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0年9月10日，周二，午夜刚过，梅克伦堡广场遭遇空袭。住在广场45号的约翰·莱曼（John Lehmann）先是听见远处炮火轰隆隆地嘶吼，飞机的轰鸣声逐渐迫近，随后，头顶正上方传来“三声巨响，狂啸怒吼、地崩山摧”，紧跟着一阵铿然脆响，确然无误是玻璃碎裂的声音。他翻身从床上爬起，拉开遮光帘，透过已成碎片的窗户望去，伦敦整座城市都隐没在火光之中。不远处兰斯道恩街上，往日从他的二楼窗台就能望到的好友斯蒂芬·斯彭德的房子，此时已被熊熊火光笼罩，浓烟滚滚。“可怜的斯蒂芬，先走一步了。”莱曼想道，惊讶于自己此刻的镇定。

莱曼离开房间，冲到楼下，经过房东门口时，没忘把仍在睡梦中的房东吼醒。还没来得及打开前门，又一场爆炸来袭，整个建筑物剧烈地颤动起来—他后来回忆道，“整幢房子像是一时被紧紧攫住，接着是静寂”。他试着向外望去，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幅景象：“一团庞然灰霾，像是有了意识一般，越滚越大，向我侵袭逼近。”出于求生本能，莱曼往广场跑去—这时探照灯已经毁坏，整片地区陷入了黑暗之中—一路上不断与穿着睡衣、四下张皇逃命的邻居相撞。住在46号的一位熟人顶着锡制的头盔告诉他，广场花园被放置了一颗未爆炸的定时炸弹，那边的防空洞里的人已经疏散了。

广场东面的五幢房子归属于拜伦公寓，为格雷律师学院路上皇家救济医院的护士提供住宿。等眼睛适应了黑暗，莱曼发现，眼前的景象非常怪异，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前边不远是一棵树—这幢建筑物已经支离破碎，一面被劈开，像洋娃娃的房子那样立着。

战争爆发以来，莱曼第一次感觉到死亡近在咫尺。但在当下，他什么也做不了。他瘫坐在台阶上，和一位穿着陆军妇女帮辅队制服的女人交谈了几句，和梅克伦堡广场其他居民一起，等候着黎明宣告这场空袭的结束。不少人躺在路边，盖着手边能找到的遮盖物，相互依偎着取暖；有人不知从哪儿翻出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借着渐渐放亮的曦光读了起来；一群从拜伦公寓中被解救出来的年轻女人，围聚在阶梯上，蜷缩在一块儿。警报解除信号终于响起，暂时聚集在一处的这群人逐渐四下散去，一些有勇气的人回到公寓，其他人则去附近的教堂、地铁站或是旅馆寻求栖身之所。

这天早上晚些时候，他返回梅克伦堡广场。人行道上全是亮晶晶的玻璃碎片，消防员的水龙带蜿蜒曲折，直穿过花园。天刚亮时，灌木枝叶上还覆着厚厚的尘土，这会儿已由雨水冲刷干净了，但燃烧弹在草地上遗留下的片片焦土依然刺目。拜伦公寓仍然冒着滚滚浓烟，一队消防员正努力控制局势，救护车、军队输血车等待调用，旁边还立着一队警察。一颗延时高爆炸弹将广场30号、31号、32号夷为平地；十七位伤员被送入皇家救济医院，直到上午11点仍有人用担架抬出伤员。六名护士死亡。一整天，广场人来人往。伦敦大轰炸期间，政府机构迅速建立起了一套固定的流程：燃气监测员检查有无泄漏，电力委员会收集电表、电灶，工作人员运送漂白粉对幸存房屋进行消毒，慈善组织“病患动物诊疗室（PDSA）”为受伤动物提供诊治，疲劳运作的殡仪车运走各处的尸身。由于许多住户回来取信件，试图找回商业票据、被褥、配给卡等物，政府便在此安排了一位管理员，记录广场人员出入情况。“09:26，杰克逊先生，梅克伦堡广场8号，喂猫。”“13:50，哈林顿夫人，拜伦公寓52号房间，找寻财物，14:17离开，一无所获。”“15:40，戈尔丁夫人得到允许，将路边衣柜里的东西全部带走。”“20:13，搬移尸体。女性。”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伦纳德·伍尔夫夫妇就住在约翰·莱曼邻屋，他们也是霍加斯出版社的同事。这天下午，伍尔夫夫妇从苏塞克斯过来，却发现道堤街上围了一大群人，梅克伦堡广场入口拉起了警戒线。他们的公寓位于广场37号，也无法进入。弗吉尼亚看见，不远处好友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那位于广场11号的旧居，“只余断壁残垣……角落里孤墙危立，还挂着几缕破布。一面镜子似乎摇摇晃晃的。像是拔掉的牙齿。一处干脆利落的伤口”。一位邻居告诉伍尔夫夫妇，前一天晚上那场轰炸—德军意图毁坏附近的国王十字车站，这场轰炸是连续三天空袭的最后一场—将他震下了床。伍尔夫离开广场，心下惶然，沿着她往日惯常的路线游荡：霍尔本区，街上管道破裂，水流奔涌；交通拥堵的大法官法庭巷，她的打字员的办公室也毁了；林肯律师学院附近，一直到伦敦摄政公园。弗吉尼亚看见街道裂隙间升起烟雾，剧院只剩个屋架，舞台裸露着，破败的餐馆向过往行人供应酒饮，场面令人唏嘘。这晚，夫妇二人正要驱车离开，警报声忽然大作，人们立马四下逃窜。二人飞奔过空荡的街道，沿路躲避路边杂乱泊停的车辆和从车辕挣脱、发了性子的奔马。

一周后，9月16日，定时炸弹爆炸。伍尔夫的房子遭到波及。用于存放印刷机的地下室天花板坍塌，好几扇门从门框上脱落，所有窗户玻璃破裂，伍尔夫家的瓷器无一幸免。麻雀从屋顶的洞中飞入，栖在屋椽上；水管已然失控，时不时有水流喷涌出来，从楼梯上倾泻而下。等弗吉尼亚再次回到这里时，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已经完全变样。她那位于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的旧居遭到毁灭（“过去我写下许多书本的地方，如今已是断井颓垣。过去我们休憩宴饮之处，如今只剩一片白茫茫”）。梅克伦堡广场37号是没法再住了；门上被人用粉笔画了一个十字架，弗吉尼亚想到黑死病的场景，心惊胆战①。屋外，警报无休无止地悲鸣。冷风从破碎的窗户玻璃缝隙侵入。屋内，伍尔夫夫妇、约翰·莱曼还有楼上律师事务所的职员们（坚定乐观地穿着工作服），分食着冰冷的香肠，试图从一堆破损不堪的物品中（大多数陶器、一台唱机）抢救出一些还能用的（达尔文的作品、银器、一些奥米加工作室的盘子）。他们还请来一位园丁，用铁锹掘开地面。弗吉尼亚跪在玻璃碎片、石灰中用双手寻觅摸索，忽然立起身来，如同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手上举着二十四卷日记—“对我的回忆录来说，真是大量的资料”。她再也没回到伦敦生活。二百年来，梅克伦堡广场曾为律师、医生、艺术家、作家和先锋派激进分子提供安身之所，如今只余一片废墟。

脚注

① 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一些地区会在房屋外墙画一个P，以此提醒路人：此屋有黑死病人，注意小心躲开。—译者注，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