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
距离天历之变已过五年，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元朝末代皇帝顺帝登临帝位。身为明宗长子的他受到政治斗争波及一直辗转于高丽、广西等地。至顺三年末，谋害了明宗的文宗皇帝在悔恨中死去，根据他留下的遗诏，同年年末，仅十四岁的妥懽帖睦尔回到帝国的权力中心。幼小的少年在初次面对燕铁木儿时，因为恐惧而噤若寒蝉。
殊不知，燕铁木儿对少年同样怀有深深的恐惧。唯恐因谋害明宗之事遭其猜忌，故燕铁木儿此前曾立妥懽帖睦尔之幼弟懿璘质班为帝（第十代皇帝宁宗）。然而，懿璘质班在位仅四十三日便死去。无计可施之下，燕铁木儿唯有将妥懽帖睦尔从桂林（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迎回，但即位之事却并未得到支持而被一拖再拖。帝位空悬半年之久，直至六个月后燕铁木儿故去，妥懽帖睦尔方才正式成为元朝皇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朝大军挥师北伐兵临大都城下，其间35年，顺帝妥懽帖睦尔主宰元帝国，最后辗转流亡于漠北之地，在收复故土的幻想中含恨而亡。
顺帝在位三十五年（算上出逃蒙古时期一共为三十八年），是所有元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比在位三十四年的元世祖忽必烈还要长上一年。然而，在位之长却并不代表他的统治一帆风顺、国境之内四海升平，事实上恰恰相反。诚然，在位期间他并非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是锐意图治实施了一系列的复兴之策以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元帝国。然而，三十五年着实太长，他在治国理政上的心理状态也几经变迁。明初学者权衡所编纂的《庚申外史》一书记载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时期的一些史事。书中以“恐惧之心”“宽平之心”“骄惰之心”来形容妥懽帖睦尔随时间推移而渐渐转变的心路历程，他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顺帝即位之初的数年，也是权臣伯颜大权独揽的时代。在拥立文宗一事中，位列中书右丞相（宰相）的伯颜与燕铁木儿一同立下了汗马功劳。燕铁木儿死后，伯颜诛杀其子唐其势，铲除宿敌后，他在元廷内权倾朝野一时无可撼动。而他的施政方针一言以蔽之，即重建蒙古第一主义，对汉族实施彻底的打压政策。
作为征服王朝，元朝也不例外，他们奉行本民族第一主义，在统治中国时，对汉族及汉文化冷眼相待。在色目人[7]（西域诸国居民）的帮助下，作为支配者的蒙古人成功统治了汉人（原金朝治下的华北居民）和南人（原南宋治下的江南居民）。南宋治下的南人奋起反抗直至粮尽援绝，因此在元廷他们备受冷遇，元朝初年时南人基本与政治无缘被排除在朝堂之外。但是，随着统治中国日久，元朝汉化的步伐也渐渐加快，自然而然，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王朝也越发相像。元朝政府开始重用儒者并重新开科取士，越来越多的汉人与南人也得以重返庙堂。
然而元朝的汉化进程却断送于伯颜之手。他对于汉人的厌恶非比寻常，甚至于曾向顺帝进言提议要屠尽张、王、刘、赵、李汉族五大姓。若该提议成为现实，那汉族的幸存者尚余几何？如此疯狂的建议自然被顺帝驳回，但是通过他的言论，我们仿佛能清晰地看到他在朝堂之上的擅权之姿及汉族民众的境遇。伯颜当权的时代，科举被废，汉人南人被赶出政府要职。那个时代对于汉族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他们仿佛重新回到了暗无天日饱受压迫的元朝初年。
此后，伯颜开始目无皇权、独秉国钧，比如在没有诏令的情况下，他就私自将皇族处刑，可见其跋扈嚣张已令人难以容忍。据传，伯颜先祖本是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的家奴，元朝时家奴称其主为使长，主仆关系永世不变。某日，宪宗子孙郯王将其祖上的家奴往事宣之于口，伯颜闻之大怒，厉声斥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 [8]
未几，伯颜便诬告郯王图谋不轨，以此为由将其与子孙数人矫诏杀害。不宁唯是，最后他甚至意图废顺帝而转立已故文宗之子燕帖古思。对此，顺帝虽坐拥皇位却也束手无策。
可是即便权势滔天，伯颜也做不到算无遗策，他最大的失策便是为了监视顺帝的起居将视为亲信的侄儿脱脱送入宿卫任职。对于伯颜的专权，脱脱早已心怀不满，他虽为伯颜亲弟马札儿台之长子，却一向不赞成伯颜的胡作非为。然而，他深知自己身为伯颜亲族因而难以得到顺帝信任。为了消除疑虑，脱脱向顺帝直陈胸臆，恳切地表示自己绝无二心唯望报国。最终他成功取信于顺帝，于是乎，外放伯颜的计划诞生了。
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伯颜相邀文宗之子燕帖古思狩猎，因而离开了大都，值此千载难逢之际，脱脱决定一鼓作气将计划付诸行动。迫于他的再三请求，顺帝终于下定决心，颁下密旨，随后脱脱携密旨将大都城门封锁，并换上心腹军队严加守备。是夜，宫中有诏令发出，贬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接到圣旨伯颜惊愕莫名，遂于次日一早遣使请求谒见顺帝，但使者为城门所阻。脱脱大马金刀立城上高声宣读顺帝诏令：
有旨，逐丞相一人，余无所问。诸从官可各还本卫。
对此，有部下提议拥兵入宫为时未晚，但伯颜以“帝岂有杀我之意，皆脱脱贼子所为耳！”为由就此放跑了亡羊补牢的机会[9]。
就这样，一度权势熏天的伯颜也虎落平阳。前往河南的途中，路过真定（今河北省境内），有一老翁携酒来迎，伯颜问曰：“尔曾见子杀父事耶？”老翁答道：“不曾见子杀父，惟见臣杀君。”[10]伯颜面露惭色无言以对。同年三月，他奉诏前往南恩州阳春县时，病死于途中，这也标志着，权衡所言“恐怖之心”的时代迎来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