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安、正始诗歌的时空慨叹

汉末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汉末的党锢之祸、宦官专权，紧随其后的三国争霸、西晋代魏，使西汉盛世的太平景象荡然无存，儒家的经典逐渐失去了绝对权威的地位，文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许多文人在现实的黑暗面前深感朝不保夕，故而转向对个体存在困境的思考，寻求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途径。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使文人诗对时序变化格外关注，强烈的时空感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随着儒学的全面衰落，玄学成为当时显学，玄学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崇尚自然，倡导“贵无”，为当时文士处理进退出处的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玄学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也即“本末有无”问题，不仅使文人心态中渗入了内省体察和静悟思辨的成分，使诗歌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而且促使诗歌从时空的高度去探讨人生的意义，追寻生命的来源。此时诗歌的时空观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精神面貌。

“时间是生命的本质，时间的不重复、不间断性保证了生命的存在。”[3]中国文人对生命价值的探求，对人生苦短这一伴随人类诞生就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的困惑，致使他们对时间流逝予以普遍的关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圣孔子就站在川上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他从川流不息的逝水中领悟到时光匆匆，人生亦匆匆；屈原也在《离骚》中不时发出感时之叹，“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面对飞逝而过的时间，想到理想的实现是如此渺茫，苦闷而彷徨。“现实的时间，总是与空间相关的，度量时间，应在一定的空间中度量。”[4]可见，时空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某一时期诗歌的时空观，既体现了此时诗歌的内涵，也体现了文人的心态特征。汉代文人作品中的时空观本来是很广博的，司马迁在数十年足迹踏遍大半中国的实地考察与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大空间），构筑中华民族从有人类以来的通史（长时间），成为博大精深的鸿篇巨制，汉大赋用洋洋洒洒的文字对都邑、宫殿、亭台、楼阁等空间范围的铺陈或对时间过程的展示，反映汉帝国的繁荣、强盛，都体现了汉人时空观的博大、开阔。汉代文人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稳定的繁荣时期，他们笔下的世界能够涵纳万象、吞吐山河，宏大而雄伟。及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战争、死亡困扰着此时的文人，魏晋之际、两晋交替时的权术纷争，更加深了文人的悲剧心态。在诗歌中，将两汉时对博大时空的赞美变为低沉的时空慨叹，处处充斥着悲哀、苦闷的精神感受。

时间的流逝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时代而变化，但在汉末魏晋这么一个特定的时期，大批百姓死于战祸，即使像嵇康、张华、陆机这样的大文人也死于非命，活着的人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心灵的挫伤，如曹植、蔡琰、王粲、阮籍等都在战乱或改朝换代中饱受精神磨难。所以，他们发出了当时最强的忧生之嗟：“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古诗十九首·明日皎夜光》）“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曹植《浮萍篇》）“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二）在时间的流逝中，人的生命如一阵风尘，一闪而过，实在是太渺小了，就连当时称雄一时的曹操面对庆功的酒宴也会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的慨叹；陶渊明隐居乡村似乎自得其乐，但面对时间的流逝仍然感叹“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可见这是一种时代的感慨，任何文人都避免不了。人生短促的感慨来自宇宙空间的博大，“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曹植《薤露行》）。外在世界的阔大与个体生命的短促形成强烈的反差，愈是博大的空间，愈使人感到人生的渺小，有限的人生处于无限的空间中，怎能不使人感慨万端呢？正是基于这种时空观，诗人们便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对个体生命存在困境的观照和冥思。

东汉末年代表文人诗最高成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它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反映了多方面的思想与人生追求，但对人生如寄的感慨却如出一辙，“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忽如寄”“奄忽随物化”，人像是暂寄于世上的一粒灰尘，转瞬即逝，而客观空间即天地万物却永远生生不息，短暂的人生根本无法抗衡茫茫宇宙。由此，《古诗十九首》充满了对死亡的普遍关注，“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万物盛衰有时，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自然也逃脱不了死亡，因为人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无法自保，所以对死的恐惧与对生的焦虑才成为汉末魏晋诗人的普遍心态。当然，直面死亡是为了更现实地观照人的生存困境，所以，《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并没有在幻想中逃避世界，他们更看重的是现时性的人生享受，放纵自己的情志及时行乐，“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虚幻的求仙不可信，现实的享受才是实实在在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人生苦短，个体生命的过程应该有许多欢乐值得追求。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因为他们更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所以对现实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5]当然，无论是畅饮美酒，还是秉烛夜游，都只是追求感官上的一时满足而已，这一时的满足，并不能消除汉末文人时空观中的矛盾与焦虑，这些文人也便不可能真正得到解脱。

汉末，建安诗歌的时空观则又呈现不同的风貌。建安是群雄奋起、争霸天下的特殊时期，以曹操为代表的庶族文人一旦登上政治舞台，便体现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和进取精神，后人评价“建安风骨”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司空图《诗品》），即指建安诗人的作品在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上表现出强大的力度。他们的诗从《古诗十九首》那种内敛式的结构中解放出来，往往从大处着墨，用粗线条勾勒出一幅幅巨大广阔的生活画面。曹操是乱世枭雄，他的诗中充满了主宰大地沉浮的雄心壮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阔大的空间感体现了诗人宏大的理想境界，表现出审美主体吞吐宇宙万象的气魄。曹植早期的《虾鳝篇》中的“壮士”、《白马篇》中的“游侠儿”体现出少年驰骋天下，实现理想的英武之气。“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曹植《杂诗》）“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曹植《远游篇》）诗人总能站在一个至高点来看世界，所以空间便格外空旷、辽阔，胸怀也格外博大，这是建安诗人“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德祖书》）这一积极参政意识的真实写照。

建永世之业，实现人生的价值，是建安文人期望的理想境界，而倏忽易逝的有限生命又迫使诗人不得不时时去窥视那幻灭的悬崖。宇宙无穷，生命不永，功业无期，盛时难再，由此建安诗人的时空观在雄阔、激昂之上又蒙上了一层苍凉的感情色彩。“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幹《室思》）“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穷而人生短暂，建安诗人在这巨大的落差中观照自己的生命，心灵深处萌发出无法抑制的悲哀。建安诗人大都经历了汉末惨烈的动乱，曹丕、曹植生长于战乱之中，王粲、蔡琰更被迫流离失所，他们目睹了战乱带来的死亡枕藉、骨肉分离、生命大量毁灭的惨状，所以，人生的微弱和易逝感才如此强烈。在这种心境影响下，建安诗人也想到了求仙，希望与天地神仙为一，曹植的诗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游仙诗，但这类诗或求得一时的精神上的自由，或作为愤懑抑郁之后的一时安息，是一种暂时的解脱，最终他们还是在对理想的积极追求中参透了人生。他们的时空观体现在他们对生命的理解上。曹操说：“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精列》）曹丕也认为：“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丹霞蔽日行》）宇宙的运行有它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有生就有死，有荣就有枯，但他们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他们以建不世之功来使有限的生命变为无限，曹操在“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的悲叹之中，也有“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胡行》）的慷慨情怀；曹植感叹“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随后却勉励自己“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在对天地无限人生易逝的时空慨叹中，他们没有陷入悲观情绪，而是为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所触动，要在有限的时间中干一番事业。这使建安诗人的时空慨叹于沉郁中透着超拔，在激昂里又充满苍凉。

魏晋交替之际及整个西晋，浓重的对时间流逝的悲伤复又弥漫于整个诗坛。此时的诗人身历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深感人命危浅，朝不保夕。阮籍自云其诗“仰瞻景曜，俯视波流”（四言《咏怀诗》），可见，他的诗歌的时空感是极强的，诗人“登昆仑而临西海”，深感自然人生都“超遥茫渺”（《清思赋》）。与前代诗人相比，阮籍站在玄学这一特定的哲学高度上构筑他诗歌的时空观，从而使他的诗更多了一些思辨色彩。他的代表作《咏怀诗》中同样充满了人生短促、忧生忧死的感叹，“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与汉末诗歌对死亡的关注一样，西晋诗人的诗中经常写到坟墓，或象征坟墓的松柏，不仅阮籍如此写，张载、陆机也同样如此写：“顾望无所见，惟睹松柏阴。”（张载《七哀诗》）“坟垅日月多……人生安得长。”（陆机《门有车马客行》）诗人的笔一齐转向坟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改变，它旨在用对死亡刻骨铭心的记忆，提醒人们一切虚幻的名利乃至生命在死亡面前都是空洞虚无的。西晋诗人的时空慨叹由此充满了浓重的悲哀情调。

阮籍《咏怀诗》中出现了大量的时间意象，在对一年四季的时段描写中，最多写到的是秋，“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秋风”“清露”“凝霜”“朔风”等代表秋天的意象，承接前代文人“悲秋”感受而来，体现了诗人灰暗而悲凉的心理状态。在一日的时间中，最多写到的是“暮”，“日暮思亲友”“日夕望西山”“白日忽西幽”“白日陨隅谷”，一日之暮与一岁之秋都预示着一种由盛转衰的暮年心态，诗人反复写秋、写暮是写自然，更是写人生。面对这种由盛而衰、不可阻挡的时间流逝，诗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咏怀诗》时间意象中还出现了表达舒缓与倏忽意义的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意象群，但它们体现的意义是一致的，比如诗中经常运用“一”这个数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这里“一日”“一夕”“一朝”的时间详叙，并不是说明日子过得从容，而是写出苦难的繁多，诗歌把时间分割成许多更小的单位以表达诗人的主观感知，诗人的心理时间便表现出一种可感知的密度，使读者感到诗人那种生活在恐惧、痛苦之中的漫长和沉重感。此外，诗人又经常喜欢用“倏忽”“须臾”“忽”这类词语，时间的变化总是如此快速，而人的苦难则是如此悠长。时间意象的大量运用，显示了诗人强烈的时光流逝感。虞德懋先生认为，阮籍“特别擅长表现虽囿于感情羁绊，悲怆欲绝仍对整个生命价值寻觅不止的潜蛟于渊的深长思绪”。[6]的确如此，在痛苦不安中，阮籍也在寻求解脱的方法，但他的视角没有转向及时行乐，而是转向玄学境界。玄学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为一，将个体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之中，个体便因此而超脱了人间苦痛。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先生”，正是他追求的理想人格，“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咏怀诗》第三十二首写道：“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诗从空间着笔，俯仰寰宇，秋气肃杀，而时光易逝的抒写贯穿始终，人生易逝，世事沧桑，“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在陈子昂之前，阮籍抒写了一种处于广博天地时空的孤独感。诗最后写道：“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诗人表示愿随神仙而去，当然，这里的神仙并不是道教中长生不死的仙人，而是天人合一的玄学境界。但纵观整部《咏怀诗》，玄学的至高境界并没有完全使诗人解脱，因为愤世之情充溢诗中，难以逍遥忘世，使阮籍诗呈现一种心态不平衡的悲怆和幽愤。从《古诗十九首》到《咏怀诗》，中国文人的审美视角已由开放变为幽闭内敛，风格趋向纤密、低回，个体生命在宇宙中的渺小、孤独，使诗人体会到无家的困惑，感悟到灵魂无所皈依的苦难。

阮籍认为：“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清思赋》）嵇康也追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赠兄秀才入军》）的境界，祈求超脱尘世而与无限自由的本体合而为一。然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这种境界很难达到，他们的诗歌总的风格是悲愤慷慨。到了东晋，文人们开始从山水田园中体味人生的真谛，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写于众文人饮酒集会之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暮春时节，山明水净，群贤毕至，骋目极视，宇宙生命在这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体现出一种深邃与从容的状态。然而，面对物随世化，死生无常，这些远离故土的文人发出深深的喟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但终究难免一死，死生是人生的大事，当然让人悲痛，他们仍然重复着生命不永的慨叹，但东晋文人更多的不是执着于严肃的哲学命题，而是在南方秀丽的自然山水中寻求永恒的超越生命的途径，“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兰亭诗》），人与自然山水合而为一，并可以从中体悟出人生的哲理，“理感则一，冥然玄会”（庾友《兰亭诗》）。他们逐渐在对自然山水的观赏中消解生命的忧患意识，东晋文人的时空慨叹便比汉末与西晋多了几分旷达与潇洒。

东晋文人不仅“散怀山水”，还亲近山水，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冲淡、平和，这并不是说，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没有太多的政治纷争，事实上，当时前后有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等人的起兵，刘裕的代晋称帝等，这些陶渊明都经历过，忧患意识在陶诗中也是很强烈的。“一生能复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长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形影神》）天地、山川、草木皆可永恒，而人却“不如兹”，这种人生苦短的时空慨叹，与曹植、阮籍的观点一脉相承。陶渊明之所以不屑为五斗米折腰，最终回归田园，便是为了使个体生命不受外物的役使。而个体生命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展开？人生的价值何在？陶渊明做了多次探索，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心灵的艰难旅程，最终他还是用思想与个性的超脱来化解人生的悲苦。陶渊明生活在玄学大盛的东晋时代，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道家超脱尘世、随顺自然的人生观的影响，对曹植、嵇康等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他是引以为戒的，而对刘伶的旷放纵酒，阮籍的穷途痛苦，他也不想效仿，正如鲁迅所说，“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于是便比阮、嵇自然得多。正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沉思中陶渊明形成了自己的时空观。他在组诗《形影神》中写道：“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用对自然人生的彻悟和特有的审美观稀释了人生短暂带来的痛苦：他认为人生在无穷无尽的宇宙中，没有什么可喜的，也没有什么可忧的，人完全可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里与之合而为一。“自然景色在他的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7]陶渊明对自然精神境界的追求，对宇宙本体的领悟，使他的时空意识和谐、宁静，以至于陶诗中的时间也有一种特定的舒缓感：“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当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时，自然的时间也不再是急惶惶的，个体人格在与时空的契合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愉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顺应生命的自然变化任性而行，还有什么可惶惶不可终日的呢？“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自然界生机盎然的景色使诗人感悟到生活的和谐，正因为陶诗的时空慨叹于沉重中透着平淡，才更具有丰富的内涵。

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时空慨叹，到阮籍、嵇康诗歌中的时间意识，再到东晋诗人的时空慨叹，渐渐由浓烈的悲愤到淡然的超脱，与先秦两汉文人的时空观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汉代文士注重“德”的修养，注重群体的大一统的国家利益，汉末魏晋文士则更看重个体人格任性、率真的行为标准：曹植“美酒斗三千”，注重自我解放；阮籍、嵇康狂放不羁，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任性、率真的生活方式；陶渊明则在与自然的合一中寻找个体人格的自由。正是在这种“人的自觉”的背景下，汉末魏晋诗人时空慨叹的独特风格得以构筑，进取与退隐并行，忧患与超脱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