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萨尔瓦多，拉埃拉杜拉
1999年3月16日
上路。爸妈大概一年前就开始这么跟我说了：“有一天你会上路，来跟我们团聚。就像一场冒险。就像狮子王辛巴回家之前的那趟旅程。”差不多在那前后，他们为我的八岁生日寄来了《阿拉丁》《侏罗纪公园》和《狮子王》，还有一台松下家用录像机。
“上路。”现在他们也这么跟我说着，我正在面包店里跟他们讲话，内利外婆[1]、外公和我会去那里给他们打电话——我们家没有电话机，但我们有彩色电视，有崭新的冰箱，还有个鱼缸。
“小哈维尔！”外婆冲我挥着手。她老是这么叫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小名小切佩，太容易让她想到镇上对外公的称呼堂切佩。
“你爸妈说，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外婆一边说，一边笑了起来，露出上面两颗镶金的门牙，她圆脸上的酒窝也更深了。玛丽姨妈脸蛋也是圆的，但她这会儿不在这儿，因为她在诊所里上班。这段时间以来，她和外婆说这个词说得越来越多了。上路去这儿，上路去那儿。上路上路上路。我都能在脚底下感觉到这条路。我会在梦里看到这条路。
有些梦里我是超人，有些梦里我是《七龙珠》里的孙悟空，飞过原野山川，飞过萨尔瓦多，飞过所有国家，从人们头上、城镇上空飞过，一直飞到加利福尼亚，爸爸妈妈就在那里。他们的门又高又大，是用颜色最深的深褐色木头做的。我按响他们的门铃。他们打开门，我飞奔过去，扑进他们怀里。他们带我去看他们的客厅、大电视，后院里的泳池、草坪、果树，一块小足球场，还有白色的篱笆。我爬上他们的腰果树，吃着他们的芒果，在他们的院子里玩耍……
每天晚上祈祷过后，入睡之前，我都会躺在床上想着他们。他们睡什么样的床？大吗？是像电影里那种水床吗？床单软和吗？我想象着依偎在他俩中间的情形。最松软的白床单。妈妈在我左边，爸爸在我右边，我们上面罩着一顶蚊帐，像王冠一样。
每回打碎了盘子，或是发现了一根眼睫毛，或是看到了一颗流星，我都会许愿，希望自己身在美国，跟他俩一起睡在那样一张床上，吃着橙子冰冻果子露冰激凌。我跟谁都没讲过——要是跟别人讲，许的愿就不灵了。
我也做过噩梦。梦见自己都长胡子了，却还没到爸妈身边。梦见我都已经三十岁了，还没北上跟他们团聚。梦见自己被海盗追赶，或是在泥石流前面死命往山下跑。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噩梦都讲出来，这样就不会一直留在你脑子里了。绝对不要在厨房里讲，要不然会进到肚子里，消化不良就是这么来的。”妈妈曾经这么跟我说，我也一直没有忘记。
上路。我也开始在学校说这个词了。我开始告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你们看哦，有一天我会上路的。就像躲猫猫游戏那样，真得不能再真。”
一年级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父母都不在身边的人。玛丽说他们走是因为在我出生前发生了一场战争，然后大家都没了工作。现在，我的朋友大都也是爸爸或者妈妈不在身边。有几个朋友很幸运，离开这里去往美国，跟爸妈团聚了。大都是坐大飞机走的。
课间休息时，我会跟朋友们说，我要像《忍者神龟》里那样吃第一张意大利辣肉肠比萨，要像《加菲猫》里那样吃千层面，还要吃麦当劳，在带空调的电影院里一边吃带黄油的爆米花，一边看最新的《星球大战》。这些我全都没吃过，只在必胜客吃过比萨，那也是去年圣诞节的事儿了。
朋友们问：“那你会不会想我们？会吗？”
“会呀。”我说，但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我问他们会不会想我。他们说：“当然会啊。”因为离开这里去了美国的，从来没有谁回来过。有时候他们的爷爷或是奶奶会在街上路过，我们就会问他们，那谁谁怎么样了，他们回答说：“那谁谁给你们带好呢。”——他们要是还能记得我们，最多也就是这样了。“啊，谢谢爷爷，谢谢奶奶。替我们也带个好啊。”但后面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
面包店老板还在这里，他老婆和所有六个孩子也都在。他们看起来很幸福。我想要的就是面包店老板一家的生活：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屋檐下。我所有的朋友，还有我，都想跟爸妈在一起，那里所有东西都是新崭崭的，那里的垃圾会有卡车收走，那里的水从银色水龙头里流出来，那里会下最洁白的雪，那里人们会打雪仗，会砍下真松树做圣诞树——而不是像我们这里一样，是往棉花枝条上面喷漆喷成白色。
因为我们的爸妈不在这里，我们也不在他们那里，五月和六月才那么叫人悲伤。母亲节和父亲节集会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只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来。并不是说我们不爱他们。我们爱他们。我爱外婆，爱得很。我爱她做的饭。我爱把脸埋在她染成黑色的卷发里。她那一头短发让她看起来就像一支麦克风，她抱着我的时候，她的头发闻起来有玉米馅饼的味道。我爱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那两个酒窝。她的鼻子又宽又扁，中间有一颗深褐色的痣，每年她都会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这颗痣是不是变大了。我也爱她细细的假眉毛，每天早上一起来她就会用一支眉笔画上去。
我也爱我妈妈。我从来没见过爸爸——也可能见过，但我不记得了。他是在我快两岁的时候离开的。在电话里，他听起来很和蔼。他的声音低沉、粗哑，但仍然说得上很轻柔，就像拿一块石片在水面上打水漂。我总是在跟妈妈聊过之后，才会跟他讲话。妈妈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她生我气的时候，那刺耳的嗓门就像惊涛拍岸。她的呼吸就像刚切好的黄瓜。
现在我也是先跟妈妈讲话，然后她把话筒拿给爸爸。有时候我跟爸爸交流会腼腆得说不出话，妈妈也只能同时待在话筒旁边。也有些时候，玛丽姨妈会在我耳边轻声跟我说，把我这个星期做了哪些事情告诉他。
他们隔几个月就会寄些照片过来，从照片上看，爸爸很和善，也很强壮。我喜欢他浓密的胡子。他又黑又密的头发。他的大牙。他在衬衣外面戴着金链子，露出一身肌肉。镇上所有人都跟我讲过他的故事，但我还从来没有正经问过他任何事情，因为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会忸怩起来。
现在是外公在跟他们说话，他想通过电话小声说些什么事情，好不让我听见。但我还是听到了。我一直在听。我耳朵很好使，真的好使。我听到他小声说：“堂达戈。”然后是一些我没听清的话，然后他突然说道：“母亲节的时候。”
堂达戈是四年前带妈妈去美国的蛇头。这段时间他往我们家跑得越来越勤了。我可以把这些事情拼到一起。我是我们年级学年末要上台演讲的优秀学生。每年我都会拿到一张成绩最好的奖状。
母亲节。从幼儿园开始，修女就叫我们用蓝色或红色丝线在手帕上绣“母亲节快乐”或“父亲节快乐”的字样。每—一—年。至少“父”比“母”好绣一点。到了二年级，我和朋友们开始不写爸妈了，而是写下祖父辈的名字。这更容易。
但今年母亲节不一样。今年我终于能见到爸妈了！今年我会在手帕上绣上妈妈的名字，然后送给她——亲手送上。
“他夏天之前就到你们那了。他不会跟你们一样，在山里冻成那样。”外公尽量小声说话，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我。我藏起我的兴奋之情，藏起我的笑容，但要让自己不在面包店老板家的客厅里跑来跑去，不把桌子撞得四仰八翻，不一路跑过四个街区回到家里，不跑进玛丽姨妈上班的诊所，可就难了。我不知道她下午六点下班后我还能不能装下去。但我确实做到了，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依外婆的步伐走了回去，一路牵着她的手。紧紧抓着。紧紧握着，直到我俩的手都汗津津的。那汗水在说：要实现啦。终于要实现啦。
※
玛丽姨妈穿过我们挂在门上当门帘的床单，大叫着冲进我们房间：“小切佩！小切佩！我刚跟他们说话了！”她把黑色钱包扔到她床边的木制梳妆台上，那钱包还是几年前的圣诞节妈妈寄给她的。
“谁？”
“你爸妈呀，小傻瓜。”我喜欢她这么叫我。那几个字从她嘴里出来，就好像雨滴穿过屋顶上的漏洞，落进地上的铁皮桶一样叮咚作响，那是我们放在地板上免得屋子里发水的。
“他们选好日子了。就是——”
她不知道我偷听到了外公的话。
“激动了没！想不想知道他们是怎么选的？”
我笑了起来，因为我想知道，不过也因为她刚成功脱下一只黑色弗拉门戈舞鞋，正在费劲巴拉地脱另一只。
“你妈妈在玩具反斗城的同事说你要八月前到那里才好，这样开学前你还能学学英语。”玛丽坐在她床上，伸手去够梳妆台上一个小塑料碗里她早上没用完的半个柠檬，上面已经招了些果蝇。她把柠檬汁挤在脚上，然后用毛巾擦干。
“美国佬开学那么晚，好奇怪啊。对不对，小切佩？”
我抬头看了看屋顶，然后从我床旁边的窗户往外看了看。“他们为啥不像我们在一月份开学？”
“谁知道呢。”她耸了耸肩，穿上干净的塑料拖鞋，走去厨房，把用过的那半个柠檬扔到后院里，接着又冲回房间跳到她床上，床单做的门帘在她身后哗哗直响。
“我猜这样一来，你就会比那些小美国佬早聪明六个月。”她说啥都喜欢加个“小”字，“而且这样你上学第一天所有人都是新生。”她用右手拍了拍她的床垫，这是叫我穿过铺着瓷砖的冰凉地板的信号。脚臭的味道已经几乎没有了，柠檬比她试过的别的所有东西都管用。爽身粉一点儿都不管用，用醋、蜂蜜和蛋黄调制的奇怪东西更是适得其反，让她的脚更臭了。
她傍晚下班回来后，我们就会一块儿举行这个仪式。我躺在她旁边，她就开始跟我聊诊所里的那些八卦：那些病人得的都是什么病，他们的检查结果怎么样，医生中间新的狗血剧情，或者工作闲下来的时候，她有多无聊。
我们把脚抵在墙上，脑袋几乎都要探到床外面了。铺成房顶的陶瓦中间有一片地方铺的是玻璃天窗，我们透过玻璃，看着夜空中最早闪现的星星，知道快要吃晚饭了。
玛丽才二十三岁，但她听说把脚这样抵在墙上对“蜂窝织炎”有好处。我很喜欢这个词，蜂—窝—织—炎。光顾外婆的玉米馅饼摊的所有妇人好像都挺担心这个病，就好像瘟疫一样。外婆从妈妈小时候起就在诊所门口卖玉米馅饼了，妈妈会去帮她卖馅饼。玛丽也会去，但后来她去上学了，然后又在诊所当起了秘书。所以现在，是卢佩姨妈——她们三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在外婆的馅饼摊帮忙做饼卖。
我们的脚仍然抵着墙，而八卦又已经聊完，玛丽姨妈就会开始跟我讲她那些追求者。“知道不，那个牙医今天来找我了……”
我走了下神，想起她今天早上又迟到了。虽说我们家前门离诊所真就只有几步路！大多数早上，她会忘记涂口红，我也不得不提醒她。随后她会看一眼她黑色细表带的金色卡西欧表，尖叫起来：“妈呀！”意思是她又晚了。她夺门而出，门帘都快被她撞飞了。然后她冲出家门，咔嗒咔嗒地穿过街道，一边掏着钥匙，一边跑过赶早就诊的人在诊所门口排起来的队伍。但她从来没有忘记在我的额头上印一个吻——我会让唇印留几分钟才擦掉。
玛丽忘了吃早饭的时候，外婆会给她送去锡箔纸包的玉米馅饼，或是拿纸袋装着的甜面包，而我就得穿过尘土漫天的街道，把早饭送到紧挨着诊所前门的玛丽姨妈的办公桌上。不上学的时候，我会去卖最好喝的欧洽塔[2]、沙拉、腰果和鼠尾草籽等饮品。我是推销小能手，还在妈妈怀里的时候我就在学怎么卖东西了，顾客无论点什么饮料，她都装在塑料袋里拿给他们。
爸爸来自镇子另一头的一个码头，时不时地也会有那附近的一些人来说：“替我给大哈维尔带个好啊。”爸爸的绰号千奇百怪，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意思。“Lelota”是当中最没法解读的，因为根本就不是个真正的词。有些意思则非常明显，比如说“蝎子”，但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当然我也从来没问过他。
“谁谁给您带好呢。”我在电话里告诉爸爸。
“也替我问候他们。”他说，然后问起我在学校里得了几个九分几个十分，分别都是什么科目。学校的事情聊完了，我们会接着聊我的身体怎么样，最后则是评价他们上次寄来的东西，并讨论下次他们寄包裹过来的时候，我想要什么新玩具或新衣服。
每次聊到最后，只有到我们说再见的时候，我才会问爸爸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和妈妈聊也是这么一套流程。别的孩子都已经北上跟父母团聚了，要不也正打算离开。感觉每个月都会有人就此消失不见。
前一天午饭的时候我们还一起踢足球，课间休息的时候一起玩捉人游戏，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就再也不来了。他们大都是坐飞机走的。他们咋弄的？我不知道。另一些人是从陆路走的，有车来接他们。他们要么跟亲戚走，要么由还留在这儿的爸爸或者妈妈陪着上路。在学校，我们都是事后才听说。他们在这儿，然后就不在了。没有人会漏一点儿他们要离开的口风。
“快了。”爸妈说。总是“快了”。但“快了”并没有到来，我还在这里卖着玉米馅饼，来买馅饼的也还是妈妈那些老主顾。
“耐心点，小切佩。”我抱怨的时候，隔天傍晚玛丽姨妈就会这么跟我说。但这回，今天，不一样了。跟我讲完她另一个追求者的故事后，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很快就会北上去他们那里啦，小傻瓜。我都为你感到激动呢。”我相信她。
我们盯着天花板。可能玛丽姨妈也注意到了我很激动，因为她开始跟我讲妈妈去加利福尼亚的那段旅程。那是玛丽姨妈唯一知道的北上旅程。没有人知道爸爸是怎么去那里的。据说，妈妈两个星期就走完了那段路。“很快。很迅速。”玛丽边说，边用手掌在空中挥舞，为了强调到底有多快，她平日里柔和的嗓音也提高了。
“她穿过圣伊西德罗（San Ysidro），翻过一堵小墙，走上一座小山，冲进一辆小车，这辆小车带着她来到一条好长的大路上，那是她见过的最大的路了。然后她经过洛杉矶，经过旧金山，来到圣拉斐尔（San Rafael），你爸爸就在那儿等着她。”玛丽一边说，一边用两手把所有动作都演了出来。两根手指朝下前后移动，表示妈妈在奔跑。一条波浪线是妈妈跳过了什么。空气里的方向盘是妈妈坐在“小车”里。
这个故事我听了上千遍了，但从来没听过细节。我只知道大概情况：她走了，两个星期后就到了那边。她跑啊，跳啊，她躲起来，她坐着车。谁开的车？我想亲眼看看她跑下去的山坡，长在那里的树木。围栏。那围栏是砖砌的呢，还是铁丝网？高不高？那些路，是土路呢还是沥青路？是宽是窄？我想知道细节，但我猜除了跟我讲的这些，玛丽也一无所知。她说话的时候，我都只是静静地听着。我并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我太害羞了。在学校里，那些酷小孩取笑我的时候，我也是什么话都不说。我会躲起来。
我知道爸妈希望等到我长大了再去。我希望他们不会仍然觉得我还小。我不小了。我九岁了，我可以飞速跳过我们家和隔壁邻居家之间的栅栏，非常快。那是一道铁丝网。我们那棵巨大的牛油果树上住着鬣蜥，我家的狗小美追着鬣蜥跑进小姑娘伊塔家的院子时，我也会像小美那样从栅栏底下钻过去，或是从撑着铁丝网的木柱上爬过去。从来都是毫发无伤。
玛丽说：“但天气会变冷。你妈妈说，她在小山上的时候着凉了，病了好几天。”
我说：“但她现在没事了啊。”玛丽玩弄着她波浪形的头发，看着天窗。她扬起毛毛虫一般的黑色眉毛，她想事情的时候就总会这样。她有一阵子没有说话，于是我问道：“想不想看妈妈新寄来的照片？”
“好啊。”她轻声说，便伸手去拿一直放在床上的相册，就在她汗津津的腿底下压着。相册的绿色塑料封皮粘在她的皮肤上，在她大腿上留下了一个印子。我没生气，因为粘在照片上的不是她的臭脚。
这本相册是二月份妈妈为我的九岁生日寄来的。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她打扮成玩具反斗城吉祥物的样子。不是那只大长颈鹿杰菲，杰菲的装扮服对妈妈来说太高了。妈妈很矮，只比外婆高一点点，但是比一米六的玛丽矮。
照片上妈妈在一只小号的长颈鹿里面，长颈鹿有个围嘴，上面写着“杰宝宝”，在脖子上一块黑色网格面板后面，可以看到妈妈的脸。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笑起来。太可爱了：妈妈是一只小长颈鹿宝宝。
我第二喜欢的照片是妈妈面对镜头，穿着一件超大的蓝色马球衫（可能是爸爸的），站在金门大桥前面。金门大桥巨大无比，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桥，妈妈在照片背后这么写，我跟学校里的朋友们也是这么说的。
妈妈的头发又黑又直，我很喜欢。她曾在这面镜子前用发胶把刘海定型，到了那边也还是这样。我喜欢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的样子，就像这张照片里，刘海仍然没乱。她微笑着。妈妈从来都笑不露齿，但她心形的脸会往右边歪一点点，好像在倾听什么秘密。
我指着金门大桥后面的群山跟玛丽说：“看，那里多棒啊。”她的圆脸没有表示反对。
“我很快就会在那座桥上走来走去啦。”我大声说着，就像刚进了个球一样。我指着桥上红色的大桥柱，说：“我会从那儿给你寄张照片，就像这张。”
“好啊，一定。小切佩，不要忘了我，好吗？”
绝对不会。
1999年3月17日
爸妈已经决定让堂达戈来带我走，他每年来我们这个小渔镇两三次。我们这个地方不是首都圣萨尔瓦多，也不是省城萨卡特科卢卡（Zacatecoluca）。我们这里只有一条路进出，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沥青路，走到底是码头，在这儿，渔民们每天天亮前几个小时出发，中午前后回来叫卖当天的收获。镇上还有条小一点的土路，我们就住在这条路上。到了冬天雨下个不停的时候，镇上这仅有的两条路都会发水，整个镇子都会浸在几厘米的水里，玛丽和我会去街上，从外婆被淹了的馅饼摊那儿往水里丢纸船。我们用学校的旧作业纸或旧报纸叠纸船，我还会用黑色记号笔写下日期。有时候我会给那些纸船起奇怪的名字，比如《霹雳猫》里的玛姆拉和《七龙珠》里的布尔玛。有时候我就用爸爸妈妈的名字叫它们。
没有人知道堂达戈什么时候会来镇上，但每次他来，无论天晴下雨，消息都会很快传开，所有人也都知道去哪里找他：在堂娜阿亨蒂纳的小酒馆里，喝着冰镇啤酒，抽着万宝路，旁边放着玻璃烟灰缸。人们在他面前排起长队，问他能不能把人送去华—盛—顿、休斯—敦[3]、旧金山，是不是都一样的价。他送不送小孩，送不送女人，送不送比他年纪大的男人，能不能改变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堂达戈改变了妈妈的人生。玛丽说，妈妈离开这里是因为没有工作，爸爸离开这里则是“政治”原因。玛丽和外婆跟我说：“美国更安全、更有钱，而且有那么多工作机会。”
小酒馆外面，堂达戈坐在白色塑料桌子旁的白色塑料椅上。外公在家喝酒的时候我也会跑去这家酒馆，每次都是给他买一瓶埃尔穆尼克酒，然后跑过五条街回到家里让他喝。他喝完第一瓶，我会跑回小酒馆，再给他买一瓶。我就这么跑来跑去，直到外公在吊床上睡去。他每回都让我留着找零，我把这些零钱塞进超级马里奥存钱罐里，一直没打开过，直到去年，当时爸妈说他们的钱不够送我去他们那里。我告诉外婆我为什么把存钱罐砸了的时候，她哭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她在哭，也因为她说，就算这样也还是不够。
妈妈走了以后外公就戒酒了。堂达戈在带走妈妈之前就开始从我们镇上带人走了，而现在，堂达戈端坐在白色塑料椅上，我从他面前走过去，他吸了口烟，冲我挥挥手。他旁边总是放着一个白色的小电扇，那是堂娜阿亨蒂纳拿出来给他用的，插线板的亮黄色延长线曲曲折折地伸进小酒馆，连到最近的插座上面。堂达戈熨烫整齐的马球衫上渗出汗水，那电扇就蹲在那里，像一只经过训练的狗尽心尽力地帮他舔掉。他的领口敞着，露出一点点花白的胸毛。我也想有这样一身胸毛：有点儿弯曲，差不多像盐一样发白，就像可口可乐广告里圣诞老人的胡子。
他左手戴着一块金表。胸毛上面有三条金链子，很细，但一根粗过一根。他的黑色皮靴跟黑色皮带很配。这身打扮让人们知道，他不是我们拉埃拉杜拉（La Herradura）人，甚至都不是萨尔瓦多人。他看起来更像墨西哥电视剧里的牧场主，只不过他并没戴那种墨西哥宽檐帽。一顶棒球帽盖住了他的秃顶，染黑的头发从帽子周围支棱出来。
堂达戈这身行头有个地方跟电视剧里不大一样，也最让人意想不到，就是他的黑色皮制小腰包。里面装着万宝路、法国比克打火机、比克笔、墨镜和芝兰口香糖——除了放在屁股兜里的棕色小本子，所有东西都在这个小腰包里。这个小本子是他制造悬念的工具。当人们问他诸如“堂达戈，抱歉打扰了，去加利福尼亚多少钱？”之类的问题时，他会停顿一下。
“哪个城市？价格不一样。”他呷一口冰镇啤酒，答道。
“洛杉矶。”我听到他们小心翼翼地答道，就像他们害怕他一样。
“男的女的？多大年纪？”
有了这点信息之后，堂达戈就有了理由在椅子上稍稍前倾，抬起左边的屁股，伸手把那个小本子掏出来。他像按开弹簧刀一样打开小本子，翻出内页，上面写着只有他看得懂的数字，有些还被画掉了。镇上所有人都知道，他有条规矩：不讲价。
“不是我定的价，少不了。”他指着数字说道，随后又是香烟在手，打开的手掌朝向天空。
他们告诉堂达戈自己的孩子、兄弟或是他们自己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堂达戈只是重复着“少不了”这么一句话。外公说他们基本上都是穷人，往往比我们还穷，他们需要堂达戈，但付不起钱。我曾偶然听到外婆说，现在暴力事件越来越多了，所以需要蛇头的也越来越多。就去年十月，“大便纸”有一天早上在我们家门口被人枪杀了。外公说：“因为他有文身。”现在人们说，他是“坏人”，是个“黑社会”，但他一有机会就会让我坐他的自行车。然后是11月，佩德罗在市场上让人枪杀了。去年圣诞节，堂瓜约在他家药房前开枪打死了人，然后逃去了美国。这种种原因，堂达戈并不关心，他只是一再说着价钱没法再低了，每回都面带微笑，向大家露出整整齐齐的牙齿，很大，有点儿发黄。
堂达戈跟外公说：“堂切佩，我只是一大截链条上的一小环。”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可能并没有撒谎。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外公和堂达戈坐在后院的白色塑料椅上，就在芒果树下。堂达戈继续说道：“我们都得吃饭。”我在芒果树旁边的腰果树那里玩。我满八岁以后，堂达戈每次来镇上都会来我们家，在那之前，他只来过一次。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是我七岁生日几天后，我去了两次美国大使馆想办签证，但很明显我是没办法坐飞机走了。堂达戈看着我，郑重地说：“他太小了。”他个子好高。比外公还高。他俩的马球衫都掖在蓝色牛仔裤里。堂达戈走后，外公说：“看来这个操蛋的蛇头有条规矩是‘十岁以下的不行’。”外公很生气。他生气的时候脸会变成粉红色，太阳穴上青筋暴起。我很伤心。又有得等了。
“不过到合适的时候，那个屎橛子[4]还是会把他带走的。”外公说。
没有人敢对外公无礼。镇上的人都怕他。玛丽说，这是因为外公在军队里待过，而且现在都还有支枪。我觉得是因为外公的大砍刀着实厉害，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人想偷我们的香蕉、芒果或橘子，外公都会在盗贼后面紧追不舍，拿弹弓打他们。我朋友的哥哥们怕他，我的朋友们怕他，就连镇上的狗看到他都会绕着走。我也有点怕他。
我希望堂达戈改了规矩。那么就算我才九岁，也阻止不了我在今年五月见到爸妈。在馅饼摊我听人们说，堂达戈是“萨尔瓦多中部海岸最优秀的蛇头”，也就是说他要价很高。
玛丽说，他曾经跟外公保证，妈妈会坐车上路，坐大巴，可能需要躲在后备厢里，也可能躲在拖车里，然后跑上一座山，冲进一辆汽车，然后就到爸爸那里了。而堂达戈也确实全都做到了。一路上他都跟妈妈在一块。大家都说：“他是个很在行的蛇头。”只用了两个星期。非常快。非常安全。
大人们没跟我讲太多。玛丽姨妈是唯一一个会跟我说说这些事儿的人，但有时候就连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存钱，马上就存够了，很快你就会跟我们在一块儿了。”爸妈在电话里，在信里一遍遍跟我说。我知道爸妈在存钱，但不知道具体数目。我编了个数字，写在课后作业每一张纸的最上方。我像堂达戈那样，像打开弹簧刀一样翻开我的记事簿，把我编的数字写在作业纸左上角的日期正下方。
1999年3月20日
我躺在玛丽床上，她正等着朋友来接她去参加码头的舞会。今天周六，再过一周就是圣周[5]，镇上已经开始庆祝了。玛丽穿着出门的裙子：黑色的，下摆坠着闪闪发亮的珠子，背后裁去了一大块，露出半个背。她的黑色高跟鞋放在床边，双腿穿着黑色的紧身裤。脚已经抹过柠檬并用毛巾擦干了，高跟鞋里还喷了香水。
我喜欢她有意把浓密的黑发卷起来的样子。她的头发无论怎样都是卷卷的，但加了点摩丝和发胶后，会卷得非常有味道。她嘴唇上涂了她最喜欢的唇膏——不是她上班涂的桃色或浅粉色，而是红色的，但又不是太红。她最怕的就是看起来像个老巫婆，所以只要出门，无论是去上班还是参加聚会，她都会像现在这样站在镜子前面，问我：“我看起来像不像个老巫婆？”
这次她看起来不像。我喜欢这种红色，就像我盖住手电筒时透过手掌看到的那种红色。晚上我撒尿必须走到屋外的厕所去，那时候我就很喜欢这么做。我喜欢看着所有困在皮肤里的血液在我身上奔流。
“牙医这个人很固执。还喝酒。我不想撞见他。”玛丽生气地说着，毛毛虫一样的眉毛皱在一起，额头上也出现了皱纹。
我透过天窗寻找着夜空中的星星，半心半意地听着玛丽的话。
“你妈妈那趟路走得很快。非常快。一等一的‘湿背’[6]快车。”她说着，大笑起来。现在我全心全意听着她说话了。“你会很安全。我不担心，小切佩。”
玛丽接着说，妈妈刚偷渡过边境就打了电话过来。我喜欢这个字：渡。我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自渡渡他。也许边境上的围栏就是很多个小十字架组成的。[7]
“你妈妈从水槽里喝水。但她没事儿。”玛丽说。她正在涂睫毛膏，把睫毛弄卷。玛丽说水槽的时候，我能想到的就是妈妈变成了一头牛的样子，然后是一匹马，然后是穿着长颈鹿装扮服，跪下来喝着脏水。
“乖儿子，我很快就回来了，我会回来的，我保证。”四年前，就在这个房间里，妈妈说。房间里是浅浅的靛蓝色，墙壁是黑的，太阳正在升起，阳光打在我们一起睡的那张床边窗外那棵粉白相间的桃金娘树顶上。
我的眼睛半睁半闭，但我记得妈妈亲了一下我的头顶，然后是两颊。她用手指在我额头上画了个十字，轻声自语了些什么。随后，她跪在床边，直视着我的眼睛，说：“我好爱你。”
我很后悔，没有为了妈妈醒过来。我喜欢看她为了出门忙来忙去的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看玛丽涂粉底、画眉毛、涂口红、用睫毛膏卷睫毛。在妈妈真的要走的几个星期前，她说她要离开一段时间，但没说什么时候，也没说会有多久。那时我刚满五岁。她在门框那里站了几秒钟，我闭上眼睛，又重新进入了梦乡。
玛丽问：“还记得罗伯托吗？”
刚开始，准备带我一起走的人并不是堂达戈。两年前，爸妈试过让我坐飞机过去。有另一个蛇头是不带人的，他把信件、视频和食物从这里带去美国。他的名字叫堂莱奥，也会把东西从美国带过来：一年来一两次的纸板箱，装着乐高积木、衣物、家用录像机、烤面包机等等。坐飞机是堂莱奥的主意。我们看到杰弗里（我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家邻居）坐飞机离开去了美国，外婆便去问他。明面上，杰弗里他们家跟别人说的是他拿到了签证，但玛丽说实际上他用的是别人的签证。
堂莱奥认识一个人，有个儿子跟我年纪差不多。我记住了那孩子的生日、出生地和名字，甚至还剪了个发型，让自己看起来像他——罗伯托。我看起来不像小罗伯托，我比他黑，所以老罗伯托建议我有几个星期不要出去玩。我甚至走路去学校都打着伞。
“就为这就要付给罗伯托八百美元。”玛丽一边往脸上扑粉一边说，“要是拿到了护照，另外再给一千五，如果你见到妈妈了，最后再给一千五。”她的语气还是那么柔和，就好像以前告诉过我一样，但这些她从来没说过。
我还记得自己把作为小罗伯托的所有新人生细节都塞进了脑子里。爸妈知道有很多孩子都是用这个办法去的美国。我，冒牌小罗伯托，会坐上飞机，到美国下飞机，把护照寄回堂莱奥这里，他认识机场的人，可以帮真小罗伯托在护照盖个章，就像是有个幽灵坐飞机回来了一样。
“我还帮你练习来着呢，记得吗？”玛丽边说边转过来朝着我，她的妆化好了。“我看起来怎么样？”她拿不定的时候声音会更加柔和，就像她每天早上这么问我的时候。
“小美。”我说。这是拿我们的狗的名字打趣的话，只有我俩知道。但她知道我的意思是她看起来很漂亮。
我们练习面试问答就是在这张床上。面对大使馆里防弹玻璃后面的那个美国佬抛出的所有问题，我都没有犹豫，我为能骗过那位女士而骄傲不已。我感觉自己就像詹姆斯·邦德，或是墨西哥电视剧《真假夫人》（La Usurpadora）里的冒牌夫人。但随后，那美国佬问了老罗伯托一个问题：“先生，这是您儿子吗？”
她的声音很柔和，一点儿质问的意思都没有，口音也非常好听，就像墨西哥电影里的美国佬讲西班牙语一样。但我冒牌爸爸的额头和腋窝顿时都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胸口也有汗珠渗了出来。
“这是您儿子吗？”那美国佬又问了一遍，凑近了玻璃，声音也严厉起来了。
老罗伯托差不多是眯起眼睛看着我。他浅棕色的眼睛，他歪向一边的脸，看着就好像已经在道歉了一样。我盯着那美国佬浅褐色头发后面的美国国旗，数着上面的星星。老罗伯托一把拉起我离开防弹玻璃，走过油毡地面，拽着我走出玻璃门，穿过警卫，穿过十字转门，来到大街上。
我很难过，但是没哭——直到我回家抱住外婆和玛丽才哭出来。她们俩同时抱住了我。“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她们说着，把我抱了起来，我的两条腿在空中晃荡。
“移民局的——你知道的，就是那些美国坏蛋——没抓到你妈妈。”玛丽接着说。这会儿她躺在我旁边，用两条胳膊环着我，头发硬硬地戳在我脸上。她发胶喷太多了。
“你妈妈说，她也不知道她怎么就跟黑夜融合得那么好。”我想象着妈妈一身皂黑，跑到一棵树下，然后是一丛灌木，让自己去契合每一个轮廓。“哦，她穿过边境后还头一回看到了雪！雪！”玛丽笑起来的时候整张脸显得更圆了，大眼睛也显得更大了，“我也想看看雪，你想不想？”
“当然想啊。”我说。我想像电影里那样滚雪球。1995年妈妈这么做过，那会儿我五岁。我去美国大使馆面试是1997年。在那之前，1996年，玛丽和我也试过去办签证——真正的签证，但我们被美国大使馆拒了，跟妈妈被他们拒签一样。那个刻薄得多的美国佬说：“你们任何人都绝不可能拿到签证。下一个！”
现在是1999年。我九岁了，我想依偎在妈妈身边。想起罗伯托的事我就难过。玛丽看起来也很难过，因为没有人来带她去舞会。
“我头发做好了，眼睫毛也卷好了，他们却谁都不来。”玛丽说。
“没事的。”我拿起她的睡衣，那是一件超大号的亮橙色T恤，妈妈让堂莱奥从加利福尼亚带过来的。这件T恤让玛丽看着像一只胡萝卜。T恤上用英文写着什么，但除了爱（love）这个字，别的我们都不认识。
玛丽不指望有人来找她了，她穿上了这件T恤。我们的腿靠在凹凸不平的墙面上。我们透过外公装在房间中央的天窗数着星星，给每颗星星编故事。我总是会先用妈妈的名字给一颗星命名：帕特里夏。
1999年3月23日
妈妈信任堂达戈。爸爸也信任他。外公，外婆，都是。
“那个老家伙是个老色鬼，狗日的下流坯，但是你知道吗，他除了摸过别人的屁股，别的啥毛病都没犯过。”街对面摆水果摊的切莱·格洛丽亚说。外婆忙着收摊的时候，我会跑去她那里玩。她的嗓门跟高音喇叭似的，手里永远都在忙个不停：切水果，伸到围裙里给顾客找零。
她接着说道：“他总能把女人安全送到。你瞧，小家伙，我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听见了。”她的手在空中挥舞着，不让苍蝇落到水果篮上面，里面装满了切好的菠萝、西瓜、黄瓜、芒果和橘子，“我知道，你会平安抵达那里的。”
“哪里？”我知道她说的“那里”是哪里，但我还是问她。
“那边啊，小屎橛子，有大桥、比萨和泳池——你可最好别当自己是美国佬。”她大笑起来，露出两排七歪八扭的牙齿，皱纹也变得更深了，“你最好别忘了我，小屎橛子。”要是别人这么叫我，我铁定会生气，但要是切莱·格洛丽亚对你满口脏话，那就意味着她喜欢你。
外婆不喜欢切莱·格洛丽亚的大嘴巴，警告我别跟她讲太多爸妈的事情，也别跟她说我要走了。“你跟她讲一，明天在她那儿就是十，后天就是一百和一千，最后再传回你这儿的时候就成一万了。”每回我们从切莱·格洛丽亚那儿提着水果袋子回来的时候，外婆都会警告玛丽、卢佩和我。但我喜欢听她摆龙门阵。她说故事嗓门儿大，满是欢声笑语，总有一半的字眼是脏话。
“你这小家伙，反正你总会听到脏话的，狗娘养的。”切莱·格洛丽亚说。我很喜欢听她说这个词，前半部分她说得很快，前两个字咬成了一个字，“狗娘”变成了“讲”，然后她会把“养”的声音拖长以示强调，最后再落到“的”上面戛然而止，就变成了“讲养——的”。[8]
我点了一袋黄瓜切片，撒上一把南瓜子磨碎做成的调味料，还有盐和柠檬。她一边忙活，一边说：“还要别的吗，讲养的？”
我摇摇头。
“嘿。你。屎橛子。操。”她试图引起另一名顾客的注意，那家伙正因为听到切莱·格洛丽亚在我面前说脏话而大摇其头。这些字音她是收紧下巴、咬住牙齿发出来的，还弄了点口水，拿舌头抵住牙齿，嘴唇就好像准备要亲谁一样。她一边说着，一边点着头。所有人都会这么做，但她这么做的时候就会特别引人注目，就好像她在进行才艺展示一样。
“你。操。别他妈给老子装正人君子了，屎橛子。”她对那个家伙说。那是个常客，他俩都大笑起来。她的笑声有如天雷滚滚又掷地有声，挠着我的肚皮，这也是为什么我每天都会跑去她那儿要一份水果。不是因为她做的水果最好吃，而是因为她的快乐会传染。而且，她确实什么都知道。爸爸离开这里去美国那天的事，就是她第一个告诉我的。
“小家伙，小屎橛子，你瞧，你那时候好小，这么小，才巴掌高。”她手掌平行于地面，计量着我的身高，人们量动物的身高才这么量。
“你量人得这样量。”我纠正她。我的手直举着，手指指向天空，给她展示量人身高的正确方法。
“瞧瞧这个狗娘养的。”她看着那个陌生人，说道，“你觉得你比我强吗，小屎橛子？要尊重长辈！那些狗日的修女教你的都是狗屁！”她说得很大声，诊所里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然后她又大笑起来，那笑声几里地外都能听见。整个街区都覆盖在她的笑声中，浸润在她那厚重、潮湿、变形的笑容里。
她又接着说了下去：“那时候你他妈的太小了。你爸不想去，但你知道的，战争。很危险。我们都觉得这场战打不完了。那是一坨屎，没完没了。”她说着，停下来拿刀指着她正在挖眼的菠萝，“那会儿天刚亮，你妈妈肯定睡着了。她可能不知道你爸爸要走，他就是那么个操蛋的家伙，他不想把这当成多大个事儿。”
她切着菠萝，黄色汁液流了满手。
“他跟谁都没说。但他跟你外公道过别。然后他就往那边走了，只背了个背包。”切莱·格洛丽亚噘起嘴示意，朝着我们家的方向点了点头。
第一次听说那天早上的事以后，我就去问了妈妈。她确认说，爸爸穿过我们的玉米地，走向那条沥青路，走向镇上最大的那棵木棉树下的公共汽车站。
“然后你就跟在他后面走。妈的，谁都没看见你。”切莱·格洛丽亚说着，把菠萝切成大块，这样就能装进塑料袋里了，“我记得你妈妈醒的时候，太阳快要从火山上面升起来。我正在这儿支摊子。她尖叫着，可能觉得你爸爸把你带走了。然后你外婆也尖叫起来。你的两个姨妈，你外公。所有人都说着：‘那孩子，那孩子，他不见了，帮帮忙，帮帮忙啊！’他们全都吓坏了。我也以为你爸爸已经把你带走了。但接着我就认识到，那个笨蛋才不会那么干。你才刚会走路呢。我手里的活儿全放下了，也帮着找你，屎橛子。
“我们有些人去看你的东西还在不在，另一些人就在这条肮脏的土路上来来回回地找。我们也去诊所里看了。然后，机修工梅莫喊起来，说在另一条路上发现你了，于是我们全都跑了过去。”切莱·格洛丽亚正在切第二个菠萝，她顿了顿，把刀举在空中，指着我，“你就坐在那棵木棉树的树根上，俩胳膊跟那儿抱着，等着公共汽车回来。你肯定等了得有一个钟头了。我还记得，那棵光秃秃的树上满是棉花蒴果。爆裂开，那些白的狗屁东西就飘得到处都是。然后哎呀，你妈妈啊，你那个小可怜妈妈，我还记得，她的脸皱成一团，跟干梅子似的。”切莱·格洛丽亚拿刀指着自己又卷又脏的金色短发，表示她的记忆力无懈可击，“你妈妈忍不住把你胖揍了一顿。但还是先抱住了你。要是我，也会好好揍你一顿。小家伙想要那个操蛋家伙，屎橛子。你可怜的妈妈揍得你啊，我们死命拦着，她才住手。”
除了最后这段，我还挺爱听这个故事的。好多人都给我讲过这个版本，但讲得最好的还是要数切莱·格洛丽亚。护士、医生、卖蕉叶玉米粽的、贝烈萨（我最喜欢的一个醉汉，吃完午饭他会在我们家停下来喝水）、大街上几乎所有小贩。就连神父也听说过这个故事。我喜欢这样子，就好像我很有名一样。
“你一直想过去跟他们在一块儿。”切莱·格洛丽亚继续说着，一边把第二个菠萝切成的小块儿塞进一个个塑料袋，“你会去那里的，呆头鹅。但在离开这里之前，你最好睡醒了，长大了，给自己充好了电。灵光起来！聪明起来！脑瓜子转起来！”
我可不像她以为的那么迟钝、那么小。但我已经有过教训了。我不会纠正她，反倒点了点头，抓起我买的水果，走回外婆的摊位。堂达戈保证我这一趟会比妈妈更安全。我快十岁了，快上五年级了。现在是三月中旬，母亲节就要到了。问题不是堂达戈会不会带我走，而是什么时候。
1999年3月31日
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在科斯梅·斯佩索托修士教区学校（Escuela Parroquial Fray Cosme Spessotto）上学。妈妈过去经常走路送我去，或者骑自行车带我。现在都是外公外婆陪我走路去。多数时候是外公。我们走着去，路上不怎么说话。走到学校门口的黑色大铁门前，外公会指指我的鞋，拿出他的手帕，让我擦擦灰。有时候他会把我的衬衣掖进裤腰里。要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他会掸掸我的肩膀。
“要始终精神焕发。”每回他把我送到那里的时候都会那么说。他很喜欢“精神焕发”这个词。他微笑着看我走进大门。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事要出门，外公都会擦亮靴子，熨好裤子和衬衫，刮好胡子，用油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还会往身上喷古龙水。他衣服上每一道褶皱都显得十分妥帖。他还会把干干净净的手帕熨好，塞进一个屁股兜里，这对他的打扮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另一个屁股兜里放着的，则是他的黑色塑料梳子。
但在家里的时候，他永远穿着同一条牛仔裤，不系皮带，穿着旧拖鞋，上身如果没光着，就是一件白色旧T恤，那是他去五金店买油漆送的，总是超大号，上面印着油漆厂家的名字“舍温－威廉斯”。
每当外公在后院里把树叶耙作一堆，或是在香蕉树丛里砍去老枝时，外婆就会说“大肚子老头”，或者我最喜欢的，“臭老头”。
外公积攒这些T恤，就像每年12月出门办事时积攒各商家送的免费日历一样。他把日历堆在房间里那堆叠起来的T恤旁边，到了五月，就开始每天下午用这些日历生火，烧掉树叶或是当天的垃圾。
他烧东西的时候我也会出去看。我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材料着火的样子。我最喜欢看的是塑料，但我讨厌那气味。塑料烧起来很慢，先是变黑，然后会有点儿烧化了。有时候火焰会变成暗绿色或亮蓝色，我很喜欢。但如果外公看到我望着他，就会给我派活儿，让我去捡一些干透了的壳子，比如椰子树上的棕壳，椰子就是从那里面长出来，椰子成熟以后，那部分就从树上掉下来了。这玩意儿看起来像椰子壳，摸起来也像。我从树底下把这些壳捡回来，这样垃圾堆就会烧得很旺。我也喜欢椰子壳着火时发出的声音，就像烟花的引信点着时一样。
这会儿外公正在外面烧垃圾，但我更想跟玛丽在吊床上荡来荡去。我跟外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走路去学校、走路去教堂、走路去理发店和烧垃圾的时候。他很安静。我在他旁边也总是很腼腆。尽管妈妈离开后他再没有喝醉过，但我很怕他会回到老样子：朝外婆大喊大叫、打玛丽、朝天开枪。但他一直对我很好。把我送到学校门口时，他会给我钱，一两个科朗[9]，这样我就能买点儿东西。他笑着说：“需要的话就买。”
他把我留在这个满是修女的天主教学校。她们大都来自西班牙，但也有些来自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她们个个皮肤白皙，但从来都不苟言笑。她们会揍小孩，或是用系在棕色修道服腰部的带结的白绳子，或是用木制米尺，大部分人都挨过揍，我有一次也差点儿挨揍，那还是一年级的时候，我电视剧看多了，问玛格丽塔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玛格丽塔现在怎么样了？做你女朋友了吗？”玛丽把切下来的一片芦荟往我身上擦，因为我们昨天去了海滩，今天我脱皮脱得厉害。随后她让吊床摆动起来，让黏黏的芦荟汁挥发掉。
“她还是不跟我说话。”我的回答很简短，也有些生硬。我不喜欢玛丽问我玛格丽塔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避免问她她那些追求者的事情。学校的修女们给我外公外婆和玛格丽塔的妈妈都打了电话，跟他们说“我还没到交女朋友的年纪”。我还没到谈恋爱的年纪，放学后我在黑板上把这句话抄了一百遍。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放学后被留校。
玛丽逗弄着我，继续问道：“她现在咋样？你脸都红啦！”
我转换了话题：“记不记得，我以前语法学得很好？”
“你现在也还是很好啊，小切佩。”她边说边踢着地面，这样吊床会晃荡得更厉害，她的腿比我的长多了。“语法专家”是我在学校的外号。“你还跟总统握过手呢，小傻瓜！”她兴奋地说着，满脸骄傲。
那是在二年级，两年一度的语法比赛期间。萨尔瓦多所有学校都参加了。先是在本地比赛，然后是省级竞赛，我们拉巴斯省（La Paz）所有城市的优胜者会一起竞争一个参加全国竞赛的名额。萨尔瓦多有十四个省，所以有十四个二年级生闯进决赛。我是代表拉巴斯省参赛的二年级生。我！我拿到了奖牌，爸妈叫我交给堂莱奥带给他们。我是我们学校历史上第一个拿到这么好成绩的人。
“你上电视了！记得不？我们找遍了所有的频道，最后终于找到你。”玛丽兴奋地说，圆脸上挂着笑容和汗珠。
并没有哪个镜头专门拍我，那只是对这场比赛的一个简短介绍，以及所有参赛者的大合照，镜头一晃而过，在那么大一群人中我都找不出我自己来。我去参加过这场活动的唯一证据，是我们院长拍的一张我和阿曼多·卡尔德龙·索尔（Armando Calderón Sol）总统握手的照片。
那场竞赛之前的周末，我每天都会走去学校学六小时语法。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为全国比赛做准备，而最后总决赛的地方，是我去过的最豪华的酒店：洲际大酒店。
比赛那天，只有外公能陪我去，外婆、玛丽和卢佩姨妈都要干活。院长开着她的白色小本田来接我们。酒店里有很多吃的，但我没吃。我在家里吃过外婆准备的早饭了，另外我也很紧张。外公外婆都是用手抓食物吃。我也用手吃饭。评委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评判我们的进食方式吗？院长用的是刀叉。外公手握法式长棍面包，用手从盘子里抓炒鸡蛋吃。我坐在那儿看他们吃，默默复习着那些仍然最让我头疼的语法规则：所有以aje结尾的词，尽管读音一样，都是写作j而不是g，比如salvaje、ropaje、abordaje和masaje。
我们十四个二年级生被叫进要举行考试的大厅时，外公在我面前双膝着地，说：“加油！我们相信你。”
我知道这个“我们”也包括了爸妈，昨天他们打过电话，祝我好运。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我不想让学校失望。我也不想让我们市里失望。第一名会得到一千科朗，外加一整套颁与获奖者和所在学校的百科全书。第二名会有五百科朗外加同样的书。第三名只有书。我想要的，不只是参与奖的奖牌。
以前参加竞赛我都很开心，在那些竞赛中我只是尽力解题，但这次刚好是在我和玛丽的签证被拒了之后，也就是我冒充小罗伯托失败之后。我忍不住一直想着奖品。想着这样爸妈就能看到我有多聪明，为了跟他们团聚我准备得有多充分。
我甚至都没进前三。他们没说我在十四人当中的名次究竟有多低，但我感觉我是最后一名。我一坐下来就知道自己失败了。很冷。空调可劲儿吹着。我脑子不转了。好多道题我都空着。
“你尽力啦，我们都为你骄傲。”玛丽对我说。我能闻到后院里烧垃圾的味道。我想着那块奖牌，想着我把那块奖牌跟我最喜欢的玩具锁在一起，而现在必须让堂莱奥带去给爸妈了。
“我喜欢那块奖牌，知道不？这也是为什么修女们称之为一场胜利。”她说。我跟总统握手的照片被框了起来，挂在院长办公室里。她们已经给我报了今年的语法竞赛，但我可不想下次竞赛举办的时候我还在这里。
玛丽说：“你会成为你的美国佬老师最喜欢的学生。”
但愿如此。我希望那里的孩子们不会像这里的一样取笑我。他们叫我书呆子。就连我的朋友们也这么叫。因为我聪明，他们就取笑我，不过也因为我胖乎乎的。我刚开始不停地踢足球，玩捉人游戏。我不想他们继续拿我的长相开玩笑。不想他们弹我的胸膛，因为我“有胸”。不想他们在我脱衣服的时候叫我“小姑娘，小姑娘”。
至于说聪明，那不能怪我。我想让爸妈为我感到骄傲。要是哪次作业没拿到十分，我就会很难过。而且，学年末上台演讲的优秀学生下一年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买课本。玛格丽塔每年都得第二名，她不用交学费，但是得买课本。我喜欢她也是这个原因。她很聪明。
但爸妈还是会寄钱过来，玛丽就用这些钱给我买优诺酸奶和家乐氏的早餐玉米片，还有我最爱的草莓。我们镇上没有草莓卖，所以我们每个月坐车去一两次省城萨卡特科卢卡或京城圣萨尔瓦多，去那里的大超市。
玛丽微笑着说：“小切佩，你是我知道的最聪明的孩子。你妈妈的心血没有白费。”她说的是我的“午后节目”——当我握得住一小截粉笔的时候，妈妈就买了块小黑板，天天给我上课。
那块黑板现在搁在我的床头板和墙之间。我仍然很讨厌那个“节目”。妈妈有意让我坐在大门口，这样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看到我。我要是还没完成她布置的作业就站了起来，她会打我。如果我错了太多次，她会打我。如果我没按她的要求来，她会打我。太可怕了。但是幼儿园里所有小朋友都还不会写字的时候，我就已经能把整个字母表都写出来了。
妈妈走了以后，玛丽尝试过接她的班。我们坐到了门廊里，把黑板放在面前。现在我要是有什么事情没明白，我们还会时不时地把小黑板请出来。但玛丽从来没打过我。外公外婆也从来没打过我。我听他们的话。我也听妈妈的话，但妈妈没什么耐心。
镇上所有人都会告诉我，我爸我妈有多聪明。他们俩都是第一名，是轮流在学年末上台演讲的优秀学生。玛丽说：“你会一直像他们那样。”但愿如此。她晃着吊床，接着说：“他们特别为你骄傲。”我也希望他们确实如此。我们的长尾小鹦鹉一直在啾啾叫。
爸妈、玛丽、外公、外婆、卢佩，我不想让他们任何人失望。我想要比那些美国佬优秀，到了美国，每年都能当学年末上台演讲的优秀学生。
外婆老是会在她的馅饼摊上把我的事儿拿出来炫耀。外公也是。“这小家伙跟总统握过手呢。你跟总统握过手吗？”每次去理发店，外公都会这么问我们的理发师。
玛丽说：“那些可怜的修女们会想你的。”
我还没想过这事儿。修女们不知道我不会去参加全国比赛了。我不知道她们有没有开始怀疑什么。
“一切都会好的，小切佩。”玛丽说道。这也正是我在想的。芦荟汁干了。我的皮肤仍然有点刺痛，不过比起刚才已经好多了。
“准备去吃晚饭吧。”玛丽说着，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妈妈以前也会这么做。她下了吊床，动作十分小心，免得她站起来的时候我晃得太厉害。
1999年4月1日
外公默默地走着。这是个又湿又热的神圣星期四[10]，也是“罗马人”拿着假长矛，穿着喷漆盔甲、红裙子和纸板拖鞋挨家挨户跑来跑去，喊着他们在找耶稣的日子。耶稣通常由一名本地醉汉扮演，长胡子、长头发，需要几块钱打发。
我现在够大了，知道那不是真的耶稣，但我喜欢听木铃[11]的声音：木匣里装着金属螺丝、钉子、钥匙和垫圈。“罗马人”转动木铃的时候，听起来就像上千辆火车开了过来。“罗马人”首先会去码头附近找耶稣，然后慢慢穿过镇子，进入每家每户，在地上敲他们的长矛，转动着木铃，问孩子们是不是把耶稣基督藏起来了。
这会儿还是早上，街上很安静。所有人都还在休息，冰棍车的铃声还没响起，切莱·格洛丽亚的水果摊还没摆出来，醉汉也还没开始讨钱，就连狗都没出来溜达，因为天气已经非常热、非常潮湿了。
因为我和外公要来，学校大门没锁。我们走到靠近学校大门的修道院长办公室，她的门也没锁。我们推开门，看到她坐在大木桌后面的皮椅上等着我们。墙上钉着一个金色的耶稣受难十字架，还有好些装在相框里的西班牙的照片，照片之间挂着木制的和水晶做的念珠。
“有什么能为你们效劳的？”院长的声音很严肃。她说话的时候直视外公的眼睛。我站在一旁。
外公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啊，院长，尤其是今天这大过节的。”
“没事，堂切佩。”院长回答，纤细的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为小哈维尔做任何事情我都乐意。”
“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一下，您能不能准我外孙一个星期的假。”外公快速而坚定地说。在我的想象中，他当警察的时候也是用这种语气对其他警察下命令的。
“哦。”她说着，坐在皮椅上滑动起来，离办公桌远了些。轮子停下来后，她继续说道，“可是他到现在一天课都没缺过呢。”她滑向风扇，因为注意到我和外公都在出汗。
“对，是的，我一直确保他每天都会来上学。”外公说。他一开始有点结巴，但说到一半就平静了下来，说完时已经满是自信了。他向院长俯过身子，几乎是耳语道：“我一直把他当我自己的儿子带。他跟我一样守时。很乖。”
院长打断了他：“他是我们最优秀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过来跟您说，向您表示敬重。我们不会问都不问一声就把他带走。”
“感谢您抽时间过来，堂切佩。”她双臂撑在椅子上，也向外公靠近了些。
“哪里哪里。”外公笑了笑。
她盯着外公问道：“您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需要请一周的假？”她和别的修女准备用打结的腰带揍谁的时候，也会用这种眼神看人。
我见过外公练习他要说的这些话，他希望说得滴水不漏。我也知道，向一个有信仰的女人撒谎，他会觉得内疚，但市场上有人告诉他，耶稣会修女只要发现学生想偷渡去危地马拉就会报警，那可是出了名的。
外公深吸一口气，停顿了一下，说：“嗯，院长……”他又顿了顿，才接着说道，“去年我们没让小切佩去危地马拉城看动物园，因为他妈妈梦见他被搞丢了。”
“这事儿我记得。”院长边说边慢慢点头，露出深褐色修道服的顶部，让她看起来活像一只企鹅。
“我们听了他妈妈的话，没让他去。”
“预感需要得到重视。上帝总是会给我们一些预兆。”她两手交叠着放在桌子上。
“他哭啊哭啊，可伤心了。您知道小切佩有多喜欢动物。”外公说到“动物”的时候语速放慢，听起来有十个字那么长。他看着我，这是在暗示我要表现出悲伤的样子，我也照办了，低头看着脚下的瓷砖。
“当然，当然。”院长点着头，再次露出企鹅脑袋的顶部。
“他妈妈也觉得非常难过，给我们寄了钱，让我们带他去危地马拉。我当兵的时候有几个战友现在住在那儿。”
院长紧闭双唇，头低下一点儿，做出最难察觉的点头动作，算是对外公的服役表示感谢。
外公接着说道：“我会在战友家住几天。希望您理解，院长。”
“哦，我知道了。没事，没问题的。”她说，继之以“别担心。小哈维尔，旅途愉快”。她看着我们，从皮椅上站起身来，跟外公握了握手，拍拍我的头，然后把我们送了出去。打开门时，她说：“上帝与你们同行。上帝保佑你们。”我们从她身边走了出去。
在院长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她叫住了我。我转过身，听她说道：“小哈维尔，我建议你跟你的老师都说一说，让她们把作业都布置给你。现在你可不能丢掉你的第一名。”她又笑了笑，没有露出牙齿，薄薄的嘴唇只是稍微动了动。
外公大笑起来，但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如果我偷渡没成功，必须回到学校，学习成绩落后了怎么办？我们家就得给学校交学费了。我也没法跟父母在一起了。不。外公打开大门，随后又在我们身后把门关上，这时我才摆脱这些想法，振作起来。木铃还没出现在街上，天气比我们去院长办公室之前更热、更潮湿了。
外公拿出手帕，擦了擦脸。他在得意地笑，得意的是院长相信了我们的鬼话。妈妈确实没让我和同学们去危地马拉，因为她梦见有只大猩猩把我从同学们中间抓走了。我对她可生气了。圣萨尔瓦多的动物园里没有大猩猩，只有蜘蛛猴。我一直想看大猩猩。但除了这些，其他的全都是谎话。撒谎让我觉得自己很酷。我希望院长没起什么疑心，也不会打电话叫警察。外公外婆说过，他们记得，我去参加了那次全国竞赛后，院长说萨尔瓦多需要我这样的孩子，像我这样的人会让这个国家更加美好，我要是像学校里另一些已经离开了的学生那样一走了之，会是件很丢脸的事情。
※
我们回到家，木铃队伍还没到我们家这边来。我们打开外公用铁丝网和木棍搭成的大门，看到堂达戈在门廊里。我大吃一惊，他让我如此吃惊的时刻此前只有一次，有一天我放学回来，他叫我张开嘴。他在我下面那排牙右边倒数第二颗臼齿上发现了一个蛀牙洞，我之前都不知道我有。
他告诉外公：“给他补了，堂切佩。这个样子我可不能带走他。”玛丽就是这么认识牙医丹尼尔的，然后丹尼尔也成了她的追求者之一。
我们打了声招呼，堂达戈也向外公打了招呼。
“来点佩佩托[12]？”外公问。
“必须的！”对于吃水果的邀请，堂达戈一向来者不拒。
外公、外婆、玛丽和带着五岁表妹胡利娅回到娘家的卢佩从大门走向后院，外婆走在最前面。“必须的”是个信号，外公一听到就会抓起顶上有张网的长竹竿，把树上熟了的芒果套住搅下来而不至于掉在地上。
“谢谢，堂切佩。”堂达戈说得好像他并不知道每次他来我们家，外公外婆都会首先奉上水果一样。
“你好呀，小朋友！”他对我说道。
“您好，先生。”我努力让自己不扭扭捏捏，好让他知道我年纪足够大了，能跟大人聊天。但我还是有些忸怩。我不信任他。
“你牙齿都还好吧？”他以侦探的口吻问道，随后毫无征兆地用他粗大的手指抓住我的下巴，说，“张嘴。”
他推着我的头仰起来，这样就能看到我上面那排牙齿。他点了几次头，表示满意。他的胡子上下起伏，像毛毛虫一样。
堂达戈说：“很好。我们进屋谈吧，堂切佩。”卢佩姨妈、胡利娅和我留在树下，其他人都跟了进去。
卢佩19岁，比玛丽小。她14岁的时候就有了胡利娅。她并不在意我假装自己是只停在厨房外窗户下的苍蝇。大人们正在厨房里谈话，我如果站在窗户下面踮着脚，就能看到他们的嘴唇。他们在悄声细语。外公对堂达戈笑着，说着我的作业和什么好主意之类的。
堂达戈提到什么黑色背包——但我的忍者神龟背包是亮绿色的：拉斐尔、多纳泰罗、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挥舞着他们的武器，冻结在背包提手附近的一块塑料片里。他们的武器很有质感，我和玛丽在圣萨尔瓦多选了这款背包就是因为这个。
堂达戈对外公摇摇头，说不行。“不行。”又重复了一遍。他们来回走动着。外婆问了些问题，我搞不清是什么，因为她个子矮，我看不到她的嘴唇。堂达戈来回踱着步。
木铃队伍离我们家只有几条街了，可能他们会兵分两路，一拨走沥青路，另一拨来我们家门口这条土路。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就像屋顶上在下芒果雨一样。堂达戈说得更大声了：“堂切佩，你护照弄好了吗？”
外公靠近了些。外婆几乎要哭出来了。
“弄好了。”外公声音很大，很确定。他直视着堂达戈。他俩差不多高，堂达戈要高两三厘米的样子。
“哇哦。”堂达戈答道。这是唯一一次我听到他这么说。电视上的墨西哥人也会这么说。“别忘了。”
外婆在空中画了个十字，抬头看天，但天空被厨房屋顶挡住了。她低声说了些什么。外公走近堂达戈，我想他们在握手。他们谁都没笑。没有人再说什么，堂达戈迈步走向前门。他在外婆摆玉米馅饼摊的地方停了下来，转过身对外公说：“堂切佩，跟帕特里夏那次一样。我会提前两天打电话。”然后他便离开了。
“罗马人”沿着街道冲了过来，问着耶稣基督在哪儿。咔嗒咔嗒咔嗒咔嗒。他们从堂达戈身边走过，在我家大门口停了下来——我长大了，不会假装还相信这些了。胡利娅看着这些奇装异服的人大笑起来。木铃的声音那么大，就像用扳手敲金属门一样。
1999年4月4日
三天了，堂达戈还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打电话来。
“蛇头都会慢慢来，就像乌龟一样，小傻瓜。”我和玛丽躺在后院牛油果树下的吊床上，就在外婆卧室外，她一边晃动吊床，一边说道。我们吃着一碗青芒果，玛丽切成片，用柠檬、盐和沙司酱腌了腌。“他们得让其他人也都准备好。”
什么其他人？这还是头一回有人跟我提到别人。我以为只有我跟堂达戈，走啊，跑啊，跳过围栏，一直到妈妈那里。
“别担心，小切佩。”玛丽说着，把另一片爽脆的芒果塞进嘴里，尝到柠檬与青芒果混在一起的酸味，她脸上皱了起来。但我还是很担心。要是我没去上学，修女们会怎么想？她们会报警吗？
我努力去想别的事情，比如耶稣如何在周五被钉到十字架上，然后今天早些时候又复活了。今天下午外公会送我去教堂，这样修女们就仍然会认为我是个合格的天主教徒。他很可能会告诉她们，我的危地马拉之旅还得等几天。玛丽的举动有些奇怪。大家的举动都有些奇怪。
神圣星期五，也就是耶稣受难日那天，玛丽和她一个前男友的父母带我去了圣萨尔瓦多。他们仍然会时不时来看望我们。他们从圣佩德罗诺努阿尔科（San Pedro Nonualco）开着堂帕布里托的蓝色皮卡车过来，接上外公外婆去码头吃海鲜大杂烩，有时候还会带我们去海滩。这周五，他们带上玛丽和我去了圣萨尔瓦多。堂帕布里托给我们吃他知道的最好吃的玉米馅饼，味道还行，但绝对没有外婆的好吃。随后我们去了普拉内斯伦代罗（Los Planes de Rendero），在普埃尔塔迪亚布洛（La Puerta del Diablo）公园看了日落——这两个地方我都听过太多次了，但还从来没去过。风很大，很冷，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柏树。
又见到堂帕布里托和堂娜露易丝塔让我很开心。我喜欢他们。他们很喜欢玛丽，也希望莫隆跟玛丽结婚，而不是跟前女友复合然后搬去了西班牙。堂帕布里托和堂娜露易丝塔看起来很开心，我多希望外公外婆是他们这样。他们会互相分享吃的喝的，会拥抱、亲吻，还会手拉手，尽管他们都那么大把年纪了！
我甚至从来没见过外公外婆手拉手！我也有点理解，因为外公还在机场上班的时候，每回第二天要放假的话，他回到家里都会有点醉意，但并不会醉得太厉害。他放下自己的东西，换好衣服，就穿过玉米地去库梅罗的五金店。他整晚都在那儿喝酒。他会在快到半夜的时候回家，砸厨房门。有时候外婆会给他开门，什么也不问。也有的时候外公会撞开门自己进来。外公想放音乐的时候他们会大吵大闹。外公把音箱开得很大声，外婆对他大吼，妈妈也对他大吼，他则会吼回去。玛丽和我待在床上。卢佩会拿枕头捂住自己的脑袋。
最糟糕的一次是他拿枪指着外婆的头，我大哭起来。还有一次，妈妈把一个搅拌器扔到外公脚下摔坏了，外公拿着砍刀追妈妈。我不愿意去回想那些夜晚。这也是为什么我害怕他。外婆从来都没跟他拥抱过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外公不抱任何人。连我都没抱过。
“别担心，小切佩。”玛丽又说了一遍。她看得出来我在设想一些糟糕的情形。她递给我一片芒果，又脆又咸，大小刚好入口，正是我喜欢的。
“还有啊，”玛丽接着说，“外公会跟你一块儿去危地马拉。”她把另一片芒果放进自己嘴里。“那差不多已经是一半路啦。”她费劲儿地说着，嚼碎的绿色芒果差点儿从嘴里喷出来。
那个星期四堂达戈来过以后，爸妈每天都会打两次电话来。每回面包师的儿子跑来说谁谁打电话来了的时候，我都希望是堂达戈。我觉得外婆、外公、玛丽、卢佩也都是这么想的，就连小表妹胡利娅也是。他们都抻长了脖子，想听听面包师儿子嘴里会蹦出什么名字。一听到不是堂达戈，他们就立马变得没精打采，就像外婆花园里几天没浇水的蕨类植物一样。
※
在小美的吠叫声中，穿过厚重而潮湿的空气，街上传来了面包师儿子的呼喊：“电话！”我冲向前门。
“是堂达戈。”他那口气就好像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一样。我以最大的音量喊出堂达戈的名字，比小美的声音还大。外公听到了，从他的房间里冲出来，又冲回房间取钱好付给面包师。
“我说什么来着！快，快！”玛丽说，笑得眼睛都快眯缝得看不见了。外婆收拾起东西来。小美不叫了，开始原地转圈。
我都忘了我手里还端着一碗水果，我从前门冲回厨房，把碗放下，水果的汁液洒得我满身都是，但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卢佩和胡利娅留下来看家。
我们在面包师家的客厅里等着那部米色电话响起。
只响了一声。面包师拿起电话交给外公。不到三十秒，堂达戈就交代完了他需要交代的事情，外公挂了电话。
“搞定了。感谢上帝。”外公把电话放回原位，转身朝我们说道，“两天。”他的声音比平时柔和，都快听不见了。他双眼圆睁，话音落在水泥地上。
两天！我尖叫起来。转着圈，蹦蹦跳跳。嘴里不断说着：“我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我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眼泪顺着我的两颊流下来。面包师的孩子们盯着我看，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我好开心！终于，我最期待的事情就要实现了！
外公只有按住我，我才不会撞到面包师家里的东西。“等一下。”他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他细细的眉毛和标准的国字脸离我更近了，“我们得给你爸妈打个电话。”
“是，是。”我喃喃道。我的鞋里就像进了石子儿一样。我完全待不住。真的要实现了。我要上路了。上路上路上路。
妈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终于，小切佩！”她简直要哭出来，我知道她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她的声音就像夜里入睡前印在我额头上的一个湿漉漉的吻，如此完满，又像一个拥抱。她说了很多，我几乎全都没听懂。爸爸也说了些差不多的话。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我终于能看到他的声音从他的嘴里出来了。我终于能摸到他的胡子，他的头发了。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一切，一切都会按计划一一实现的。”他俩都说，“你没问题的，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你，堂达戈会又快又安全地把你带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爱你，非常非常爱你。”
然后妈妈要外公听电话。
他跟妈妈讲，他会跟我坐公共汽车去圣萨尔瓦多，去西站。他告诉妈妈：“同一个车站。中午。”他的声音恢复了正常，很严厉，就好像他讨厌说这么多细节。
我又拿到了电话，爸爸妈妈说，我会跟另外六个人一起走。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们给我买了好多玩具和衣服。我几乎能感觉到妈妈的体温。她的笑声，她的手，她亲我脸颊时我脸上那“啵”的一声。我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见到他的金项链。
外公外婆和玛丽走着回家，但我是跑回家的。我冲进门，直接跑到我的抽屉那里，爸妈从北边寄来的所有相册都在这里面放着。我让玛丽跟我一起又看了一遍。
1999年4月5日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学，但没有人知道。我在学校写下：
何塞·哈维尔·萨莫拉
1999年4月5日，星期一
下面没有写我编的数字。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拿到了所有老师布置的作业。所有人都认为我只会缺课一周，下周一我就回来了。对我最要好的朋友撒谎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堂达戈告诉外公，我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我要走了。爸妈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也嘱咐过我同样的事情，今天打电话时又嘱咐了一遍。
但他们谁都没说放学后不能邀请我最好的朋友来家里最后玩一次我的玩具。我要是不把所有作业都写完，妈妈是绝对不会允许我玩玩具的，真的要做完所有作业。但玛丽和外婆不一样，一直都不一样。
放学后，亚历杭德罗、托里托、阿兰和弗雷迪陪我从学校走回家。他们全都知道我有多珍爱自己的玩具。我从来不会把最新的玩具拿出来玩，就算是好朋友举家来访时也一样。就算总统来了，我也不会拿出来。这些玩具我视若至宝。我把爸爸妈妈在我七岁生日时寄来的蜘蛛侠留在盒子里，只时不时地稍微打开盒子闻一闻美国的味道：那味道那么新鲜，跟这里的任何味道都截然不同。
但既然这是我下次回来之前最后一次跟朋友们在一起了，我就给他们看了我最珍爱的收藏：一只所有关节都能动的金刚狼；我的恐龙战队红衣战士，有个按钮，按一下就能把头盔变成真正的人脸；《霹雳猫》中狮猫的长剑，在黑暗中会闪闪发光；还有《侏罗纪公园》里的雷克斯暴龙，有个遥控器能让它走动和咆哮。我的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所有这些我从来都没有拿出来过。我把这些玩具放在我“最好的玩具”抽屉里，那个抽屉只有我和玛丽有钥匙，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才会再打开——也许圣诞节的时候。我会回来的，不像那些离开这里，留在美国的朋友们。
亚历杭德罗比我大两岁，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个年级，因为他二年级留了两次级。他就像我的大哥哥一样，只不过我比他聪明。我把我的经典蝙蝠侠送给了他，反正我也不玩了。
“哎呀，哈维尔，这是为啥？”他的声音有些无力，还耸了耸肩，就像在课堂上问问题时那样。
“爸爸妈妈跟我说，要多与人为善。而且……”为了听起来更像真的，我补充道，“而且我们的妈妈也是最好的朋友啊。”这倒是真的，不过我妈妈离开后她们也没怎么说过话了。他点点头，抱了抱我。
我对另外三个人也如法炮制，又说了几遍同样的谎话：爸爸妈妈希望我为朋友们做几件好事。我把坏了一只胳膊的恐龙战队蓝衣战士送给了托里托。有时候我考了第一名，托里托会很嫉妒，现在我要走了，他就有机会考第一了吧。
阿兰足球踢得比我好，怎么踢弧线球就是他教我的。他很喜欢汽车——他爸爸开拖车，就像电视剧《两个女人一条路》（Dos Mujeres, Un Camino）里的埃里克·埃斯特拉达（Erik Estrada）一样——所以我把一辆红色的风火轮小卡车送给了他。
弗雷迪从来都不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我送了他一个《永远的蝙蝠侠》系列里的罗宾动作玩偶，他的披风已经没了。
他们谁都没有起什么疑心。就算有，也没人说出来。我又一次觉得自己就像詹姆斯·邦德，没露半点破绽。他们走了，我跟他们说再见，跟之前的每一次没有任何差别。
天色已经有些晚了。我和玛丽待在她床上，每天晚饭前后我们都躺在这里，透过天窗看向天空。月亮已经半圆。
“你会想念你这些小朋友们吗？”玛丽问道。我们已经吃过晚饭，外婆做的炸丝兰根是我的最爱，吃得我们好撑。今天早上她问我晚饭想吃什么，然后就答应我做这个。她答应我会做得非常特别，也确实这么做了：她往上面加了酥炸小杂鱼、煮鸡蛋和硬奶酪，什么都加上了。而且，外婆到底是外婆，她还做了我最喜欢的玉米馅饼，里面有豆子、奶酪和洛洛可花。
“会。”我贴近玛丽说道。我也确实这么想。我会想念朋友们。“但是我会回来看他们的。”
“最好是哦。”她说着，抱住了我，她的皮肤因为潮湿而黏黏的。
昨天我们看过的几本相册留在床边梳妆台上，玛丽从里面拿起一本问我：“再看一遍？”
我点了点头。她拿着那本小巧的黄色相册，封面上写着“柯达”，还有一张金门大桥的照片。她坐到我旁边后，我意识到这些相册都会留在这里，就如同我的玩具、树上的水果、小美、我的朋友们、我的猫、我的长尾小鹦鹉和我在这里的所有家人一样。
我们翻动着那些照片，但这次感觉不大一样。我们在一张照片上停了下来，那是爸爸站在一个花园前，后面写着：这是我建造的花园中的一个。他个子很高，胡须浓密，肌肉发达，脖子上挂着金项链。他双手叉腰，就像超人刚救了人一样。
我不记得有没有触摸过他的皮肤。相册里有我们俩在一起的照片，我在他肩上或者在他怀里。有一张照片上他穿着一身足球队服，我们站在足球场上——他正要踢比赛，要不就是刚踢完。他的声音我听了无数次，我能从一大群人里听出他的声音来，而现在，我终于要见到他了。
玛丽和我坐在床上，背抵着墙。外面已经全黑了。蝙蝠扇动着翅膀，所有星星都出来了，与月亮交相辉映。
“我们透过天窗看星星吧。”我说。我们的胳膊互相贴着。玛丽亲了亲我的额头。我感受到她触碰我的皮肤，感受到她嘴唇上的褶皱时，我有些忧伤。我没想到我还会忧伤。因为就要走了，我一直那么兴奋。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坐在这里，那么长时间看着星空了。我留意着她的呼吸，尽力跟她保持一致。但现在我想骂人，想骂特别脏的脏话，脏到修女们会罚我念万福马利亚念一千遍。但我没骂出来。我静静躺着，把那些话咽了下去，就像咽下一大口止咳糖浆一样。我们数着星星。
1999年4月6日
天亮了，跟妈妈走的时候一样靛蓝。玛丽吻醒了我，我得收拾起来准备动身了。公鸡叫起来，小美叫起来，鸟儿叫起来。世界醒来了。星星一颗颗隐去。
为了冲凉，我从井里打了一桶水上来。外公已经冲过凉了。外婆给我擦干身子，玛丽熨好了我的衣服。行头已经选好了：一件很好看的正装衬衫，深蓝色。深蓝色牛仔裤。黑色腰带。黑色正装皮鞋。
煮鸡蛋、牛油果 、硬奶酪和玉米薄饼旁边，是一个黑色背包。背包的牌子甚至都被去掉了。背包里面有一件深色T恤、黑色长裤、两条内裤、一双备用的鞋、塑料牙刷、一把梳子、几条踢球的短裤、一管高露洁牙膏、一块棕榄香皂、海飞丝洗发水，以及另一件深蓝色短袖正装衬衫。里面还有个笔记本，几支比克圆珠笔、铅笔和学校老师发的作业。
“所有东西都必须是深色的。”玛丽解释道，“堂达戈这么吩咐的。”
我吃着早饭，外公在门口等着，拿着我的黑色背包和他自己的普通背包。他看着表。
外婆给我梳头。玛丽在我面前跪下来，帮我扣好衬衫，掖进裤腰，亲了亲我的额头。
卢佩也来了，之前她从没这么早来过。她对我又是亲又是抱，还祝我好运。胡利娅在外婆床上安睡，一边一个枕头，这样就不会掉下来。
外婆亲了亲我，跪下来抱住我。随后玛丽也同外婆一起抱住了我。这时候我才哭出来。真要上路了。我一直盼着上路，但这也太快了。
“我们非常爱你，小切佩。好好照顾自己。在这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上帝保佑你。我们都等着你。祈祷你能安全抵达那里，小哈维尔。”她们齐声说着，声音很轻软，每个字都会顿一下，泪水沿着她们的圆脸流下来。我也哭个不停。
然后，她们在我额上、在我头上、在我整个身体上画了好些十字，用她们的手擦干了我的泪水。
外公抓起我的胳膊，带我走出门外。“别回头。”但我还是回头了。我看到外婆和玛丽站在门框中间，互相搀扶着，卢佩两手搭在她们俩肩上。
“走吧。”外公说。我们便走了。
[1]原文为西班牙语。本书原版以英文写成，但作者在行文中时常会用一些西班牙语（萨尔瓦多的官方语言）词句和北上沿途国家（危地马拉、墨西哥等）的方言俚语，这些词句在本书正文中均以仿宋字体体现。原书中还有一些作者以斜体字强调的英文词句，本书中则以楷体体现。——编者注
[2]欧洽塔（horchata），一种冷饮，原产于西班牙瓦伦西亚，主要用大米制成，呈白色，还会加入糖、芝麻和一些香料调味。欧洽塔在萨尔瓦多可以说是一种国民饮料，该国还于2006年制定了这种饮料的质量标准。这句后面写到的也是几种饮料，但列出的相当于是主要原料的名称。——译者注
[3]原文为“Wa-ching-tón”和“Jius-tón”，意在模拟萨尔瓦多人的发音。——编者注
[4]“屎橛子”原文为“cerote”，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用得很多，可用于朋友之间的昵称，也可以算是骂人的话，更有“一坨屎”的意思。这个词之于中美洲人，有点类似于“negro”一词之于黑人，内部互相指称无伤大雅甚至有亲昵之意，但外人用来指称他们则是很严重的冒犯。——译者注
[5]复活节前一周，也叫受难周，用来纪念耶稣受难。——译者注
[6]原文mojado意为“湿”，在西班牙语中也可以表示“湿背”（wetback），原指非法越境进入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人，因需要泅渡或蹚过界河格兰德河，身上会打湿，故名。现该词可泛指非法移民或美籍墨西哥人，但主要意思仍是墨西哥非法移民。——译者注
[7]这一段原文用到了cross （西班牙语cruzó）一词的多种含义：作为动词为“穿过、越过”，作为名词为“十字架”。原文用到的另一个词crucifix还特指耶稣十字架受难像（也译作十架苦像），中文难以用一个字兼顾，姑且联系上文译作“十字架上自渡渡他”。——译者注
[8]此处脏话原文为西班牙语“hijueputa”，格洛丽亚把音节“hijue”念成“jue”，然后用一个爆破音强调“pu”，随后落在“ta”上，并拉长“a”音，最终念成“jue-pú-tahhhh”。为阅读便利，译文稍作处理。——编者注
[9]科朗（colón）是萨尔瓦多在1919年到2001年期间发行的货币。2001年，美元取代科朗，成为萨尔瓦多的法定货币。科朗停止流通时，1美元=8.75科朗。——译者注
[10]为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也叫濯足节，是为了纪念耶稣最后的晚餐设立的节日，在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乃至亚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为法定假日。——译者注
[11]木铃（matraca）是一种木制响铃，装有只能单方向转动的棘轮，在转动时会因为齿轮拨动木片发出敲击声，在“耶稣受难日”用以代替教堂钟声。萨尔瓦多的木铃还会在里面装一些金属零件，使之发出金属的声音。——译者注
[12]佩佩托（pepeto），产于萨尔瓦多的一种热带荚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