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身兼数职，多重责任

周超凡担任过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秘密技术专家组专家，《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评审组成员，国家医疗保险目录评审咨询专家，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审评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以及国家领导人保健工作。他身兼数职，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振兴而工作着。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周超凡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关心体察民情社意，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医药事业的兴旺发达、为关注到的国计民生之事大声疾呼。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1991年）会议期间，他的“关于建立中国中医药博物馆”提案受到38位委员的联名认可，成为医药卫生界提案中签名委员最多的提案。此后，在全国政协七届五次（1992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2005年）及十届五次会议（2007年）上，分别提交了“建立国家级中医药博物馆”“建立医药文化博物馆”“建设国家医学文化博物馆”的提案，也曾提出“十馆两园”的设想。他认为中医药博物馆不仅具有保存、保护中国医药文物的功能，也能够起到传承和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作用。多年以来他不断呼吁，这是他的夙愿，也代表了很多中医人的愿望。2022年伊始，闻悉中医药博物馆建设项目在京规划选址，周超凡感到莫大的欣慰。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从1988年当选政协委员至2007年卸任，由他牵头发起的提案有65项之多，内容涉及加强中医药基础性研究、完善中药品种保护制度、中药材培育相关问题、组织中药饮片使用剂量调研、保障中药质量、统一配方颗粒质量标准、关注中药用药安全、推进中医药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西药中药化、中药国际化、中医药现代化、完善基本药物报销制度、中医药高级科研人才培养、建设医药文化博物馆等诸多方面。不仅如此，他还关注民族医药发展，提交了“应大力发展民族医药事业建议案”“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民族医药文化土壤建议案”等4项相关提案。他也关心特殊人群的健康和权益，提交了“保障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合法权益建议案”“关于加强对精神残疾人群的防治监护和救助工作建议案”2项提案。他还为希望工程、蔬菜与中药材中农药残留超标等关问题疾呼与献策。正是“医之大者，为国为民为苍生”。

作为一名医生，因为科研工作的关系，虽然出诊的时间不是很多，但他仍然尽其所有可以利用时间为患者看病。他每次看病，也总会讲一些辨证施治的道理。患者在一知半解间，也能大概明白，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整体，中医治病除了辨证论治外，还有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不仅如此，他很早就承担了国家领导人保健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运用中医传统的辨证与现代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开出芎辛汤合半夏白术天麻汤，治愈了徐向前元帅的“原发性血管性头痛”。徐帅为表谢意，写下“发扬古意，融合新知”8字相赠。这幅字，现存放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史馆。这8个字，正是周超凡追求中医药事业的真实写照和最好总结。周超凡融合“古”“新”，在临床上治愈了多种疑难病证。如其曾治愈一名自出生28天就患有湿疹，两年多反复发作的两岁半幼儿的湿疹。患儿是过敏体质，遍访名医，西药中药都用过，甚至举家南迁、自种食物，也没什么效果。周超凡诊为血热生风，拟清热凉血、祛风止痒治法。知患儿曾服用非洲犀牛角无效，虑犀牛角、水牛角属于角质蛋白，有过敏之虞，所以采用“犀角地黄汤”的其他三味药（生地黄、牡丹皮、芍药）与消风散、当归饮子，加用乌梅抗过敏，化裁成方。药不过10味，四诊后痊愈，且未再复发。以中医辨证结合现代药理用药，是周超凡临床处方的一大特色。他是传统的、现代的中医，他追求的不是“名医”而是“明医”。

作为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秘密技术专家组专家的他，深深感到，中医中药是个伟大宝库，在发掘、整理和对外交流过程中，必须做到内外有别，保护与保密相结合，确保知识产权；保密太过，则不利于内外交流沟通；无端泄密，又会造成国家重大损失。

他还曾是《中国中药杂志》副主编、定稿组组长。此外，还身兼《中成药》等十几家中西医药杂志的编委，审理的稿件源源不断。他经常说审稿也是学习，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知识与养分。现在，他不再担任这些职务，但是仍然有一些文稿、书稿送到他这里。他一如既往地认真，看到好的稿子，他会欣喜和欣慰；看到不尽如人意的稿子，他会明确表示此文恐怕不能发表或出版。

作为一名学者，他曾应邀出国访问朝鲜、韩国，也曾为亚、非、欧、美等洲的留学生上课，传播中华民族的医药文化。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中医药的知识传播到哪里。他一直认为，中医药是全人类的财富。

作为研究生导师，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既教书，又育人。指导研究生治学严谨、认真负责，在生活上关心爱护学生。他特别希望学生成才，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已经是颇有成就的二级教授，耳顺之年仍然与他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周超凡先后培养了20多名博士生、硕士生、进修生。即使退休后，也不遗余力地广收学生、培养后辈400余名，可谓桃李满天下。

科研、教学、保健任务、医疗、评审、审稿……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的，如果没有很高的工作效率是很难完成各项工作的。对于各项工作，他没一丝将就和对付，也没有任何诀窍，用他的话讲，就是“惜时”。1992年，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医药专家，他荣获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退休前，他的生活大致如此，几乎没有休闲的时间。他特意上下班走走路、爬楼梯，工作累了擦擦地、洗洗衣服，偶尔浇一浇花草，抱抱小孙子作为自己的休闲方式。他没有娱乐生活，他没有需求，因为他沉浸在中医药的海洋中，自得其乐。

2004年，周超凡开始致力于中药注射剂的研究，2005～2006年两年时间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他最关注的是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问题，其在查阅文献、总结中药不良反应类型和发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警示和防范措施，主张对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进行再评价，同时对今后如何更好地使用和发展中药注射剂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他的系列文章为注射剂审评审批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201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明确“严格药品注射剂审评审批”“将对已上市药品注射剂进行再评价”。10年时间，他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2008年，是周超凡在科研岗位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发表了《激活中药饮片用量，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中药饮片用量的探讨》两篇文章，并参与指导了《论中药用量的特点及研究展望》学术论文，以及中医内、外、妇、儿科临床处方饮片用量系列调研报告。对于《中国药典》中诸多饮片用量，在辨证与用量的关系、用量更新及用量大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仍然在研究和呼吁中。

他指出，自古就有“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之说，诸多饮片《中国药典》规定用量偏小，不能充分发挥指导作用，激活饮片用量研究势在必行。及至今日，谈起这个问题，他仍有遗憾，认为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

2008年，周超凡退休了，这一年他72岁。因为《中国药典》修订、新药评审、政协工作等重要职位的需要，他在工作岗位上多坚守了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