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陈龙[1]
近20年，媒介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带来了媒介文化的新样式，这些新的文化样式无一例外都可以被看作媒介文化的外延形态。然而，从印刷媒介的发明到广播电视的出现，再到网络媒介的流行，媒介文化与媒介的迭代更新几乎是同步的。在过去一百几十年的历史长河里，媒介变革呈现一个加速度的发展态势，提速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一种社会变迁的动力源：青年文化。青年成为文化发展的主体，而此时也正是大众传媒在西方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是一次文化裂变，大众媒介的崛起与青年文化不期而遇、不谋而合。进入21世纪，媒介文化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媒介技术的变革，又产生了一次裂变，内容与现实都迥异于前一次，因此，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都不能简单沿用以前的。首先，肇始于20世纪末的中国现代性方案蓝图尚未得到有效实施，中国的媒介文化就一头扎进市场实用理性的大潮中，审美现代性在当下的发展近乎终止。因而直接套用20世纪的理论与方法，无异于刻舟求剑。其次，媒介技术变革带来了媒介文化的新样式，诚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信息”，新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与20世纪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崛起时的媒介文化不同，此次媒介变革的因素带来的变化印记更强烈一些。媒介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文化、时代文化主体的要求以及这个时代社会文化的生成，这三股力量之间形成了一个彼此博弈的过程，毫无疑问，新的媒介文化形态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结果”，“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它包含了多样性的成分，新的话语体系、新的内容形式，必然对媒介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挑战，媒介文化研究需要范式转型和超越。这是因为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系统的持续发展，人们越来越容易运用新媒体进行彼此间的交流。传统的媒介文化生产正从正式的“点-面”传播，转变为“点-点”传播，“传-受”关系变化后，媒介文化的生产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大众传媒主导型的媒介文化历史正在被改写。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已不能有效阐释当下文化的复杂性。以新媒体及其传播系统为信息方式的媒介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在经验层面社交媒体的使用侵占了人们太多的闲暇与私人空间，并生产和复制出大量的信息内容，还因为媒介文化代表了一种文化趋势，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状态，形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应当说，从“生存方式”的角度来界定媒介文化是比较贴近媒介文化本质的。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作为“信息方式”的媒介带动了作为生存方式的媒介文化发展，这一趋势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晰。从一般的意义上看，“物质性的生存方式与精神性的生存方式”是文化的泛含义，任何性质和形态的文化，都可以视为特定的“物质性的生存方式与精神性的生存方式”。从表面看，媒介文化的内涵与一般文化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被强调的特质是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性”。因此，重新审视当今的媒介文化，需要这样几个视角。
首先，当下的媒介文化是动态的，即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的文化定义来加以描述，尤其是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新的文化样态也层出不穷，琳琅满目的新型文化样态因为技术的普及而具有了合理性。它既不是器物性的，也很少是观念性的，能观察的部分是流行性和时尚性。我们不能简单以某一种价值标准来衡量这种文化样态的高低。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有些文化缺乏价值和内涵沉淀。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和信息技术大潮中，所谓媒介文化就是信息技术与时尚潮流结合而生成的一种当下流行的生活方式的呈现，并不代表某种区域文化或整体固定的文化。从整个社会历史长河来看，它或许就是历史长河中阶段性的浪花。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理论近来为很多学者所应用。鲍曼认为，“流动”（fluidity）的“液态”（liquid）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质，他指出，当代社会处于成员行动快速变迁的状态，这使其惯习（habitus）与常规（routine）都来不及形塑，这种生活液态性（liquidity of life）即是现代社会的特质，无法维持固定的形状与样态，也无法永恒。从这一理论视角来观察媒介文化就会发现，当下的媒介文化所体现的正是“液态性”和“流动性”。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生活更重视“短期”“瞬间”效果，所谓“时间即金钱”“速度即权力”[3]在当下成为社会重要特征。作为生活方式的媒介文化也体现了“短期”“瞬间”的特征，难以形成固定的、具有稳定性的文化。
其次，当下的媒介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表征。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后，物质形态的现代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于是，从这个角度看，在这个阶段，无论是网络语言、“网红”现象还是二次元文化，都是一定社会现实的折射和反映。例如“佛系青年”，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从共时性角度看，我们可以关注到与该词相关的还有“废柴”“葛优躺”“丧文化”等，对这些词语背后的社会文化心态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某些颓废、消极色彩，其中尤以“丧文化”最为典型。“丧文化”是一种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文化，主要呈现形式是语言或图画，它是网络亚文化的一种新形式。以“废柴”“葛优躺”等为代表的“丧文化”的产生和流行，是网络亚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一个缩影，反映出当前青年的消极的精神状态和集体焦虑。从本质上看，它是新时期青年社会心态的一种现代性表征。“佛系青年”“丧文化”等文化来源于生活中的“挫败感”，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社会竞争的加剧，自然也就容易产生学习挫败感和职场挫败感。诸如此类，其实都是社会整体运作过程中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当前媒介文化的种种表现也可以看作社会整体运作过程中的工具理性的副产品。
再次，当下的媒介文化也是“加速社会”的“异化”表征。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观点，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加速社会”，社会变革的加速，体现在价值观念、社会建制以及人际关系上，罗萨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称之为“异化”。[4]在这里，生活节奏的加快，必然在文化层面有所反映，适应信息技术和时尚要求的新媒介文化必然体现“加速社会”的诸种特点，在“加速社会”中，工具理性就是一个重要特征。在当下的媒介文化生产中，工具理性最为突出地表现为实用理性。很显然，实用理性盛行，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公害。与教育中以成绩为目标的升学模式、职场中以金钱为目标的考核模式一样，媒介文化生产中也渗入了大量的实用理性，票房、流量、点击率等作为衡量文化生产的标准，本质上都是背离价值理性的。对阶段性目标的孜孜不倦地追求成为社会的共识，甚至不问手段，只问结果，这导致了文化发展方向的迷失，截断了其与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中断了目标的方向性。实用理性在全社会盛行，渐渐发展成为一元化话语，从而压抑着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生产。自由主义文化诉求是现代性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反对控制、反对压迫的文化特征，在本质上是允许和鼓励多样性的文化价值存在的。
最后，媒介文化是当代消费社会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消费社会，媒介文化被纳入消费文化的范畴是很自然的事情。媒介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一种特殊商品，因而也具有商品属性。对于用消费文化来概括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的意义，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解释说：“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前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这里有双层含义：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市场等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5]媒介文化既有“沟通者”属性，又有商品属性，它不同于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文化样态。作为消费文化的媒介文化，不仅要求研究者关注研究内容的变化，更需要研究者的研究思维和研究立场进行全新的转变。它要求研究者关注商品世界中的结构化原则与符号化使用在媒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
在消费社会中，媒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还是社会的一张“晴雨表”。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歌舞类的电影行情很好，不仅给观众带来欢乐和希望，还让秀兰·邓波儿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这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典型案例。在美国，每当在经济不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这是因为，在美国，人们认为口红是一种比较廉价的奢侈品，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有强烈的消费欲望，所以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的奢侈品，这就是“口红效应”。当下各种网络爽文、各种“手游”作为新型的媒介文化满足了有限资源条件下人们对自我目标实现的期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成真的愿望，不妨在网络文化产品中寻找寄托。用户从这类媒介文化中获得快感，促进了多巴胺的分泌，可以暂时获得一种精神释放。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消费者的生活压力会增加，沉重的生活总是需要轻松的东西来让自己放松一下，所以电影等娱乐市场消费，作为廉价消费方式总是显得红红火火。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能解释近两年中国电影票房无论是单片还是总量能够屡创新高的原因：经济下行周期一方面导致人们消费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又释放了很多劳动力和闲暇时间，二者相辅相成，花几十块钱的小钱来消遣一下闲暇时间，可以忘掉烦恼和忧愁。同理，不花一分钱，刷刷“抖音”“快手”打发一下时光有何不可？买个“爱奇艺”会员观看《延禧攻略》不也挺好？很快人们就可以发现，“抖音”“快手”的接受行为与“淘宝”购物行为本质上是相通的——获得精神愉悦。尤其当《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和《延禧攻略》等成为“爆款”影视片后，更具有现实解释意义。除了一般的社会原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底层群体面对经济下行周期，需要释放压力。底层群体针砭时弊的激愤、上升无望的沮丧情绪消失在“帅哥遇佳人”“一夜暴富”的意淫中，生活与工作的不如意则在“升级打怪”的游戏中和对网络爽文的追文模式下被消解了……这一消费社会的常见现象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命运角度来认识就是文化“奶头乐”的危害。
在媒介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过程中，需要警惕的现象是，随着网络文化产业的推行，诸如网络IP产品、网络UGC的大规模发展，特别是流量导向的网络文化生产，把年轻网民的趣味作为“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来经营，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媒介文化研究就容易滋生某种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吉姆·麦克盖根探究了深潜于文化研究之中的民粹主义情感和冲动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变体，并进行了同情的批判，揭示了这种完全消费主义的分析潮流，并表明它是一种难以令人满意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文化民粹主义是由一些通俗文化专业学人所做的知识分子式的界定，认为普通老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费思量”。[6]这个定义其实暗含了平民是文化生产和消费中所有权利合法性的根源。文化民粹主义是一种具有极端平民化特征的媒介文化研究取向，即极端地强调平民的价值和理想，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文化活动合法性的最终和唯一的来源，对普通大众在文化活动中出现的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不加辨别地盲目顺从。这种媒介文化研究取向对文化发展没有裨益，长此以往风险极高。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自由交流》一书中对丧失了自主性的知识分子深表忧虑，他认为“这些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的外部表象，看得见的表象”，他们轻易放弃了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此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7]新媒体技术在促进文化集中化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零散化和碎片化。一边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一边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
批判空间在当下的萎缩，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而在媒介文化研究领域，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放弃文化批判，就是对文化价值的弃守。本出版物的创办缘起于2017年的金秋十月，那一年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在苏州举办，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也在那次会议上成立了，一群对当代媒介文化理论与现象研究感兴趣的同道齐聚苏州南林饭店，围绕着各种媒介文化现象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大家都觉得需要有一本带有同仁性质的学术出版物，汇集媒介文化研究学者们的思想，共同探讨日新月异的种种媒介现象，同时，我们还想让这本书成为对新媒介文化现象比较熟悉的年轻学子的思想交流的平台。于是，在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新闻学院李春雷副院长、秘书长曾一果教授、副秘书长张爱凤教授等人的鼎力支持下，《媒介文化研究》就诞生了。
我们编写《媒介文化研究》，旨在让学界同仁共同关注媒介文化的发展，关注当下的媒介现实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希冀在引导文化发展上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当下如火如荼的媒介技术变革正引发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社会转型。媒介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学界同仁任重而道远！
[1]陈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2]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5～698页。
[3]华婉伶、臧国仁：《液态新闻：新一代记者与当前媒介境况——Zygmunt Bauman“液态现代性为理论基础”》，《传播研究与实践》2011年第1期。
[4]Hartmut Rosa，William E.Scheuerman，High-speed Society：Social Acceleration，Power and Modernity（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
[5]〔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
[6]〔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4页。
[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汉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