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辛亥革命以后，在有利的政治环境与市场环境刺激之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发展高潮，但全国各区域因市场基础、地理位置等不同，民族资本主义在发展路径方面出现明显差异。与南方相比，北方地区市场发育程度低，缺乏必要的原始资本积累，同时因邻近政治中心，聚居大量军阀官僚特权富豪群体，形成依靠特权富豪资本发展的典型模式。

清末民初，官场腐败，政治动荡，法度败坏，清朝遗老与北京政府各级官僚军阀，肆意贪污中饱。另外，经济近代化转型中出现的新式资本主义投资机会大量存在，又使得军阀官僚资财膨胀速度与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形成集地主、资本家、高利贷商人于一体的新式权贵富豪阶层。在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原始资本积累的北方地区，特权富豪阶层手中握有巨额资财，成为当时最大且唯一拥有投资大型企业能力的群体。以地域与政治势力为标准，北方地区官僚富豪群体可分为三大派系：由京津地区北京政府军阀官僚及清贵胄群体组成的京津系资本集团；东三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资本集团；山西省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资本集团。其投资区域包括东北三省，华北区域之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全省（市）以及山东西南部与河南北部地区，史称“华北财团”。

华北财团投资兴起于1918年前后，之后投资规模逐渐扩大，依恃雄厚的资本优势与特权保护，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已形成覆盖大部分工矿业门类、各类金融领域的庞大资本群体。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华北财团因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逐渐出现分化，京津系资本集团多因北京政府政治失势，丧失特权，向普通私人资本转化；奉系资本集团则因政治地位稳固而愈益膨胀，且呈现公私混同、以私控公的发展趋势；晋系资本集团因阎锡山公营思想而逐渐向官办方向衍化。

研究发现，华北财团对北方民族资本主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贡献率均在60%以上，成为北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资本形式，为北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本积累。同时，华北财团投资领域集中于金融、工矿及大型轻工业企业等普通私人资本不具备投资能力的领域，与普通私人资本投资形成互补关系，排挤作用有限。依恃资本优势与特权保护，企业经营聘用新式管理人才，购置新式机器，采用先进技术，对北方经济近代化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其依靠特权保护获得超市场经营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民族企业以“不法”方式对不完善市场机制的一种修正与自我保护。在外商资本压制、市场与法规机制不健全、政府缺乏必要保护的环境下，孱弱的民族资本很难获得发展空间，华北财团依恃特权，获取税收减免与其他经营便利，方能获得与外商资本接近平等的竞争环境。但是，华北财团依恃特权甚至强权强占市场的行为，本身又形成对市场健康发育的破坏，对普通私人资本形成排挤，从而造成对北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利影响，其中经验教训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