币。当地铸造的钱币融合了东西方两种钱币的文化元素，其中以和田马钱最具代表性。

（三）伊斯兰化（8世纪至14世纪）

第三个阶段是伊斯兰化。在中亚地区，以伊斯兰化为分水岭，在这之前，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罗马文化传入了中亚地区，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原文化也传入了中亚地区，印度的佛教文化也流入了，所以中亚地区是多元文化沟通、融合、交流的区域。但是从伊斯兰教传入之后，就开始了伊斯兰化，其他的文化基本上都消失了。代表钱币如图2所示。

12世纪耶律大石和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虽然曾经一度将中国货币文化再次带入中亚、西亚地区，特别是蒙古人更是将中国的纸币文化西传至远在西亚的伊朗，但是最终都被淹没于伊斯兰化的波涛之中。代表钱币如图3所示。

（四）回归东方（18世纪中叶开始）

清朝政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重新统一中亚东部，即传统所指的狭义西域部分，第二年设立叶尔羌铸钱局，收缴销毁原准噶尔普尔钱，仿照内地制钱式样铸造发行了圆形方孔钱。以此为标志，中国钱币文化又重新传入中亚地区，并将中亚东部即新疆地区重新纳入了中国统一的钱币文化体系中。

这一时期的钱币主要指清政府重新统一西域后，先后在天山南北两路设立的叶尔羌、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库车、乌鲁木齐、伊犁七个铸钱局按照统一规制铸造的圆形方孔钱。因铜料中未加铅、锌，呈红色，人们又习惯称其为“新疆红钱”（见图4）。

三、丝绸之路上的圆形方孔钱

丝绸之路上的圆形方孔钱非常多，从最早出现的汉代的半两钱，一直到清代的制钱。这里我选择两种钱来做介绍，一个是汉代的五铢钱，另一个是唐代的开元通宝钱。

对于五铢钱，大家都耳熟能详，因为它在中国流通使用了700多年。从汉武帝开始铸造五铢钱，一直到唐朝初年铸造通宝钱之前，流通的都是五铢钱。我们经常讲的“不名一文”，这一文钱的重量标准就是从五铢钱开始的，而开元通宝钱完全承继了五铢钱的重量。

五铢钱由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铸造，一直到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是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从技术上来讲，第一，它实现了货币铸造权的统一，奠定了“小平钱”的重量基础；第二，铸钱技术有非常重要的进步，即出现了外郭（见图5）。

五铢钱之后是开元通宝钱（见图6）。从开元通宝钱开始，中国货币名称里面出现了“通宝”或“元宝”，这两个词都来自开元通宝钱，由此可以看出开元通宝钱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地位。“开元通宝”四个字使用了欧阳询的书法，且有非常深的道教含义。这一点就不展开讲了，在我的新书《三千年来谁铸币》里有专门讲解，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开元通宝钱的作用包括：创立了通宝钱体制、规定了货币的法定重量、影响了古代的衡法制度、规定了铜钱的成色以及配料的比例，还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中亚地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四、五铢钱与开元通宝钱的国际货币属性

讲到丝绸之路钱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希腊、罗马等西方的货币，它们因为丝绸贸易而流入中国。实质上，在丝绸之路东西贸易往来过程中，这种货币确实大量流入中国，因为中国主要是对外输出丝绸、茶叶、瓷器等生活必需品，造成外国的金银钱的流入，但大家往往忽视了，在丝绸之路沿线，五铢钱和开元通宝钱也曾经伴随丝绸之路贸易，发挥了国际货币的属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作为通用货币曾经在丝绸之路沿线大量流通使用

五铢和开元通宝曾在丝绸之路沿线大量流通使用。这里举三个例子，第一，新疆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一次性出土了45公斤的西汉五铢钱，这是新疆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第二，考古学家黄文弼1929年曾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孔雀河沿岸方圆不及一里之地拾五铢钱600余枚，这在《塔里木考古记》中有记载。第三，197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途经罗布泊的一段古代商道，曾不经意间采集到了970多枚开元通宝钱。这说明这些钱币作为通用货币曾经在丝绸之路沿线大量地流通使用。

（二）作为标准货币曾经被大量仿铸

五铢和开元通宝曾经被作为标准货币大量仿铸，这里以开元通宝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俄罗斯统治中亚地区时，乌兹别克斯坦在考古学家斯米尔诺娃的组织下开展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圆形方孔钱，一种是中国铸造的开元通宝钱，另一种是当地仿铸的开元通宝钱，在钱币的背面铸有徽记，比标准的开元通宝钱稍微小一点（见图7）。徽记是游牧民族地区家族的标志，而这个钱币的背面图案就是他们的徽记。其中有撒马尔罕的徽记，有布哈拉的徽记，有粟特人的徽记。这说明他们曾将开元通宝钱作为标准仿铸自己的货币。

日本、越南、朝鲜的钱币与中华货币也非常相似（见图8），完全就是模仿开元通宝制作的。特别是日本“和同开珍”的“珍”字，就参照汉字繁体字的“寳”字，把上面的宝盖头去掉，把下面的“贝”字去掉，保留中间的部分。“和同”是日本的年号，“开”则是从开元通宝模仿来的。

（三）圆形方孔的形制及货币单位“铢”被普遍接受

除了仿铸五铢、开元通宝钱币之外，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国家在自铸的货币中，也都保留了圆形方孔的形制以及重量单位“铢”。如龟兹国铸造的“龟兹五铢”铜钱，就是采用范铸技术铸造的方孔钱。另外，高昌国的高昌吉利，回鹘汗国的回鹘钱、日月光金钱，突骑施汗国的突骑施钱以及昭武九姓的各式粟特文钱，虽然钱币上的铭文或铸汉字，或铸当地民族文字，也有汉字和当地民族文字合璧的，但是形制上都统一是圆形方孔，这完全是受五铢、开元通宝的影响。

不仅如此，货币也以“铢”为重量单位，如于阗国铸造的汉佉二体钱，虽然是采用打压法铸造的无孔钱，却以“铢”为重量单位，并用汉字注明“六铢”和“廿四铢”两种等次。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货币文化就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传入中亚地区。但是，汉唐之际，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当地又废弃早已习惯使用的希腊式圆形无孔货币，而仿照五铢、开元通宝钱币的形制铸造圆形方孔钱。即便是采用打压法，也已经改用中国的重量单位“铢”作为货币单位，并铸造在钱币上。这反映了汉唐时期以五铢、开元通宝为代表的货币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强大影响力。

五、三点启发

五铢与开元通宝作为国际货币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广泛流通和大量使用，是汉唐盛世丝绸之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说明中亚地区在伊斯兰化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流通使用圆形方孔钱的时代

天宝十年（751年）唐朝在怛罗斯之战中失利，未能遏制住阿拉伯帝国向东扩张的强劲势头。四年后安史之乱爆发，西域驻军陆续被调回中原平定叛乱，此后唐朝势力逐渐退出中亚，给了向东扩张的阿拉伯势力以可乘之机。随着阿拉伯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扩张以及伊斯兰教的东传，从8世纪开始中亚地区就开启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伊斯兰化进程。受此影响，中亚地区的货币文化最终也都被伊斯兰化，只有历经千年沧桑而遗存下来的货币告诉后人，中亚地区在完成伊斯兰化之前，还曾经有过一个流通使用五铢、开元通宝等圆形方孔钱的辉煌时代。

（二）说明五铢、开元通宝在丝绸之路沿线曾经发挥过国际货币的职能

五铢与开元通宝在中亚地区的大量出土，以及被当地大规模地仿铸，说明五铢与开元通宝这两种汉朝与唐朝的通用货币，在汉唐之际，随着国力的强盛，以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繁荣，都曾经作为国际通用货币参与了丝绸之路贸易，并被沿线各国普遍接受而成为它们自铸货币的参照标准，已经具有了国际货币的属性。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人民币的跨境流通及其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三）说明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当今，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我国已与多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在周边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地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并被纳入了特别提款权，正稳步地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以往都习惯拿人民币与美元、英镑、日元做横向的对比分析。实际上，从历史的纵向维度上看，五铢与开元通宝在丝绸之路沿线作为国际货币流通的历史告诉我们，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延伸阅读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王永生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们挑选并综述了以下三篇他近期的研究成果，以飨读者。(2)

一、三千年极简中国史(3)

一枚小小的钱币可以成为时代的见证者，比如秦代的半两、汉代的五铢、唐朝的开元通宝、宋代的交子、清代的道光通宝。王永生先生在该著作中讲述了50种货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串联起了三千年的历史，从汉王朝的王莽改革到唐王朝的安史之乱，从明王朝的失败到现代的货币战争，最后以人民币结尾，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面的中国货币史。

该书不仅包括悠久的历史，还涉及广阔的地域范畴。从中原大地到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各地的钱币都被纳入王永生先生的研究。除了官方正式发行的行用钱之外，还包括了反映民俗文化的供养钱和“花钱”。

此外，书中讲述的50种货币为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货币，不仅包括中央政府铸造的钱币，也包括地方政府、农民起义军，甚至是反叛者铸造的钱币。透过货币，可以领略王朝的兴衰成败。

二、会昌开元背为何要铸一个汉字(4)

开元通宝钱家族中，有一种钱币于唐朝会昌年间（841—846年）铸造，并且背面会铸一个汉字，这在钱币界中被称为“会昌开元”钱。王永生先生在研究中提出会昌开元背面铸汉字的原因与唐朝灭佛活动有关。

王永生先生指出，会昌开元见证了佛教史上一个重大的灾难，这个事件发生在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因政治上的现实需要，开始转移社会矛盾，实行灭佛政策，这在五代十国时期较为常见。销毁佛像和法器使得铸钱的铜料增加。造币厂能力有限，为了消化突然增多的铜料，朝廷允许各州自行铸币。身在扬州的李绅率先铸造开元通宝钱，并在钱币的背面加铸“昌”字以表示年号。后来，这种钱币被朝廷推广。迄今为止，会昌开元钱背面共发现23个字。

会昌开元钱反映了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铸造钱币的州基本上都是服从中央政府的，而“河朔三镇”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藩镇则没有铸钱。随着唐武宗的离世，会昌开元钱的铸造也走到了末路。会昌开元钱本来就是用被销毁的佛像铸造的，所以，这种钱币在会昌法难之后，大部分又被重新镕毁而改铸为佛像。

三、五铢钱，奠定了汉武帝霸业基础的货币(5)

秦末战争四起，物资极度匮乏，秦朝遗留的半两钱由于面值太高，几乎失去了交易的功能。汉朝初立，刘邦减轻半两钱的重量，允许民间铸造“榆荚半两”和“八铢半两”。后来，民间私铸这一惠民政策被诸侯国利用，导致诸侯叛乱。于是，汉武帝时期，朝廷从地方诸侯国收回铸币权，推行币制改革。

王永生先生在研究中指出，币制改革的推行，为汉武帝的霸业奠定了财政基础。汉武帝执政时期，对内外都推行积极的扩张政策，史书上称“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对外派卫青、霍去病等讨伐匈奴、夜郎和朝鲜，收复失地，拓宽国土疆域；对内推行币制变革，填补中央财政空缺，确定了五铢钱的重量标准。

币制改革推行时间较久，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共经历27年，分6次进行。王永生先生对这6次币制改革进行了详细的总结。第一次改革发生在建元元年，主要目的是销毁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钱，改铸“三铢”钱，但这重新引起民间私铸，最终被迫放弃，恢复到“四铢半两”钱。第二次改革从技术上改进，在恢复铸造的“四铢半两”钱基础上添加一个浅细的外郭，被称为“有郭半两”。这项技术既可防止私铸者磨边取铜，又可减轻流通中的磨损，是中国的领先技术，比欧洲还要早。第三次改革发生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为了筹集军资，填补国库空虚，汉武帝铸造“白金三品”，并发行了“白鹿皮币”。第四次改革发生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这时最初的“五铢”钱问世，铸造方式由中央统一规定，由各郡国分别铸造，被称为“郡国五铢”，从此替代了流通200多年的“半两”钱。第五次改革发生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为了杜绝盗铸，汉武帝禁止郡国铸钱，改由京师的钟官负责，统一铸造经过加工净边的“赤仄五铢”，并规定了“赤仄五铢”与“郡国五铢”1:5的兑换比例。第六次改革发生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废除了赤仄五铢与郡国五铢之间的兑换比价，规定各种五铢钱平价流通；并且再次重申禁止郡国铸钱，准许上林苑的钟官、辨铜和均输铸钱，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中央造币厂。从此，中国货币进入了五铢钱时代，并一直延续700多年，这使得五铢钱成为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附：王永生先生近期主要研究成果

［1］王永生．三千年来谁铸币：50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2］王永生．会昌开元背为何要铸一个汉字［J］．收藏，2020（11）.

［3］王永生．五铢钱，奠定了汉武帝霸业基础的货币［J］．收藏，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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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源自“大金融思想沙龙——学术名家系列”第40期（总第118期），2019年1月12日。

整理：李佳璇。

(2)整理：刘家琳。

(3)原文：三千年来谁铸币：50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4)原文：会昌开元背为何要铸一个汉字［J］．收藏，2020（11）.

(5)原文：五铢钱，奠定了汉武帝霸业基础的货币［J］．收藏，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