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茶道的分类
雅士茶道
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中国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茶助文思，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最先体会茶的神韵，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
士要想有所作为就得“入仕”。荣登金榜则成龙成凤，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
中国文人嗜茶者在魏晋之前人数寥寥，懂品饮者更是凤毛麟角。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然而在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的名士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仕”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千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在当时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吏，他们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他们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因此，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著之以文传播茶艺；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成，使饮茶升华为精神的陶冶与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
茶人对于饮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人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闲情雅致的品若中悟出点什么。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雅”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品茗之趣；二是茶助诗兴；三是以茶会友；四是雅化茶事。
正是由于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术与文化、与修养、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受其影响，又应运而生了其他几个流派。因此说是中国的“士”创造了中国茶道，原因就在此。
贵族茶道
贵族茶道是由贡茶引发并演化而来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借权力和金钱求其极，虽然在当时违情背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但源于明清的闽潮功夫茶即贵族茶道，却一直发展至今并日渐大众化。
茶为活品，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推及皇室成员，再是达官贵人。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华阳固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凯旋而归。此后，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踞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迅速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的名茶。中国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喜恶能够影响全社会的习俗。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和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然而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行。总之，贡茶让老百姓受尽了苦难。
到时候，为了给皇室进贡茶，男废耕，女废织，夜以继日地劳作。茶之灵魂被扭曲，生出一个畸形物：贵族茶道。茶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
贵族们不仅讲“精茶”，也讲“真水”。相传，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坛封装，从无锡到长安“铺递”，奔波数千里，劳民伤财。此后因土云游和尚点化，知其弊端，才“人不告劳，浮位乃洱”。乾隆皇帝也曾亲自参与“孰是天下第一泉”的争论，用“称水法”一锤定音，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为求“真水”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
贵族茶道的茶人皆是些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他们大多不讲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有两点是必需的，一是有权势，二是有财富。于茶艺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权力”和“金钱”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
虽然贵族茶道有很多违情背理的地方，但因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使这一茶道成为一重要的流派香火绵延，客观上讲，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着一定的社会价值。作为茶道应有一定仪式或程序，贵族茶道走出官门在较为广泛的上层社会流传，其富贵气主要体现在程序上。其变种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传的闽潮功夫茶。
禅宗茶道
僧人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稗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目“茶苏”的饮料。清饮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举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乃是千真万确。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全所说的“六碗逼仙灵；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想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士显然是化名，以“居士”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也就不足为奇了。陆羽自小就跟着智积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绍于在建中元年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侈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因此自销三分佛气。
僧人嗜茶的原因是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都可谓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秤尚、居士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稗一坐就是3个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磨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人非圣贤，绝对不沾染红尘是很难的，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人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美女子亦难免会神不守舍，饮茶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出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久负盛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被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
武夷岩茶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由此名便可知武夷茶与佛门有缘。
电溪绿茶曾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培植而成的。明代冯时可于《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故人称松萝茶。”
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曾有种植，唐肃宗年间（公元757～762年）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是由僧人种植的。
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
惠明茶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
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问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
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于佛经。
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茶。
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列。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武夷天心观、扬州稗智寺、天台雁荡山天台寺、东山洞庭寺等等，真是不胜枚举。
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世俗茶道
茶既是雅物，也是俗物。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行于戏场，染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世俗茶道”，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
当它进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活剧。
唐代，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诸国，借此打开外交局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茶也是功不可没。唐代，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江南茶农为抗议榷茶制度，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剪，欲借此“以制番入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茶是个灵物，随同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在我国清代，官场钦定有特殊的程序和含义，有别于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在隆重场合，如拜谒上司或长者，仆人献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主客同然。如果贸然取饮，就会被视为无礼。主人若端茶，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马上告辞，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换茶”，表示留客，这叫“留茶”。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人情往来靠它，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茶通用于不同的场合，成事也坏事，温情又势利，茶虽洁物亦难免会落入染缸，常扮演尴尬角色，有人借茶行“邪道”，然而罪不在茶。
茶入商场，又是另外一副面孔。在广州，“请吃早茶”是商业谈判的同义语。一盅两件，双方边饮边谈。隔着两缕袅袅升腾的水汽打开了“商战”，看货叫板，讨价还价，暗中算计，价格厮杀，终于拍板成交，将茶一饮而尽，双方大快朵颐。如果没茶的话，这场商战就显得少了很多味道。
茶入江湖，便添几分江湖气。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诉诸公堂，不急着“摆场子”分上下，论高低，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请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地点多在茶馆，名叫“吃讲茶”。
茶道进入社区，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构成社区文化的一大特色。如城市的茶馆就非常世俗，《清稗类钞》记载：“京师茶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注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茶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民国年间的北京茶馆融饮食、娱乐为一体，卖茶水兼供茶点，有评书茶馆，顾客过茶瘾又过书瘾；有京剧茶社，唱戏者有专业演员也有下海票友，过茶瘾又过戏瘾；有艺茶社，看杂耍，听相声、单弦，品品茶，乐一乐，笑一笑。
文人笔下的茶馆虽不甚雅，却颇有人间烟火气，在老残先生的“明湖居茶馆”，可欣赏鼓书艺人王小玉的演出；在鲁迅先生的“华老栓茶馆”里能够听到杀革命党的传闻并目睹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镜头；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你更可见到1889年清末社会各色人等，什么闻鼻烟的、玩鸟的、斗蛐蛾的、保瞟的、吃洋教的、特务、打手……等等，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带了其一生。……总之，一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
茶叶进入家庭，便有家居茶事。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中有一首诗：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事皆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天伦之乐，茶中有温馨。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法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富贵之家，茶事务求精妙，可夸示富贵、夸示高雅，不足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只要烹饮得法，亦可得茶趣。茶不孤傲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
综上所述，茶作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发出五花八门的茶道，可称为官场茶道、行帮茶道、商场茶道、社区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气、有霸气、有匪气、有江湖气、有市侩气、有脂粉气、有豪气、有小家子气，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学的内蕴。我们可概括的称之为“世俗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