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俄国经典文学的“论道”之策
第一节 跨国资本主义文化的“一元化”标准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资本的向外扩张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球蔓延，这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国际政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国际垄断”，世界走向了“跨国资本主义化”[1]的不归路，而这一判断也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的《共产党宣言》中对于资本主义国际化进程的预言。
面对这一看似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需要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加以研究，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不是哪个人主观地设计或制造出来的理性规划；它是自然趋势，是人力所不能抗拒和左右的。”[2]尤其在21世纪初的今天，世界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使全球沟通和文化交往变得无比便利，国际金融、贸易、生产合作愈益打破民族和地理的界限。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在这种国际秩序中都不可能自立山头，或者独善其身。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体现出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而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也使人们认识到在生存问题上的休戚与共。在共同的灾难面前，人类“本应”携起手来，共克时艰，淡化民族、宗教、地域、意识形态的冲突，谋求共同发展的合作道路，为地球村的互利互惠创造条件——可惜情况并非如此。
事实往往如契诃夫所言：“不幸并不能把人们联合起来，反而把他们拆开了。”（XS,6,42）[3]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强大压力下，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跨国资本借助垄断地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掠夺变本加厉。国际霸权盛行，民族矛盾激化，人才流动失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环境问题上的不负责任，使得“全球化”这一虚幻的美好图景背后，日益暴露出跨国资本贪婪的真相，这让一些为“地球村”前景欢呼雀跃的人惊诧不已。
惊诧源于幻觉的破灭。自跨国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以来，欧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多元化”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在一系列价值取向上与传统的民族价值观迥然有别：追求消解理想和意义深度的“平面模式”，以“本我”的凡俗代替体现在英雄身上的崇高，用存在的偶然性和生命的本然性否定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强调无个性、无感情的“极端客观”，把艺术仅仅当作解魅化、大众化的消费品[4]——以此来弭平差距，超越界限，消除中心，达到解构传统核心价值的目的。而在这种消解本体存在意义的后现代理论背景下，隐藏着资本寻求扩张和控制人类生活的勃勃野心。
事实上，无论理论家们的初衷多么美好，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被纳入了资本增值的计算体系之中。国内有远见的学者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错觉，经济作为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全球化进程。所谓“全球化”“多元化”，实质是以“美国化”为核心的“西方化”[5]。
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历史，在实践上证明了跨国资本的这一操作逻辑。“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确立了以美国制定的自由贸易秩序来瓜分世界利益的全球战略。“二战”后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正式把美元设定为国际货币标准，从此世界进入了美元霸权时代，其标志性事件便是尼克松总统为摆脱越战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强行终止美元兑换黄金业务，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保护本国利益，加剧了国际金融的动荡。国际结算的美元标准，给发行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6]。
可以说，美国凭借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决定了现存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一经济体制有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其规则和标准，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制定，这为发达国家进行全球掠夺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如何打破旧有的跨国资本垄断体制，重建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已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共识——虽然目前依然看不到曙光。
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在文化上的霸权优势尤其明显，这依然表现在美国标准的横行无忌。有人说，美国凭“三片”征服了世界——芯片、薯片、大片。这恰恰反映了以信息泛滥、快餐消费、好莱坞趣味为内容的美国文化在全球文化市场树立的标准取向。在此标准下，每个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震荡，以美国为标准的跨国文化产业，不但赚足了各国的钞票，而且深刻影响了全世界特别是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取向甚至犯罪途径。所谓“文化多元”的狂欢假象——不过是跨国资本主义借以推行西方标准化思维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手段。
在跨国资本推行的一元化标准下，各国知识人都感受到了本民族文化建构和心理认同的危机，各国的执政者也都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层面来保护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然而，资本主义经历了数百年的成长，尤其发展到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已培育出一套成熟的运转机制来应付人类的不满情绪。比如美国建国之初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也注重关注弱势群体，加强政府干预，缓解社会不平等现象——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改良主张，实际上都被列为保持资本稳定运转并获得更大利益的成本计算之内。
20世纪，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分崩离析，反而显示出新的生命活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崇高呼吁，似乎没有把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而跨国资本家却以各种形式联起手来，共同参与全球资本狂欢的大合唱，这是怎么回事？资中筠先生提出，这种情况主要归功于欧美社会批判的传统。在知识阶层高度的责任感和充分的言论自由的保障下，社会不公得以不断地披露，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和民众监督，这种改良和妥协反过来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和资产者更加稳定的收益[7]。由此可以看出，允许传统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批判，也被纳入了保障资本正常运转获利的成本计算，最终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越是不遗余力地攻击资本主义制度，资本语言对人的控制就越缜密，而批判者也就越深地被吸纳进了资本逻辑的运行机制，仿佛陷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拔剑四顾却心下茫然，只能徒劳地撞击那透明的墙，虽然姿态优雅悲壮，后果却显得滑稽。关键原因，在于批判的语言仍然是资本体制内的语言，而人是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泥潭的。一切批判体制的知识分子，都是体制中人，没有人能够超越体制。
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跨国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打出了“多元文化”的理论旗号，归根结底仍然是形而下的器用层面，是跨国资本家进行全球掠夺的工具。要想真正超出资本逻辑的话语体系，只有超越形而下的制度层面的语言，转而采用精神的语言、文化的语言、思想的语言——知识分子若要从根本上否定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作用，唯有“论道”。
本书所谓之“道”，意在区别对于现象所做的外在观察和“制度”层面的批判，着重从思想、精神的高度来把握支配社会现实演化的内在基因，突破一时一地的认知框架，探寻决定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方向的永恒“理念”。有学者提出要超越“处在现象层面的”,“比较粗放而失之于简化”的“思潮”，转而讨论“以特定的群体共识或‘理念’为价值前提”的“范式”[8]。这里所说的“理念”“范式”或者“理式”，在西学传统中，便决定了万事万物的本质属性。当然，在资本的物质力量决定着世界结构的今天，论道者所论之“道”，显得有些虚无缥缈，脱离现实。然而，这种外在于社会制度而又为人类社会制定最终目标的纯粹理念，在人的心灵深处探寻真理的种子，成为自由和绝对的善的根源。在理念的世界观照下，跨国资本的逻辑悖论暴露出其荒谬之处，而人类生存的诗性经验所凝聚之“道”却能直指人心，帮助被资本异化的世界重新收获其神圣性根基，为各民族的文化根脉提供精神依托。在当代跨国资本统治完成了对世界的物质和精神秩序的双重合围后，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文化崛起，只能凭借构建和坚持自身的民族核心理念——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界通过“论道”来反思本民族的历史，分析当下的现实，描绘未来的理想前景，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