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蒙昧到文明的门槛——北京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无论说文明或文化，严格地讲都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的特殊创造。当人猿刚刚揖别，人类还在茹毛饮血，当周口店的“北京人”还在河谷旁凭本能猎取些鹿、羊、鼠、鸟等幼小动物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人类还刚刚踏上文明的门槛，或者说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仍在门外。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或文化，只是到新石器时代才形成一定规模。不过人类创造文化是一个渐进过程，许多问题倘若不从头说起，后来的事情便讲不清。而在考古学中所说的某种“文化”，又常指广义上的一切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创造。可以说，从人类打造第一件石器起就开始了这种创造。更何况，人类最原始的观念，往往以物质形式来承载，在真正的精神文化出现以前，我们只能透过一器、一物来窥探其精神世界。所以，尽管旧石器时代的真正“文化”现象还很少，我们仍然从这里说起。

考古学家往往把人类开始出现，一直到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出现以前这段时间叫作旧石器时代。因为，当时人类进行生产的主要工具是打制粗糙的石器。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就世界范围来讲，始于200多万年以前，止于1万年前。就我国而言，从目前考古发现说，始于距今170万年左右的云南元谋人，此后又有距今70万年至80万年的蓝田人，再往下便是距今70万年左右的北京周口店的远古人类——“北京人”了。周口店的人类遗址上不只有“北京人”，还有距今4万年至5万年之间的“新洞人”，又有距今2万多年的“山顶洞人”。这样，就在北京地区形成了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完整序列，这不仅在国内，在世界各地的古人类考古发现中也是罕见的。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整个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进程的有利条件。从猿而变人，从原始群到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的产生，从无序的原始采集、狩猎到有了简单的原始分工，从简单的物质生产到出现最原始的美的意识……我们都可以找到那一步步的脚印。于是，在我们面前铺展开一幅原始人类在北京大地上生活、劳动的生动画卷。

一 旧石器时代北京人类生活环境

众所周知，从周口店第一点所发现的“北京人”是远古人类的重要代表。它证明，北京是我们远古祖先的故乡，也是世界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为什么周口店会成为人类的重要发祥地呢？这首先要了解一下我国的地理背景和当时华北地区的自然气候条件。因为，自然因素是造成文化区域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远古时代，地理背景尤为重要。

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太平洋的西岸，地势西高东低，由西向东形成青藏高原、西北高原和东部平原地带的三个阶梯。大陆季风性气候造成西北干旱区、中部半干旱区和东南湿润地区的明显差异。考古发现证明，我国早期人类活动主要是在东部季风性气候和西北干旱区的边缘地带。因为西北干旱区自然环境太差，自古以来主要是畜牧经济，几乎没有产生农业文明的可能。而青藏高原由于海拔高而气温低，况且空气稀薄，同样限制了人类活动。东北虽然土地肥沃，但气候十分寒冷，多森林猛兽，也不适合古代人生存。南方气候又相当炎热，况且河湖水域甚多。所以，我国早期的人类活动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以南的古人类活动虽然不少，但规模远不能与华北地区相比。而在华北地区，又以周口店规模最大。

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有一座小山，因为人们常在山洞或石灰岩的缝隙中发现被称为“龙骨”的化石，又被称作龙骨山。当地质年代处于更新世中期之时，这里的气候相当湿润，虽有旋回变化，寒冷期比现在低6—12℃，温暖期比现在高1—6℃，但总的来说适于人类生存。当时华北平原自然植被良好，雨量充沛，山间林木茂盛，丘陵上长着朴树，平原上绿草如茵。在植被方面，经历了针阔叶交混林—温代落叶阔叶林—温代落叶混交草原—温带灌丛草原的变化。动物方面，与北京猿人共存的哺乳动物，从数万个化石个体中分析，分属26种，有剑齿虎、翁氏兔、大河狸、鼢鼠、野猪、肿骨大角鹿、葛氏斑鹿、杨氏虎、中华缟鬣狗、梅氏犀和三趾马，还有硕猕猴、水牛、鸵鸟等喜暖动物。周口店周围，当时就有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等重要河流。周口河，在当时水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而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又环抱在北京小平原的西部、西北部和北部，使这里比山后地区更为温暖。古代人类既畏滨海的水泽，又不适于过高的山岭，所以多息栖于山麓台地上，此后数十万年直到新石器时代，太行山东麓台地古人类活动频繁正是这种原因。总之，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周口店成为人类远祖的故乡，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二 “北京人”的文明火种

周口店的人类文化发现，在第一点的“北京人”遗址上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即人类进化的本身及其意义、石器和用火。

1927年，加拿大解剖学家发现了第一枚人类臼齿，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从那时到现在，周口店遗址上已发掘出来的人类骨骼化石有：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和单独面骨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颗，股骨断片7件，肱骨3件，胫骨、锁骨、月骨各1件。这些骨骼分属40个老幼不同的个体。这样大规模的人类发现，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个遗址上有深达50米的文物堆积层，至今仍深未见底，迄今已发掘的17层，14层以下没有化石和遗物出现。人类化石出现于第11层至第3层，其年代应在距今60万年到20万年之间，也就是说，“北京人”在此生活前后持续长达40万年之久。

“北京人”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所以又称“北京猿人”或“中国猿人北京种”。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量平均1043毫升，前额后倾，眉骨粗壮，面部较短，鼻骨、颧骨扁而宽，嘴部突出，没有明显的下颌。这说明其头部还保留了许多猿的特征，比较落后，但其下肢虽骨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方面皆与现代人大体相同，且已有股骨脊，说明肢体发育比脑部快，已能直立行走。能够直立，就解放了手，使手可以从事劳动。脑与肢体发展的不平衡，恰恰反映了由猿到人的演化过程。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及尼安德特人化石被发现，但其进化地位一直未被学术界肯定。“北京人”不仅数量大，而且有共存的文化遗物可以佐证。从而使上述各地直立人的存在得到肯定，使学术界基本明确了人类进化序列。这件事的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人可直立以及手的解放使人类开始采摘、捕猎、创造工具，而区别于其他动物。同时，通过劳动又促进脑的发展和产生思维。目前还没有文物证明“北京人”纯思维和语言的状况。但随着众多石器的发现，说明他们在一步步学会创造，它预示着人类文明脚步的开始。

在“北京人”遗址上出土的石器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多达10万件以上，其分布范围半径达5公里。石料主要是石英石、水晶、砂岩和燧石。贾兰坡先生通过对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各文化遗存进行分析后明确指出，华北的旧石器文化可分为两大体系：一个是匼河——丁村系，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系统，小型石器很少，主要在豫西和山西。另一个便是周口店——峙峪系统，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系统，除周口店外还有朔县一些遗址带有这类特点。周口店的石器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来制作石器工具的，犹如现代所说的“工作母机”，包括石砧、砸击石锤、疤击石等。石砧即打击工具时下面的垫石，多条状，中间有坑疤，呈盆状，是先砸成坑疤再用锤击法慢慢修整过的，长形而中凹，便于在中间置放石料，锤击成新工具。石锤则有椭圆形和条形，用以砸和锤。另一类即为制造出来用以直接经常使用的工具，有刮削器，尖状器、石锥、砍砸器、雕刻器等，其中以刮削器最多。与大量石器伴出的还有骨制器。鹿的头盖骨制成瓢状，可以盛水或果类。鹿角尖则可猎获剖割小动物并挖掘植物的根。此外，还发现有一些木制工具。

学会保存火种和用火是“北京人”的又一大贡献。在洞穴中保存了许多用火的灰烬，最厚处可达6米，证明保存火种有一个长期的过程。灰烬中有烧过的骨头和树籽，说明是用以烧熟食物的。火可以照明、御寒，对野兽有威慑力；火使“北京人”能够吃熟食，从而改善营养，利于人类发育。它预示着处于原始群的北京古代人类已经开始迎接自己的黎明。在长达几十万年的时间里，他们艰难地生活，但一直在发展，在创造。

北京人发展的历程，证明了从猿到人的学术观点，因而打破了各种唯心论的创世说。

三 新洞人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在周口店龙骨山，继“北京人”之后又有新洞人，距今约4万年至5万年之间。新洞人生活在晚更新世早期。这一时期北京地区所发现的人类活动已不止周口店一地，除新洞遗址外，还有周口店第三、第十五、第二十四点。此外，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等地也有发现，其地点多达18处，但其代表还是周口店的新洞人。考古界把他们称为早期智人。1973年，在新洞发现一枚人类牙齿，学术界认为新洞人是“北京人”与“山顶洞人”的中间环节。新洞出土有几十件石器和灰烬层与烧骨，烧骨中以鹿类最多，其余为鼠、象、蛙等，以及朴树籽。在距新洞仅10米的第十五点，也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石器主要是以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制成的小型石片，多为梯形，也有三角形和长方形，形态比较稳定，看来制作也有了较为固定的程序。但从加工方法来看，与北京猿人晚期的基本相同，所以被看作“北京人”的直接继承，不过其石器已有明显的二次加工，说明新洞人已不完全是沿袭已有的劳动经验，而是产生了力求精细的心理。周口店第十五点还发现了尖形工具，小石斧、小石锛等，技术已有了明显进步。

新洞内同样有很厚的灰烬，虽不像“北京人”洞中那样厚，但最多处亦可达1米，中间杂有动物化石、石器和植物的种子。烧骨数量的明显增加，表明这一时期人类生活水平又有了很大改善，大量熟食肉类使人类必然得到更好的发育。

四 精神创造的开端——山顶洞人及其他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山顶洞人”因处于“北京人”所居住的猿人洞的顶部而得名。据碳素测定，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距今2.7万年，遗址中出土了分属于至少八个，男女老幼不同个体的头骨、上下颌骨、牙齿和体骨的化石，其头骨化石即有3具，以及装饰品、骨器和少量石器。

山顶洞的文化内涵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如果说，我们在描述“北京人”和“新洞人”大量的石器时，还难以判断物质创造和精神、思维的关系，而只能从考古学所说的“文化类型”上含混地谈广义的文化，那么，山顶洞的遗存证明：人类已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创造。尽管数量还有限，但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首先，从山顶洞人的洞穴来分析。山顶洞的结构独具特点，有上室、下室、地窨三层。上室东西长14米，南北宽约8米；下室深约8米；再往下一处是凹陷的地窨。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室发现了4具人体遗骸，一具为老年男性，两具为年轻女性，还有少年头盖骨。而在骨骼周围发现有赤铁矿粉。参照民族学和其他考古资料，远古人类往往把赤铁矿粉撒在墓地。山顶洞下层的骨架较为完整，不像是跌落死亡，而似有意安置。所以，其上层为生活区，而下层则可能是墓葬。墓葬的出现，说明山顶洞人已开始产生灵魂的观念而对死者有意善侍，并有礼仪。

山顶洞遗址中，还发现一枚骨针，长82毫米，针身直径最粗处3.3毫米，针眼直径3.1毫米，针眼是用石制尖状器挖掘出来的，通体光滑，略有弯曲。可以看出，从选料到加工成形，经过了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对于现代人来说，一枚骨针自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标志着人类一大文明进步。有了骨针，可以穿起饰物；有了骨针，可以缝制兽皮，做成衣裙：这不仅可以保暖护体，而且可以遮蔽羞耻。有了羞耻感，人类才谈得到文明，目下有人认为，人体越暴露越“现代”，岂不知，人类从赤身露体到懂得衣冠礼仪是经过了多少万年的努力。倘若以祼露为时尚，那猫啊，狗啊是否比人更“前卫”？人与动物的区别又在哪里？

山顶洞还出土有装饰品，而且数量多达140余件。其中，有穿孔石珠、穿孔海蚶壳、穿孔小砾石、穿孔兽牙、穿孔鱼骨和骨管等。其中最精细者为石珠，多以白色石灰岩为原料，最大直径仅6.5毫米，说明其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这些穿孔的东西估计是串起来作为项链等饰品的，它们可以日常饰用，同时也作为随葬品。饰品的出现说明人类已有美的感觉，已产生精神的需求。而复杂的饰品工艺，使山顶洞人更聪明起来，他们除了狩猎、捕鱼、采集之外，还产生了精神享受的需要。此时的山顶洞人已进入母系氏族阶段。

此时，人类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不仅活跃在山麓地带，而且开始进入平原。在密云东智、延庆佛峪口、怀柔杨树下、平谷罗汉石与马家屯、门头沟西胡林和齐家庄等地都有与山顶洞人大致相同年代的遗存出现。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西城区西单的中银大厦和王府井东方广场工地上也出现了相关遗存。尤其是王府井人的出现更使人惊异。1996年，经过抢救性发掘，在王府井出土标本多达2000件，主要是石制品、骨制品和随火烬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有石核、石屑、石锤、石钻、刮削器和雕刻器。动物化石有牛、羊、马、鹿、兔、鸵鸟等，说明人类捕捉大型哺乳动物的能力已大为提高。在远离山洞的平原地带发现旧石器文化实属罕见，它预示着华北旧石器人类逐步向周边迁徙、扩散的脚步已经开始，也证明人类适应不同自然环境能力的加强。

从“北京人”到“新洞人”，再到“山顶洞人”，证明了人类进步的时序系列。从山洞走向平原又说明人类生活空间的扩展。在北京湾这样一个小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不仅规模巨大，而且系列完整，在学术上的价值远远不是一个个考古“点”的分析所能解决的。它的规模化、序列化和演进过程之完整，说明北京的确不愧被称作人类远祖的故乡。由此，更带来新石器时代华北文化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