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手记

单波 甘丽华 吴世文

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中，这个时代正在产生海量的信息与人们对新信息的需求。变化与时间同在，人们对新信息的需求是变化的注脚，也是对时代的一种反应。在此意义上，媒体的改革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味。当我们站在2019年回望2018年中国媒体发展的“现时态”与“未来式”时，作为“截面”的特定年份似乎并不具有特定的意义。但是，媒体作为社会记忆与历史书写的机制，它们本身记录、承载、转换与激发变化，是瞭望现代社会变迁与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窗口”。因此，研讨中国媒体之发展情状是我们认知与把握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必要努力。于是，第十八辑《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总第18辑）如期与各位见面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传统电视报道之外开辟新媒体战场。诞生一年余的《时政新闻眼》秉承“为受众看懂中国政治、让年轻人喜欢政治生活”的宗旨，跟随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和思想理念，以图文和短视频为主要形态，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平台，是一扇了解当代中国国家领导人治国理政实践的独特窗口，也是融媒体时代中国时政新闻报道创新探索的难得样本。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贴身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更在于“见人、见事、见情怀”及“充分彰显对人的尊重和关注”的“温度”。

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的非虚构作品生产及传播实践创新则可以用“拓展”二字概括。一是主题的拓展。突破中国非虚构作品陷于亚文化单一题材的局限，“尽力放弃对底层叙事的依赖”，超越当下流行的通过“卖惨”实现流量变现的原始追求，实现选题范围“与社会同构”。二是功能的拓展。从重在追问事件的真相和原因、“金刚怒目”的传统调查性报道向“进退有度”“温而厉”的 “新非虚构”转变，在事实、逻辑和情感的基础上，寻求共情与理解，尝试为侵害者与被侵害者、标签者与被标签者、二次元与三次元等各方搭建对话桥梁。三是疆域的拓展。谷雨工作室旗下的《谷雨影像》团队已经成为全球多个重要纪录片电影节的首个中国决策机构，助推中国非虚构作品走向国际竞争平台和对话空间。

《省级媒体融合转型现状分析：以湖北为例》和《“轻资产、重功能”：中西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模式探索——以湖北省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建设为例》两篇文章深入我国媒体融合实践的“毛细血管”，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浸入 “田野”，发现媒体融合现实的“路”与“痛”。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通过建立融媒体中心，形成内部小型全媒体形态；“长江云”结合新闻、政务和服务，创新“直播+商务”模式，以提升自我造血能力；赤壁市舍“大屏幕、大平面、大机构、大技术”常规路径，结合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目标——“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探索了一条“轻资产、重功能”的“节省路径”，用较少的资金，实现了技术搭建、流程再造、模式改革、功能激活，最终走向“实质融合”。但同时，它们仍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的争夺，体制机制上的过多束缚，传播效果与市场规模的不匹配，自我造血能力明显不足等发展瓶颈。媒体融合之路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过载的信息和过多的社交，使得分享的快乐体验开始向过度曝光的烦恼转变。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用户由主动分享、转发逐渐转向被动浏览、只看不发、强制沟通、转移平台等消极使用。“三天可见”是微信平台方为了避免用户流失、鼓励用户继续发朋友圈而开发的新功能，目的是维系和挽留朋友圈用户。基于对27位微信朋友圈用户的深度访谈作者发现，“三天可见”可以阻止不当窥探，保护隐私，让个人在印象管理方面更有社交主动权，以及将数字记忆从共享收归私有，但同时这一功能也可能引发“边界纠纷”“边界焦虑”乃至“情感隔离”。

《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传播创新机制》分析了11家中央新闻媒体和全国性行业类媒体的42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指出一半以上的报告以“舆论引导”为侧重点；在“提供服务”方面超过95%的报告重点叙述信息咨询服务，以“舆论监督”为重点的报告则不到5%；在遵守职业规范方面，八成报告强调“遵守市场经济法则及新闻职业道德”，不到两成表明“接受社会监督”。该文进而提出媒体意识到了“做好自己的事”的社会责任，但在协调媒体社会责任和中国社会责任之间还有努力的空间。

从“为什么要向新媒体转型”“转型后内容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到“什么样的内容是市场需要的好内容”“商业模式有哪些改变”，《市场化纸媒向新内容转型的尝试与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结合作者在多家媒体的从业经验，试图回答包括杂志在内的纸媒向新媒体的转型之道。杂志的新内容转型，应该在坚持精品的前提下，探索新渠道、新表达方式、新商业模式。目前博雅天下传媒旗下的《人物》《每日人物》《市界》《AI财经》等从杂志出发创立的新媒体，营收已经远超原有的杂志，成为核心竞争力。但作者也发出了“提醒”：缺失了价值观的“爆款”，是没有灵魂的。生产一篇“爆款”文章不难，但必须在价值观的基准线之上。这是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所需要的担当。

《短视频下半场：机遇与挑战》一文提出短视频发展进入“下半场”，呈现创作主体多元化、内容分发平台化、内容生产优质化、资本投资理性化以及严监管常态化等特征。其发展机遇包括用户规模大，技术创新扮演重要角色，在新闻资讯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微综艺、微剧成为新赛道，主流媒体、主流舆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短视频“下半场”发展也将面临优质内容生产、版权保护、监管、盈利模式等方面的诸多挑战。

《英美主流媒体涉鄂报道的内容分析》研究的是跨文化背景下区域形象的媒介呈现。通过对近五年四家英美主流媒体“涉鄂报道”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该研究发现这些报道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经济等议题，态度以中立为主，信源以中国媒体、亲历者和中国政府为主。英美主流媒体报道中的湖北形象呈现的是一种“他塑形象”，并不能反映全貌和真实。区域对外传播应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并重，传统渠道与新媒体并重，理性看待和科学处理负面信息。

《从世界书局到〈中美日报〉：朱生豪的交往生活对其职业认同的影响》钩沉了“非典型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朱生豪与陆高谊、詹文浒等少数几位新闻出版界人士的交往，从赞助人视角研究朱生豪的职业认同变迁：由对图书编辑工作（编校型）的厌倦到认同图书编辑工作（创作型），再至将新闻编辑工作作为抗日宣传的阵地。世界书局曾经是朱生豪表达建构自身意义的压抑性场域，在朱生豪与世界书局签订了翻译莎士比亚著作合同后，世界书局则从压抑性场域转为生产性场域；而《中美日报》则一直是朱生豪建构自身意义的生产性场域。

从历史角度观之，2018年不过是“时间年轮”之节点；从现实角度视之，中国媒体转型发展不过是“流动的变化”之截面。本书文章的研究有其创新之处，亦有其特定的局限。但是，它们都是观察、记录、思考与促动中国媒体发展的积极尝试。我们相信，这些灵动的思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媒体发展的现状及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多种复杂面向，以及中国社会与媒介互动的节律，从而推动我们拷问中国媒体的传播实践，探索优化实践的路径，并积极思考建构与传播实践变化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是本书的“眺望”，也是新闻传播研究共同体的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