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河改道

一 铜瓦厢决口之发生

咸丰五年立春前后，黄河化冻，水位上涨，凌汛来临，其中“丰、兰两厅境内黄河水势，正月以来至清明前，已共长水三尺余寸”。[3]至清明桃汛之时，“续又长水二尺余”。[4]迨五六月伏汛期，水势上涨更为迅猛，两岸险情迭现。其中甘肃段自“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共涨水八尺三寸，已入硖口志桩八字之刻迹”，河南段“于五月十六并六月初三等日，两次共长水六尺七寸”。不仅如此，黄河各支流水势也在上涨，其中河南“武陟沁河于四月十九，五月十六、十七，并二十二、三等日，五次共长水一丈三尺”。支流之水奔腾下泻汇于正流之后，水位进一步抬高，“六月十五至十七日，下北厅志桩骤长水，积至一丈一尺以外，势极湍激”，“两岸险工叠出”。[5]面对来势汹汹的黄水，“在工年老弁兵”备感惊诧，咸谓“十余年来，从未见如此异涨”。[6]

在黄河水位持续上涨之时，天公亦不作美。进入六月雨季，河南黄河沿岸地区大雨如注，数日不绝，“平地水深五六尺”，雨水汇入无疑会进一步抬升水位。据奏，“万锦滩黄河于十四日午时、十六日寅、巳、酉、亥等时，五次共长水一丈五尺五寸”，“武陟沁河于十四日申、戌二时，十六日申、亥二时，并十七日卯时，五次共长水一丈六寸”，“洛河于十六日酉时，长水三尺”。河南、山东两省交界处，受大雨影响，还发生了“山泉坡水，汇注河湖，微山湖水涨满，顶托黄流”等情况。汹汹黄水受到“顶托”，难免造成“拍岸盈堤，河身难以容纳”之险情。[7]六月十八日，黄河水位仍在迅速上涨，“加以大雨一昼夜，上游各河之水汇注”，“两岸普律漫滩，一望无际，间多堤水相平之处”，在“素有兰阳第一险工”之称的河南兰仪铜瓦厢处，大堤“登时塌宽三四丈，仅存堤顶丈余”。[8]

在此千钧一发之时，署河东河道总督蒋启扬忧心如焚。作为河工事务的直接责任人，他深知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由此造成的河务困境。自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兴，军费成为政府财政支出之大宗，曾受高度重视的河务之经费被作为“不急”之需，大幅缩减，这不能不对黄河的日常修守产生影响，河务渐成废弛之态。即便如此，他还是按照惯例在第一时间向清廷奏报了险情：

臣在河北道任数年，该工岁岁抢险，从未见水势如此异涨，亦未见下泻如此之速，目睹万分危险情形，心胆俱裂。现在督饬道厅营委员弁，竭尽血忱，设法抢办，一面多方挪措钱粮接济，断不敢稍遗余力。此次异涨之水，自系来源勤旺，尚未据驰报，且河面过宽，未能向渡，南岸文报已四日不通，亦不知情形如何。[9]

从所奏来看，面对万分危急之形势，在河官员实施紧急抢险，并未束手待毙，只是钱粮贮备不足，难度太大。毋论其中有无故意掩饰的情况，险情仍在进一步恶化，黄河随时都有发生大规模决口的可能。两天后，蒋启扬再次向清廷发去急报，“万分危险情形于十八日驰奏后，臣仍督饬竭力抢办，道厅文武员弁于黑夜泥淖之中，或加帮后戗，或扎枕挡护，均形竭尽全力”，“铜瓦厢迤下无工处所，塌堤迅速”。[10]不过两份奏报还未到达京城，黄河就在铜瓦厢处发生了决口。睹此，河督胆战心惊，慌乱不堪，因为按照惯例，他将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在此后的奏报中，他一面描述决口发生情形，一面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强调尽管连日抢险，但是“无如水势复长，所加之土，不敌所长之水，适值南风暴发，巨浪掀腾，直扑堤顶，兵夫不能站立，人力难施，以致于十九日漫溢过水。初尚分溜三分，于二十日，全行夺溜，下游正河，业已断流。该处土性沙松，口门刷宽七八十丈”。[11]然而，即便形势严峻若此，口门以上河段以及支流之水位并未停止上升的态势。“据陕州呈报，万锦滩黄河于六月二十二日子时，陡涨水四尺八寸，来源正旺”，[12]“六月三十日未时，陡涨水四尺五寸”，各支流水势亦持续上涨，并“同时下注，加以霪雨过多，上游各厅禀报，骤涨水三四尺余寸不等”。[13]在持续增强的洪水水流的冲刷下，铜瓦厢口门变得越来越宽。半个月后，继任河督李钧奏称：

先经署河臣蒋启扬盘做裹头，因料物不能凑手，一面厢护，一面冲刷，七月初三日以前，已塌至一百一十七丈。业经前署河臣，绘图贴说，据实奏闻。奈至初三日以后，河水连日暴涨，又塌五六十丈。本日，用弹绳测量漫口，东西两坝相距实有一百七八十丈之宽，东坝下水深一丈五尺，中洪深二丈五尺，西坝下深至四五丈不等，河底形类斜坡。[14]

大规模黄河决口已经形成，然而由于清廷放弃了堵口工程，口门越刷越宽。五年之后，“河水面宽五百九丈，中洪水深九尺，口门以下，滩高水面六七尺不等”。[15]不难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愈发严重，已呈无法挽救之势。

二 黄水流路

决口发生后，汹涌的黄水如脱缰野马奔腾下泻，顺势朝东北方向急流而去，最终在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穿越运河后，夺大清河河道入海。

（一）改道之初上游漫流情况

对于一次较大规模的黄河决口，勘察清楚黄水流路情况无论对发赈救灾还是治理河患均属必要，李钧接任河督后即受命进行这一工作。经过近半个月努力，他掌握的河水流路情况大致为：

先向西北斜注，淹及封丘、祥符二县村庄，再折向东北，漫注兰仪、考城以及直隶长垣等县各村庄。行至长垣县属之兰通集，溜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外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境内，均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16]

由此可知，黄水流路以张秋为界大致可分为两段，其中张秋以上河段无固定河槽，黄水任意奔趋支流港汊，变化不定，以下则侵夺大清河河道直至入海（为行文方便，下文将铜瓦厢口门至张秋段称为上游，张秋以下至入海口段称为下游）。

该年十月，李钧再次对上游河段进行勘察，发现黄水流路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化，“虽仍分三股行溜，而半月来复见改移。一股从赵王河斜串洪河，历东明县城南，出开州境，直向东北，归入濮州者为最大。其原趋菏泽县城南北之二股，溜势转小，北股先近城垣，今已渐往西掣”。[17]该年年底，“南二股即从堤外分支，一入赵王河，在府城东，一入陶北河，在府城西，均与东明城南洪河一股会合东趋”。[18]不过即便如此，上游黄水的漫流情况仍不甚清晰。同治七年（1868）秋，英国人内伊·埃利阿斯（Ney Elias）在新河道进行的一番实地勘察，多少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为尽可能准确地掌握新河道的承运能力，他对黄水流路以及上游漫流情况详细记述，并绘制了精确度较高的地图。[19]从所绘地图来看，改道十余年后，上游黄水仍肆意漫流，范围广阔，南北跨几百里。事实上，直到光绪三年（1877）两岸大堤修筑完竣之后，上游黄水才大体束归一道，结束了漫流的局面。

从咸丰五年到光绪三年的二十余年时间里，上游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水利史学者颜元亮进行过较为细致的研究。他根据黄水流路的变化情况将这二十余年时间分作三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第一阶段为咸丰五年至十年（1855～1860），分歧多股行走，没有主溜，南面到达赵王河，北面到达开州、濮州、范县的南面；第二阶段为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五年（1861～1866），大溜逐渐北徙，灌濮州，冲开州金堤，大溜由金堤而下；第三阶段为同治六年至十三年（1867～1874），大溜又南徙，河身成为东西形势，走赵王河及沮河。[20]为了达到更为直观的效果，他还绘图予以说明（图1-1、图1-2）。

图1-1 铜瓦厢决口后运西溜势（咸丰五年至同治五年）

图片来源：颜元亮：《清代黄河铜瓦厢决口》，《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

图1-2 铜瓦厢决口后运西溜势（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三年）

图片来源：颜元亮：《清代黄河铜瓦厢决口》，《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

比较两幅图可以看出，黄水的漫流范围呈现逐渐缩小的态势，其原因除了黄水自身的调节外，还应与沿河官绅百姓自发修筑民埝拦御水流有关（详后）。

（二）下游黄水流路情况

对于张秋以下河段，河督李钧的奏报语焉不详，仅提到有大清河河道容纳，似在说明较上游情形为好，实际上，由于大清河本为山东境内有名的运盐河，“深阔均不及黄河三分之一”，[21]难以容纳汹涌而来的黄水，四处漫流的情形也极为严重。

光绪中期，以小说《老残游记》为后人所熟知的刘鹗接受山东巡抚张曜邀约，赴山东参与治河实践。在他看来，欲治理新河道，须先全面细致地了解清楚黄水流路情况，为此，他不辞辛劳花了几年时间沿黄河一路考察，记录界址，观察灾情（见本书附录），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较为细致的黄水流路图（见图1-3）。

这幅黄水流路图，除利津以下至入海口处河段因受泥沙淤积与海水顶托等因素影响几经变迁外，其他河段大体延续至今。毫无疑问，刘鹗的此番工作为山东巡抚的治河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亦对后人绘制黄河图以及进行黄河史相关研究极具价值。

图1-3 光绪中期黄河新河道流路

图片来源：刘鹗：《历代黄河变迁图考》。

三 致灾程度

对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黄水流经之地亦为受灾之区。从前述黄水流路情况大致可以推知：由于上游河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固定河槽，黄水肆意奔窜漫淹，造成的灾难极为深重；下游河段因有大清河河槽容纳，受灾程度应较上游为轻。从流经之地所属行政区域来看，口门以下一千一百多里新河道，山东最长，达九百余里，直隶次之，长一百二十余里，河南最短，仅二十多里。相应地，三省受灾程度从重至轻依次为：山东、直隶、河南。当然，对于这样一次较大规模的黄河决口的致灾情形，仅这些概略性认知还远远不够。

在铜瓦厢决口发生地，有一首民谣描述了决口之初的灾难情形：

咸丰乙卯月在申，

开封河决殃及民，

冯夷起舞龙怒瞋，

波浪中宵排九垠，

燕齐豫省疆界邻，

田庐其问诸水滨。

…………

中流社木如藻萍，

树头饿殍犹望人，

遗黎面鹄衣结鹑，

穴沮洳地栖厥身，

沿堤乞食日逡巡，

聊复忍死延数旬，

恨不同时葬涟沦。

行人目击增酸辛，

兹者浩劫尤奇迍，

哀嗷被野谁致询。[22]

这首民谣所描述的凄惨情景令人震撼：决口发生后，滚滚黄水奔腾下泻，豫、直、鲁三省大片地区被洪水淹没，无数百姓葬身鱼腹，侥幸生存下来的不仅要忍受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还得忍饥挨饿，栖息枝头。

由于决口发生之时，全世界都能得知灾难资讯的时代已经到来，西人对于决口致灾情况也给予了关注，尤其英国皇家地理协会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英国《晨邮报》报道，1858年，该协会召开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发生在中国的黄河大改道，并提到“方圆几百英里的肥沃土地变成了一片汪洋”。[23]同年，该协会主办的杂志还刊文描述了当时上海百姓对这场灾难的反映，“上海居民频繁地诉说着来自中国北部的灾难，黄河冲破了堤岸，毁灭着国家，许多居民被淹死，幸存者被迫背井离乡沦为乞丐”，并认为“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世界上还没有哪条河流如此彻底决绝地改道”。[24]西人的这些描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此次决口造成的灾难之深重。

按照惯例，大灾之后，地方官员需查勘受灾情形，确定成灾分数，并逐级上报，以为清廷出台救灾措施提供参考与凭据。此次灾难亦不例外，受灾三省督抚均于灾后将辖区灾情比较详细地上奏清廷。接下来，将他们所奏结合相关县志记载呈现三省的具体受灾情况。

（一）山东灾况

从前述已知，在新河道所经区域中，山东一省内最长，达九百余里，几乎从西向东穿越全省。据巡抚崇恩奏报，约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25]具体受灾情形如下：

黄水由寿张、东阿、阳谷等县联界之张秋镇阿城一带，串过运河，漫入大清河，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堰，间段漫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菏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其它如东平、汶上、平阴、茌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由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现据各属纷纷禀报，实为非常灾异。且大河秋汛方长，而八月海潮正涨，利津海口不能畅泄，则横流旁溢，更无止境。[26]

计成灾十分者有菏泽县邓庄等二百六十六村庄，濮州李家楼等一千二百一十一村庄，范县宋名口等三百四十四村庄；成灾九分者有菏泽县大傅庄等二百二十六村庄，濮州姜家堤口等一百三十九村庄，范县张康楼等一百四十村庄，阳谷县张博士集等四百九十二村庄，寿张县何家庄等三百九十一村庄；成灾八分者有菏泽县桑庄等二百七十八村庄，城武县王家庄等二百一十一村庄，定陶县黄德村等八十庄，巨野县刘家庄等九十村庄，郓城县邱东等四百四十九村庄，濮州高家庄等一百零一村庄，范县张常庄等三十四村庄，寿张县阎家堤等二百六十四村庄，肥城县刘家庄等一百零五村庄，东阿县枣园村等三十二村庄，东平州陈辛庄等一百六十村庄，平阴县盆王庄等九十三村庄，齐东县郭家庄等二百二十六村庄，临邑县杨家庄等五十四村庄；成灾七分者有菏泽县唐庄等二百七十二村庄，城武县前宋家弯等一百六十五村庄，定陶县折桂村等三十八村庄，巨野县庞家庄等八十一村庄，范县朱堌堆等六十三村庄，肥城县栾湾庄等三十六村庄，东阿县山口村等三十九村庄，东平州赴老庄等八十四村庄，平阴县宋子顺庄等七十一村庄，齐东县王家寨等三十一村庄，禹城县小洼等六十三村庄，临邑县高家庄等五十八村庄；成灾六分者有菏泽县傅家庄等一百四十三村庄，城武县刘家桥等二百六十三村庄计，定陶县牛王庄等三十二村庄，巨野县大李家庄等四十八村庄，范县高常庄等八村庄，阳谷县东灼李等一百六十八村庄，东平州关王庙等十六村庄，平阴县吉家庄等十四村庄，齐东县东赵家庄等五十村庄，禹城县不干等三十二村庄。[27]

从奏报可知，鲁西南地区以及大运河、大清河沿岸地区均不同程度受灾。其中受灾六分及以上的村庄达7161个，仅受灾十分的村庄就有1821个。据此，李文海先生指出：咸丰年间，山东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如果我们按每个村庄200户人家，每户五口人统计，那么，山东省受灾六分及以上的重灾区的难民将逾700万人。这个统计还不包括所有城镇和受灾略轻的地区。[28]

由于所处位置不同，与口门距离远近不一，各府县具体受灾情况差别较大。为了较为清晰地予以呈现，下面把能够查见的府县志资料按照黄水流经地域自上往下的顺序做一排列，详见表1-1。

表1-1 山东部分府县受灾情况一览

综合县志中的记载以及前述崇恩的奏报可以推知：距离口门较近的鲁西南菏泽、寿张、阳谷等地受灾最为严重，距离口门稍远的平阴、东平、滨州等地受灾相对较轻，齐东、齐河等地则由于县志记载简略，受灾情况不甚清楚，不过晚清官吏张集馨的个人经历多少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咸丰七年（1857），张集馨从京城南下途经山东时遭遇了由水灾造成的交通困境，感触颇深，遂记述如下：

自河南北岸铜瓦箱决口后，直冲东昌，大清河桥冲断，黄河灌注，直至齐河县城下。禹城左近各县，咸为泽国，来往行旅，俱由齐河渡黄。自齐河至禹城，并无旱道，近村农民，以小舟济渡，计程九十里，需索甚苦。余在齐河南店，住二日，令戈什杨保安，持帖至齐河县署，乞差协同觅船，许给重赏，始得小舟七八只，将车分载。自丑初由南北渡，幸尚顺利。坐车十五里至隔水处所，上船拉挽，水深处数丈，水浅处没髁，或推或挽，皆从田园果木林中游泳。至日暮，始至禹城，驿馆距城尚远。至子正后，始到禹城桥，人马疲乏已极。从此渐入直境，道路干燥，按站遄行。记在泰安前时，忽遭大雨，平地水深尺许，衣履沾透，亦苦境也。[29]

出门“以小舟济渡”，如在江南水乡当是非常惬意之事，只是齐河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出现这样的情形则不能不让人在诧异之余感叹铜瓦厢决口造成的灾难之深重，更何况这已是决口之后的第二个年头。总之，汹涌而来的黄水漫淹山东大片地区，包括原本繁华富庶的黄运地区以及大清河两岸地区。

（二）直隶灾况

决口当年八月，直隶总督桂良所奏辖区受灾情况大致如下：“长垣县切近黄河，被灾较重，东明县次之，开州惟距城二十里外之东南乡被水，核其情形尚轻。”[30]由此可知，直隶共有长垣、东明、开州三县受灾，其中长垣县因距离黄河较近而受灾最重。两年之后，继任总督谭廷襄也曾就此问题向清廷上过奏报，但所陈情形与桂良有些出入。据他所言：

咸丰五年，豫省兰阳汛堤工漫口，直隶之开州、长垣、东明三州县均遭水患，而东明县城适当其冲，大溜汇注，四面环绕。漫口一日不堵，来源一日不绝，以城为堤，情形吃重。前于东南顶溜处所新筑大坝开挖引河，冀图拦水。乃黄流势猛，旋筑旋冲，垣墙日久被水，渐形坍塌。兹据该县禀报，城西北隅因南面、西面各有大溜一股，齐至其下会合，紧抱城角，折向东，乃回溜漩涡，日夜摩荡，外面城砖蛰陷九十余丈，仅存土垣。此外，坐蛰、坍卸、裂缝之处，虽经随时保护，惟瞬届伏汛，恐难抵御。[31]

根据这份奏报，在受灾的三个县中，情况最为严重者为东明县，非前述桂良所言长垣县。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从前述黄水流路情况已知，上游河段由于没有固定河槽容纳，黄水横冲直撞，肆意漫流，河道变化不定，受此影响，受灾区域以及各地受灾程度也呈现不断变化之势。这应为两人奏报存有差异的原因。另外，根据东明、长垣两县县志记载亦可大致做此判断。《增修长垣县志》载：“自咸丰五年，黄水泛滥以后，仓房均被冲圮，亦无存谷。”[32]《东明县新志》载：“咸丰五年，河决而复北，由铜瓦厢口大溜直奔贾鲁河，其支溜则夺洪河、漆河之道，一片泽国，汪洋弥望。迨至七、八两年，复由贾鲁河折而北，自李官营别开新河，入曹州之七里河，绕而东北行。十、十一两年，复尽并入于洪河，逼近县城，弥漫巨浸，而百姓几无生人趣矣。”[33]这几条材料将铜瓦厢改道之初两县的受灾情况，以及最初几年间黄河河道的摆动情况记述得非常清楚，东明县的受灾程度明显在随河道摆动而加深。

（三）河南灾况

从前述已知，新河道自河南铜瓦厢口门折东北方向大约二十里即入直隶境内，且由于此段临近口门，水流湍急，河南受灾面积比较山东、直隶两地要小，受灾程度也轻。据河南巡抚英桂奏报，该省有“兰仪等四县北岸村庄，及封丘、考城二县，猝遇水淹，室庐倾圮，早晚秋禾飘溜无存”。[34]另据毗邻的考城县县志记载，决口之初共有“堌阳等五里被黄水漫淹，成灾分十、九、七、六、五数等，共七十一村，计民田上下更名等地共八百二十七顷七十七亩六分一厘”。[35]由于受资料所限，无法确知当时考城县的村庄总数以及田地亩数，也就难以察知具体受灾情况，不过可以根据民国时期的数据做一大致推断。该县县志记载：1924年时，该县有298个村。[36]据此推知，受灾五分以上的村庄约占总数的24%。

面对大规模的黄河决口以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清廷将如何应对？按照以往惯例，由于河务关涉甚重备受重视，一般发生较大规模的决口，清廷往往立即抢堵，并拨付帑金，“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37]有时还派钦差大臣前往督战，与此同时，按照救灾程序启动相关赈济工作。然而，此次决口出现了“例外”，且意味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