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铜瓦厢，又名铜牙城，位于河南省兰考县西北“二十五里”，“《文选》注：‘天子出，建大牙。’又古有牙旗、牙门、牙城之称”。[1]明嘉靖时，该处“人民丛聚，税课渐多，可当一镇”，遂被列为新增镇店，亦为黄河北岸的重要渡口，即县志所记“铜瓦厢口即铜瓦厢集”。[2]后因“民众税多”，日趋繁华，“当称重镇”。[3]镇上有玄都观、栖霞寺、禹王庙、高祖庙等多座寺庙，还有兰考县的主要社学之一——河北社学。据载：该社学“计地一亩三分六厘五毫，前门一座，屏墙一座，正瓦房三间，小房四间，北至丁守年，南至李延龄，东至崔世奇，西至官街”。[4]不仅如此，由于位置所在，明正德六年（1511），还在此建置管河厅，都御史赵潢曾于正德十年（1515）九月为治河到此“致祭”。[5]嘉靖二十一年（1542），又建河道分司。[6]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处在朝廷治河实践中的地位愈益凸显。
及至清代，铜瓦厢却成了黄河沿岸有名的“险工”。据水利史学者研究，清初时，铜瓦厢险工“距交界九百余丈”。雍正三年（1725）板厂（位处铜瓦厢之东）堵口后，“自头堡起至七堡止依旧有堤形创临黄越堤一道”。这条越堤头堡至四堡长四百七十一丈，为铜瓦厢险工。乾隆五十四年（1789），情形略有变化。这一年溜刷溃堤，于中间开放水戗，刷塌堤身一百八十丈，存上首长二百五十丈，作为上坝，下首长四十丈，作为下坝。此时的上、下坝即为铜瓦厢险工。嘉庆末年，险工范围扩大，“越堤头堡至四堡埽坝相联，皆名铜瓦厢上下坝”，并且“该处河溜上提下移，或并行，或逼堤，或仓猝而来，或旋踵而去，势不可测。防守之法，未可稍忽也”。道光年间，铜瓦厢上下坝仍是一个溜势顶冲的险要之处。[7]既为有名的“险工”，则极易发生决口，并且由于铜瓦厢所处地势南高北低，一旦发生决口，黄水往往奔涌而出，顺势而下，造成极为深重的灾难。
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有言：
决之害，北岸为大，何也？南亢而北下也……开封北岸一有溃决，则延津、长垣、东明、曹州，三直省附近各邑胥溺，近则注张秋，由盐河而入海，远则直趋东昌、德州，而赴溟渤，而济宁上下无运道矣。且开封之境，地皆浮沙，河流迅驶，一经溃决，如奔马掣电，瞬息数百丈，工程必大而下埽更难。[8]
这一说法曾被多次验证。据道光年间魏源记述：“乾隆青龙冈之决，历时三载，用帑二千万，又改仪封、考城而后塞。嘉庆封丘荆隆工之决，历时六载，后因暴风而后塞。武陟之决，用帑千数百万，亦幸坝口壅淤而后塞。”河南段黄河北岸决口造成的灾难之严重以及堵筑口门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基于上述分析，他还对当时清廷内部为缓解河患而起的改道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虽然黄河“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但是“改之不可于南岸，亦不可于下游徐、沛之北岸”，“决上游北岸，夺溜入济，如兰阳、封丘之已事，则大善。若更上游而决于武陟，则尤善之善”。[9]十余年后即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铜瓦厢处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决口，其中口门所处地理位置正是魏源所言之“大善”，水势情形亦如靳辅所讲，奔涌而出，“如奔马掣电，瞬息数百丈”。
本来对于黄河决口及其造成的灾难，清廷均有系统完善的应对办法，可是由于正值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清廷考量时局放弃了口门堵筑工程，亦未采取切实有效的救灾措施，以致这次普通的黄河决口最终酿成了历史时期第六次大规模改道。黄河于乱世改道，致灾极为深重，一出“政局越动荡，黄河越疯狂”的大剧以令人震撼的开场拉开了帷幕。
对于灾害之影响，李文海先生曾经谈道：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灾荒的发生，都必然要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深刻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在经济方面。一场稍大一点的自然灾害，往往使灾区十几年、几十年都难以恢复元气。……经济的凋敝必然要冲击社会的稳定。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群众斗争，不是在严重自然灾害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每一个王朝的更迭，灾荒当然的成了直接的导火线。不仅如此，灾荒还深深的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统治政策到社会观念，从人际关系到社会风习，这种影响也许是间接而隐性的，但恰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这样，要完整而深入地了解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如果忽略了几乎连年不断而其影响又无处不在的灾荒史的研究，就不免是一件重大的遗憾了。[10]
就铜瓦厢决口改道这次灾害而言，影响在上述区域经济、社会稳定、统治政策、社会风习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具体而深刻的体现。由于清廷所施救灾措施疲软乏力，无情的黄水四处奔窜，肆意漫淹，不仅吞噬了大片良田，还令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新河道从铜瓦厢口门至山东阳谷张秋镇之间的二百多公里河段，没有固定河槽，黄水漫淹范围极为广阔，南北跨几百里，部分地区甚至因位置所在遭受了灭顶之灾。张秋以下至入海口河段长三百多公里，虽然有大清河河道容纳黄水，但是由于大清河本为运盐河，河道远不及黄河河道宽阔，两岸倚河为生的人口数量多，密度也大，所以沿河地区受灾也极为深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清廷放弃了口门堵筑工程，于新河道治理又迟迟没有采取措施，广大黄泛区陷入了持久的灾难之中。事实上，自咸丰五年铜瓦厢改道起，黄河新河道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可谓肆意泛滥，“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11]不难想见，长期遭遇黄水侵噬的广大地区，经济衰退，人口流徙，土壤盐碱化，百姓谈“黄”色变……久而久之形成了特定的灾害环境。可以说，黄河水灾成为重塑山东一省近代区域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12]甚至整个华北平原生态基础的恶化，也是从这次决口改道开始的。[13]
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广大黄泛区的基层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各种形式的反叛力量迭起。活跃于安徽北部的捻军则利用有利形势迅速发展壮大，不仅轻松跨过江苏北部已经干涸的河道进入垂涎已久的鲁南以及鲁西南地区，还与当地反叛力量联合起来，成为继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的又一心腹大患。铜瓦厢决口改道造成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而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广大黄泛区尤其重灾区还成为反叛力量的重要起源地。据周锡瑞研究，义和团运动在鲁西南兴起跟持续不断的黄河水灾造成该区域环境性贫困有密切关系。[14]
由上述不难理解，铜瓦厢决口改道何以被列为近代十大灾荒之一。[15]不过除前面所及，这一事件还牵涉一些重大问题，因为其不仅具有灾害的一面，还属清初以降备受重视的河工大政。也主要因为这个层面，清廷考量局势放弃口门堵筑这一另案大工，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原有黄河管控秩序将走向解体，相关事宜亦面临重大变动。
改道的发生引起了朝野上下乃至西人的广泛关注，清廷内部则围绕应堵筑口门恢复故道还是趁势改走新河道展开了争论。在长达三十多年的论争中，两度牵动朝野，形成大规模的讨论。至于其中涉及的问题，范围比较广，既有如何应对决口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恢复故道所面临的诸多困难，还包括是否需要恢复以及如何恢复河运，国家发展当何去何从等关系重大的战略问题。换言之，其中不仅有各方的利益权衡与博弈，还潜隐着晚清所面临的复杂局势。在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原有治河秩序一步步崩塌。先是原有管理机构中因黄河改道而闲置的部分被裁撤，以将运转经费节省下来供给战争所需。如此一来，相关管理规制多也成为具文。庚子事变后，清廷倾国之力筹措赔款，剩下的管河机构遂被裁撤，相关规制亦走向解体，黄河治理彻底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势转移，成为地方性事务。从这一过程明显可见，河工这一“国之大政”[16]在晚清的命运变化烙有很深的时局印痕。
由于河务逐渐游离出国家事务的中心位置，晚清治河实践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新河道治理自一开始就由沿河地方官绅负责，此后虽然沿河地方督抚屡屡推诿，不愿接手这块“烫手的山芋”，但是未能改变丝毫，且还成为清末原有东河河段改归河南巡抚负责的“蓝本”。在异常艰难的新河道治理实践中，地方督抚摸索设置了地方性治河规制，可是这并非一个能够带来生机的新秩序。换句话说，在急剧动荡的政治局势下，清政府根本无力在黄河治理问题上建立一种新的平衡，所能做的修修补补也无法缓解河患。晚清黄河越治越坏，反过来又极大地破坏了黄泛区基层秩序，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应灾能力，乃至影响清廷的整体举措及施政能力。还需关注的是，由于该时期中国被卷入世界，异常深重的黄河水患引起了西人的关注。他们对黄河的实地勘察以及所进行的相关技术路径的点滴渗透为黄河河工注入了一丝活力，使得“大变局”下的治河实践“也酝酿着大转变的契机”。[17]当然，诸多近代化因素的出现，比如铁路的兴起、近代市场的发育，亦或多或少为此提供了可能。[18]
总而言之，发生于咸丰五年的铜瓦厢决口改道即历史时期的第六次大规模改道事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不仅可以作为研究对象，在灾害与河务两个层面深入探讨其影响，还可作为研究视角，透视荒政与河政两大要务在晚清动荡政治环境中的变化情况，进而管窥这一时期的复杂面相。不过，也由于铜瓦厢决口改道兼具灾害与河务双重性质，“影响太大”，“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诸多方面，本书不可能全面进行，故仅就政治一面展开，探讨其与晚清政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毫无疑问，这理应成为该问题研究的起点。
二 研究综述
目前，就灾荒史研究的种类而言，“关于水旱灾害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的份额”，并且“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官方治水也属于荒政的范围。这方面论述最多的是关于黄河的治理”。[19]不过，由于“黄河的问题，无论时间、空间，在我国都影响太大了”，[20]除了水灾及其治理这一灾荒史谱系的研究外，黄河史相关成果还包括对河工技术、河道变迁、文明探寻、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的探讨。诚然，后述诸多方面也与灾害存有一定关联，只是多放在水利史、地质史、生态史等谱系之中，或者干脆称为黄河史专门研究，将上述方面统统包含在内。本书研究对象铜瓦厢决口改道事件的相关成果就具有这一特点，且能够反映某种可能。
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江淮大水以及黄河流域大洪水，助推了学术界相关研究的起步。1936年，《水利》杂志“为前车借鉴计，乃有纂辑清代黄河决口史之发起”，并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恽新安的《咸丰五年至清末黄河决口考》一文与本书密切相关。[21]该文按照时间顺序对咸丰五年铜瓦厢改道至清末四十余年的黄河决口相关资料进行了筛选编纂，进而勾勒了晚清黄河决口概况，不过由于鲜有分析与论述，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不能算作研究论文。1942年，韩仲文在《中和》杂志发表的《清末黄河改道之争议》一文[22]，洋洋洒洒两万多字，对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内部围绕新旧河道问题展开的长期争论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或许受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该文仅限于梳理基本史实，缺乏对争论所处时代背景的分析，加以一手资料掌握不够丰富，故而显得仍欠明晰深刻。此外，一些通史性研究多把铜瓦厢决口改道作为黄河史上的重要事件予以考察。比如：林修竹的《历代治黄史》[23]、张含英的《治河论丛》[24]和《历代治河方略述要》[25]，以及吴君勉的《古今治河图说》[26]等著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治理受到国家高度重视。1951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河南开封举行，会上讨论通过了《1951年治黄工作的方针与任务》《1951年水利事业计划方案》《黄河水利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方案》等文件。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了河南省兰考县的黄河大堤，并做出重要指示：“这里的坝一定要修好。”“六年没开口了，今后再把埽坝和大堤修得更好，黄河就不会开口了吧？”[27]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切实推进治黄工作，黄河水利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新黄河》杂志，1956年更名为《黄河建设》，1979年又改为《人民黄河》。这是我国水利行业创刊最早的科技期刊之一。此后，又陆续创办了《黄河报》《黄河史志资料》等。这些报刊不仅关注现实，还注意相关历史研究，比如《人民黄河》长期开辟有“治黄史研究”专栏。不过就笔者查阅所及，这一时期与本书相关的成果不多，仅岑仲勉先生的《黄河变迁史》一书有涉及。该书于1957年出版，被誉为“民国以来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28]由于其旨趣如作者本人所言“注重技术方面的研究”，在论及铜瓦厢改道问题时，着意于探讨改道后的治河策略及技术问题。
综观上述研究不难看出，水利史领域的关注与研究较多，并且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主要由于改革开放后，黄河水利委员会除了加大治黄力度，仍非常重视包括黄河史在内的学术研究，从而助推了水利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此后，由于该领域黄河史研究人才青黄不接，相关研究也随之出现了下滑的趋势。[29]而同时随着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历史学领域开始从灾荒史、社会史等多个角度予以关注。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为铜瓦厢决口改道基本史实及其影响问题。作为灾荒史领域的拓荒者，李文海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价值，并将铜瓦厢决口改道列入“近代十大灾荒”。[30]对于这次改道产生的深远影响，董龙凯着墨较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山东段黄河灾害与人口迁移（1855～1947）》以此次决口改道为起点，探讨了山东段黄河持续不断的决溢泛滥，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迁徙问题。该文指出：黄河水灾是山东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灾民外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对于迁出地来说，移民部分地缓解了当地的人口压力，但土著流徙加剧了土地荒芜、村落萧条、城镇衰微。对于迁入地来说，大量的移民前来开发荒地，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政区设置等方面的一些变化。此外，生存自救中的人口迁移是近代山东黄泛区的一种消极但又十分必要、相对彻底的避灾方式。[31]相较之下，李靖莉将研究的空间范围缩小至黄河三角洲，探讨了决口改道对这一特定区域内人口迁移的影响。[32]另有研究者对此次改道给山东经济社会变迁以及济南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概述性探讨。[33]水利史领域的研究者颜元亮利用其学科特长，对铜瓦厢险工的形成、决口前的洪水状况以及决口初期的黄水流路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指出“分析考察这次决口前后的一些具体问题，是我们认识明清黄河的一面镜子，也是了解黄河何以决口改道的一把重要钥匙”。[34]此外，他还引证史料，较为翔实地描述了铜瓦厢决口之后新河道的形成过程。[35]
其次是此次决口改道发生的原因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认识有所不同，但不外乎天灾与人祸两个维度。水利史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徐福龄认为，1855年黄河改道北迁是河道本身演化的必然结果，而治黄治标不治本也是促成改道发生的重要因素。[36]几乎与此同时，历史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王京阳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清代前中期清廷治标不治本的治河策略是铜瓦厢决口改道的主要原因。[37]此后，水利史领域的研究大体沿着徐福龄的思路向前推进，历史学领域也循着王京阳的逻辑继续探索。比如：颜元亮认为，决口前的河道已日趋恶化，悬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坡降平缓，淤积不断发展，决口频繁，是导致改道的自然因素。[38]钱宁通过分析铜瓦厢决口改道后下游新河道的形成过程及其对铜瓦厢以上河道的影响指出，黄河游荡性的特点是河道迁徙不定的关键性因素。[39]王质彬的研究则显示，河道淤积、用人不当、墨守成规、贪污浪费等河工弊政，是嘉道年间水灾较重并最终导致铜瓦厢决口改道发生的主要原因。[40]此外，还有张瑞怡从地质学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其中固然有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但是铜瓦厢所处的地质环境是主要原因。[41]在这个问题上，水利学家王涌泉还通过更为深入的探索提出，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是全球范围内特大地震、大地震、干旱、特大洪水、大洪水这一百年灾害链形成的巨变。用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第一次以科学和历史结合给出解释，其结论可供当前地球科学灾害链研究及治黄参考”。[42]
再次是改道后清政府内部的新旧河道之争以及治河实践问题。对于改道后清政府内部围绕复归故道还是改走新道问题展开的长期争论，颜元亮撰文梳理与分析了争论双方的基本主张。[43]史学背景的研究者王林则不仅厘析基本史实，还从一个非常宏观的层面探讨了争论长期悬而不决的原因，“国运决定河运，河运是国运的反映”。[44]至于晚清时期的治河实践，夏明方结合时代背景对清政府的治河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指出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科技，但是由于陈旧落伍的腐败气息、封建社会内部传统惰性势力的顽固抵制，河工方面仅是枝节性的局部改良，晚清“治黄只是一种臆语”，并没有取得多少实效。[45]刘仰东也曾提及这一问题，但因文章旨趣所在，仅是点到为止。[46]唐博撰文认为，改道之初清政府出台“暂行缓堵”口门的对策是迫于形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更不是“将政府御灾捍患的责任完全推卸到普通民众身上”。[47]此外，还有相关人物的治河思想及实践问题研究。比如：山东巡抚丁宝桢、周馥以及受邀参与其中的刘鹗等人都受到了关注。[48]
最后是改道的生态影响或相关生态效应问题。这方面成果有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比如：廖永杰等人撰写的《1855年黄河改道事件在渤海的沉积记录》一文，通过对渤海柱状沉积物中粒度特征及常、微量元素含量变化的系统分析，揭示了1855年黄河改道事件在渤海中部的沉积记录，探讨了改道前后渤海沉积环境的变化。[49]也有历史学领域的研究，比如：刘琼的《1855年黄河改道与苏北渔业发展——以滨海、射阳为例的分析》一文从环境史角度出发认为，此次改道使苏北自明清以来的煎盐业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渔业的兴起。[50]还需指出的是，此次黄河大改道无论对旧河道还是新河道所处的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自然科学领域学者在海岸线发育，流域内植被、土壤等具体问题上多有探讨，考虑这与本书关系稍远，兹不赘述。
总而言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铜瓦厢决口改道问题已经得到了学界较多关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视角亦呈现多样化态势，但是不可否认，仍有继续探索的空间与必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研究多为单篇论文，就某个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或在通史性研究中将其作为黄河史上的大事件予以述及，而由于此次决口改道关涉面较广，仍有相关问题未被关注，或关注不够，故有系统深入研究的必要。第二，在清代灾荒史研究蓬勃发展之时，铜瓦厢决口改道作为重大灾害事件，研究价值仍有深挖的可能，因为单次灾害事件研究所能揭示的问题往往更为具体、深入、透彻。就灾害与政治的关系而言，现有积累堪称丰厚，但是较少从具体灾害事件入手，这次决口改道事件应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尝试。第三，就此次决口改道事件与晚清政局关系的研究来看，前人虽有论及，但是远不够系统，也欠深入。以改道引发的清政府内部的大规模讨论为例，目前已有几篇论文专门探讨这一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尚未触及争论背后比较具体的深层次问题，即左右争论结果的不是两派力量孰强孰弱，而是晚清发展何去何从这一战略。何况还有治河规制、治河实践等其他具体问题纠缠其中。第四，由于铜瓦厢决口改道既是重大灾害事件，又为重要河务问题，在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时需要跨越学科界限才能将问题搞清楚。以改道发生的原因为例，水利史学者认为主要是由泥沙淤积、河床抬高造成的，历史学者则强调清政府治河不力以及改道发生之时急剧动荡的政治局势，这无疑需要综合辨析，才能更为客观地探究。第五，此次决口改道事件对黄泛区区域环境变迁，乃至更大的一个区域范围到底产生了怎样具体而微的深远影响，还需继续探讨，只是难度较大，需要深入地方发掘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并借助多学科研究方法与手段，尤其研究者还要有非常开阔的研究视野等。
三 研究进路与资料说明
（一）研究进路
对于铜瓦厢决口改道这样一次涉及较多、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本书无意面面俱到，仅从政治的角度探讨其与晚清政局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尝试从具体灾害事件入手深入揭示灾害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至于时间断限，由于铜瓦厢决口改道发生于1855年，研究自然起始于此，下限大致在1902年，主要因为此次决口改道引发的朝野论争以及治河规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演替在这一年大体结束，此时清王朝也大厦将倾。
本书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
绪论部分从铜瓦厢的发展演变史开始，述其明代还是黄河北岸繁华的集镇，至清代则变成了有名的“险工”，以说明咸丰五年黄河在此发生决口有其必然性，但是形成历史时期第六次大规模改道还有很深的时局因素。接着从备受清廷重视的荒政与河政两个层面论证此次决口改道的研究价值，并对水利史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以从学术史的脉络中寻找本书的可行性以及研究意义。
正文部分大体按照从上往下的逻辑顺序，具体探析铜瓦厢决口改道与晚清政局之间的复杂关系，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首先梳理铜瓦厢决口改道发生的基本史实，进而分析清廷何以出台“暂缓堵筑”口门的对策，以揭示动荡时局对清廷两大要务即荒政与河政的深刻影响。对改道原因的综合厘析，亦为彰显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作用。第二章重在探讨改道引发的清政府内部围绕新旧河道问题展开的长期争论，如何一步步牵动朝野，又如何被清廷平息，争论中涉及了哪些问题，各方观点如何，真正左右争论结果的力量是否如表面所显示的，复故派弱于改道派。第三章以改道后原有黄河管理机构的裁撤，以及地方性治河规制的设置为线索，厘析晚清河务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进而揭示晚清政治局势的复杂变动如何影响了河务的命运。第四章通过较为细致地梳理新河道上民埝与官堤的修筑情况，探讨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的艰难实践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地方社会内部关系如何协调，又产生了怎样的矛盾甚至冲突。并对河工经费、治河主体等相关因素予以剖析，以更为深入地揭示晚清政局变动对治河实践地方化产生的影响。第五章主要分析此次决口改道如何助推了黄泛区基层社会反叛势头的高涨，尤其捻军的发展壮大，进而以捻军对清政府统治形成的威胁之严重，以及清廷剿杀捻军之费尽周折，揭示此次决口改道对晚清政局造成的影响之重。
结语部分，总结铜瓦厢决口改道与晚清政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将其放在历史长河中，简要考察黄河水患与国家政治之间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将时间延伸至抗战以及1949年后对黄河治理的认知，则有助于在历史的纵深之中予以深入揭示。结尾回到铜瓦厢改道的地方，以呼应本书开头部分，在此，灾害与政治的复杂互动也得以具体深入的呈现。
（二）资料说明
由于清代的黄河治理不仅为公共水利工程，还是关涉甚重的政治问题，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所以这一时期黄河史相关资料极为丰富。作为清代黄河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的事件，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及此后的黄河水灾与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环境等都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因此，与之相关的资料也就非常之多。大体而言，与本书有关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档案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大量相关档案资料，问题较为集中的有：军机处录副黄河水文灾情类、水利河工类。散件资料主要为河督、地方督抚以及关注这一问题的官员的奏折，件数较多，需要耐心细致地进行搜集。此外，则是后人对相关档案的整理与编排，主要有：（1）20世纪50年代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以后，将能够查见的与黄河问题相关的档案几乎全部复制了一份，并根据研究需要重新做了分类编排，比如防汛工程类、决溢类、河政奖惩类等；（2）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编纂的《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重点收集了黄河流域的雨情、水情、灾情等方面的档案；《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虽重在淮河流域，但是由于清前中期黄淮交汇，晚清黄河决溢也经常危及苏北，所以也收录有部分黄河水灾方面的档案；（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光绪朝朱批奏折》水利卷部分，绝大多数与黄河治理相关；（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灾赈志课题组合作整理的《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中也有关于黄河水灾及灾后赈济的资料，作为灾赈志课题组成员，笔者从中受益匪浅，也借此表示感谢。
官方文书 官书中相关记载较为详细，比如：《清实录》《起居注》《清史稿·河渠志》的记载。此外，《清会典》中对铜瓦厢改道后相关规制的演变也有记载，考虑编纂的承接性，本书主要参考光绪朝《清会典》。
文集或专书 由于此次决口改道波及广泛，影响深远，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所以有相关专书出现，也有文集收录与此相关的论说。比如《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刘鹗的《治河七说》与《河防刍议》等。
方志资料 晚清黄河频繁决口为患，对沿岸地方影响深重，因此，在黄河流经区域的地方志中，河渠志、河防志或者水利志部分多有专门记载，在人物志、疆域志等部分也时而可见黄河水灾的影子。这是研究黄泛区环境变迁、基层社会的水灾应对等问题的基础性材料。
资料集 有时人编纂的资料集，比如葛士濬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以及盛康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续编》，都对黄河史资料给予筛选、辑录，后人在研究时既可以作为原始资料直接引用，还可以作为参考查见原文。有后人编纂的资料集，比如《豫河志》《再续行水金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黄河金石录》等。其中《再续行水金鉴》部头较大，仅黄河方面的资料就有580多万字，且选材广泛，涵盖内容丰富，为本书的重要参考资料。近年，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进行了点校整理，使用更加方便，本书主要使用的这个版本。
外文资料 由于晚清时期全世界都能知晓灾荒消息的时代已经到来，西人对黄河水灾也给予了较多关注，除通过报刊报道，他们还多次前往新旧河道进行实地勘察。由于有的勘察目的性强，留下了较为详细的勘察报告，以及精确度很高的地图。毫无疑问，类似文献极具史料价值，也为研究中具体呈现一些细节提供了可能。
报刊资料 晚清时期，信息传播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报纸、杂志成为宣传报道国家大事、社会要闻的重要渠道，黄河水灾自然亦在关注的范围之内，比如《北华捷报》《申报》等。但是鉴于所刊内容多为灾情或者赈济方面的资料，本书使用较少。
另外，本书还使用了少量碑刻、年谱、诗文集等文献资料，借鉴吸收了自然科学领域的部分相关研究成果，不再赘述。
[1]嘉靖《兰阳县志》卷9《遗迹》，嘉靖刻本，第3页。
[2]嘉靖《兰阳县志》卷1《地理》，第20、16页。
[3]康熙《兰阳县志》卷3《建置》，民国24年铅印本，第27页。
[4]《兰考旧志汇编》，兰考县志总编室整印，1984，第168页。
[5]嘉靖《兰阳县志》卷1《地理》，第13页。
[6]嘉靖《兰阳县志》卷4《署制》，第21～22页。
[7]颜元亮：《清代黄河铜瓦厢决口》，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第107～116页。
[8]靳辅：《治河奏绩书》卷4，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第5页。另，引文中的“盐河”指山东大清河。
[9]《筹河篇》，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第368页。
[10]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李文海序，第3～4页。
[11]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奏稿》卷1，民国11年秋浦周氏刊本，第34页。
[12]民国时期侯仁之曾这样分析山东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自清初以至今日，山东地方经济之变迁，实以内陆交通为转移，寻其先后相承之迹：黄河改道为一大变，铁路继作又一大变。”（侯仁之：《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哈佛燕京学社，1941，第28～29页）彭慕兰亦曾对晚清时期山东经济重心由鲁南、鲁西逐渐转移到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因做过分析，他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黄运的灾患与衰落使得这些地区失去了富裕的基础与资源，二是近代化因素如沿海市场的发育，铁路、航海等现代交通事业的兴起，对沿海地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参见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3]戴维·艾伦·佩兹：《黄河之水：蜿蜒中的现代中国》，姜智芹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第60页。
[14]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5]《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把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灾情严重且影响深远的十次灾害事件做了概略性梳理与分析。“十大灾荒”包括：国难河患（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大河改道（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前后）、飞蝗七载（咸丰年间的严重蝗灾）、丁戊奇荒（光绪初元的华北大旱灾）、南国巨潦（191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北疆浩劫（1920年北五省大旱灾和甘肃大地震）、万里赤地（1928～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八省陆沉（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人祸天灾（1938年的花园口决口事件）、兵荒交乘（1942～1943年的中原大旱荒）。详见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6]傅泽洪辑《行水金鉴》卷172《河南管河道治河档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2515页。
[17]夏明方：《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8]倪玉平认为：“改河运为海运是历史的必然，改由官府无偿征用变成商品交换也是历史趋势，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也为漕运体制的瓦解做了铺垫，但显然它并不占主导地位。清朝漕运制度走向崩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朝廷的自主性行为，它的取消并不是在考虑了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后的理性选择，而完全是迫于财政压力的无奈之举。”参见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494页。
[19]朱浒：《二十世纪以来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0]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导言，第10页。对于黄河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邹逸麟亦曾言：“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必须首先了解黄河流域的历史，而要了解黄河流域的历史，自然也就离不开黄河的历史。”（邹逸麟：《千古黄河》，香港中华书局，1990，前言。）
[21]恽新安：《咸丰五年至清末黄河决口考》，《水利》第11卷第2期，1936。
[22]韩仲文：《清末黄河改道之争议》，《中和》第3卷第10期，1942。
[23]林修竹：《历代治黄史》，山东河务总局印行，1926。
[24]张含英：《治河论丛》，国立编译馆，1936。
[25]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述要》，商务印书馆，1945。
[26]吴君勉：《古今治河图说》，水利委员会印行，1942。
[27]翟自豪编著《兰考黄河志》，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第155页。
[28]朱东润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复刊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9]蔡铁山：《关于黄河水利史研究的思考》，《人民黄河》2004年第7期。
[30]《大河改道：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前后》，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31]董龙凯：《山东段黄河灾害与人口迁移（1855～1947）》，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因其一系列研究论文均大体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故此不赘述。
[32]李靖莉：《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河患与移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4期；李靖莉、孙远方、宋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河三角洲移民与马营诸村的建立》，《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3]张海防：《1855年黄河改道与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6期；安丰梅、刘晓海：《1855年黄河改道对济南的影响——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沧桑》2014年第2期。
[34]颜元亮：《清代黄河铜瓦厢决口》，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
[35]颜元亮：《清代黄河铜瓦厢及新河道的演变》，《人民黄河》1986年第2期。
[36]徐福龄：《黄河下游明清时代河道和现行河道演变的对比研究》，《人民黄河》1979年第1期。
[37]王京阳：《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河患及其治理》，《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38]颜元亮：《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人民黄河》1986年第1期。
[39]钱宁：《1855年铜瓦厢决口以后黄河下游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人民黄河》1986年第5期。
[40]王质彬、王笑凌：《清嘉道年间黄河决溢及其原因考》，《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2期。
[41]张瑞怡：《黄河铜瓦厢改道地质背景浅析》，《人民黄河》2001年第9期。
[42]王涌泉：《1855年黄河大改道与百年灾害链》，《地学前缘》2007年第6期。
[43]颜元亮：《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改新道与复故道的争论》，《黄河史志资料》1988年第3期。
[44]王林：《黄河铜瓦厢决口与清政府内部的复道与改道之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4期。
[45]夏明方：《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
[46]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7]唐博：《铜瓦厢改道后清廷的施政及其得失》，《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4期。
[48]汪治国、丁晓蕾：《周馥与山东黄河的治理》，《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吴宏爱：《略论周馥的治河思想与实践》，《历史教学》1994年第10期；汪治国：《论周馥的治水思想》，《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王文轩：《丁宝桢的治水业绩》，《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刘蕙孙、刘德音：《刘鹗治理黄河理想初探——兼析老残为黄大户治病的医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郭发明：《刘鹗和晚清的一段治河工案》，《文史杂志》1995年第1期。
[49]廖永杰、范德江、刘明、王伟伟、赵全民：《1855年黄河改道事件在渤海的沉积记录》，《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2期。
[50]刘琼：《1855年黄河改道与苏北渔业发展——以滨海、射阳为例的分析》，《科学与管理》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