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时空维度上强化空间意识
以往文学史研究，比较重视时间维度，如今要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不仅要增加，而且要强化。空间是时间展示的舞台，时间流动的渠道。没有空间，哪来的时间的存在、流动和延伸？这一切都需要在各种各样、无边无际的空间里完成。
过去讲时间维度，弦绷得很紧，总在吹毛求疵，找出批判的对手或敌人。如清朝的《增广贤文》所形容的：“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江中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来如风雨，去似微尘。”[9]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喜欢分析这部作品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等等。这种时间维度注重思潮、流派和时代性，并非没有必要，有时无可厚非。但在文化建设时期，看问题就要在时间维度上突出空间维度，转换思想方法。空间维度展示的是地理、民族、家族、城乡问题，主流写作和边缘写作、官方写作和民间写作，以及雅俗的文化层面、文化脉络的流动。因此空间维度是开眼界的维度、看世界的维度、探根源的维度，实在是大有作为。空间维度往往能够把问题翻转一面来看，这就可以祛除遮蔽，露出根须，碰到心窝。
比如公元11世纪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从时间维度看，展示的是一方要革新，一方要守成。这种判断甚至掩盖了对于变法或保守的措施是否合时宜，是否有利于民众的安居乐业、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审视，过多地从书面文件上论是非。如果加上空间的维度，就出现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的观察视野。在此视野中，就闪现出南北家族的问题。在王安石的周围汇集着那些变法派的士大夫，基本上都是江西和福建人。司马光是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世称涑水先生。在司马光周围汇集的是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中原士大夫。家族的籍贯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北方的中原士大夫家族安土重迁，根基深厚，文化态度趋于守成。
南方的士大夫家族是北方迁移过来的，迁移对一个家族来说就是一种性格。比如广东人闯不闯南洋，山东人闯不闯关东？这本身就是家族性格的反映。王安石家族本是太原王氏，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云：“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钑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10]据何光岳《中华姓氏源流史》（湖南出版社2003年版），王氏于唐末自太原迁临川，王安石是第四代。迁移家族的性格具有开拓性、冒险性，同时也有投机性。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的积弊，推行新法以富国强兵。他的《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他是要像新年的爆竹，爆出辞旧迎新的巨响。《登飞来峰》诗云：“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他是置身于高峰，不是担心高处不胜寒，而是穿破浮云，看取日出，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梁启超称赞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把青苗法、市易法类比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类比“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推崇这场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11]。
笔者曾到江西南丰探访过曾文定公祠（曾巩祠堂），调阅了南丰曾氏族谱，得知曾家是个很大的家族，在两宋期间出了51个进士。现在中国香港地区的曾荫权就是曾氏后人。王氏家族迁到江西临川后，与吴氏家族、南丰曾氏家族交叉联姻，过了三代就成了地方上一个大家族集团。曾巩的姑妈，是王安石的外祖母。曾巩和王安石无话不谈，劝王安石不要把变法搞得这么激进，全面开花，王安石就没有听进去。于是在王安石当了副宰相（参知政事）的时候，曾巩就请求到外地当了十几年的州通判或者州太守，然后才回汴梁，所以没有卷入后来的党争。曾巩父亲去世较早，他要承担家庭的生活担子，为人稳健持重，他的文章也有大哥式的持重风格。比曾巩小17岁的弟弟曾布就不一样，他对王安石变法参与很深，实际上与福建泉州晋江人吕惠卿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左右手。曾布后来当了宰相，但是与蔡京不合，晚景凄凉，《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空间维度包括地域、家族等维度的介入，使我们对政治文化、诗文品格的体验变得丰厚活泼，使它们从字里行间走到青山绿野，和我们在天地悠悠之间进行情绪交流和思想对话。
时间维度加上空间三维，再进入精神的超维度，就会使人们的感觉和思想来一个鲲鹏展翅，万里翱翔。其中的畅快有时简直就像李白《上李邕》诗所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笔者写过一部《楚辞诗学》，研究上古诗歌为何要从《楚辞》开始。因为《诗经》代表的是中原文化，《楚辞》代表的是长江文明。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黄河文明加了一个长江文明，形成复式文明形态，是非常关键的。过去总以为稳健中庸、儒道释组合成互补结构，是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可以承认是一个原因，但这只是全部原因的冰山一角。冰山是要海洋承载的，我们是要大地承载的，思想因素只是苍茫大地开出的花朵。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除了黄河文明之外，还有长江文明。你想想中国有多少个南北朝吧，确实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北方存在或潜伏着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一旦它统一了漠北广阔的草原，万里长城是很难挡住它的十万铁骑的。因此魏、蜀、吴三国以后，有了东晋南北朝，还有两宋、辽、金、夏。如果没有长江天堑，游牧民族的强劲秋风就会毫不留情地狂扫江南甚至岭南的落叶，中华民族就可能拦腰折断。但就是有了这条“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才可能使人有机会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十万铁骑要从长江中下游飞渡，展开战阵，谈何容易！这实在就像老子说的：“上善若水”[12]，“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13]。长江滚滚滔滔地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中原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家族渡江南迁，以他们的智力和财力把南方开发得比中原还要繁荣发达，东晋如此，唐代“安史之乱”如此，南宋也如此，到了宋、元以后，全国的赋税倚仗江南，元代全国的赋税1/3出自江浙行省，加上湖广和两广，全国财富的六七成在南方，经济力量转化成对文化的强大推动力。而滞留在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经不起两三代，就被汉族建立的衣冠文物慢慢中华化了。因此中国出现一种非常突出的文化认同现象，所有的少数民族到了中原之后，都不是夷狄自居，而是以中原正统自居，叫作前秦，叫作后燕，叫作西夏，叫作金，或取《易经》之义，叫作元。逐渐中华化的北方和浸染南蛮百越熏风的南渡衣冠士族，在其后又来了一个南北融合，这就把中华民族做大了。
更古老的埃及文明为什么会中断？因为它只有尼罗河狭窄的绿洲，马其顿人来了，阿拉伯人来了，它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也非常古老，但此两河只相当于中国黄河、长江腹地的1/7，同样经不起摔打。中华民族这一江一河，拥有山川纵横的庞大腹地，能够以“百川归海，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容纳多民族的碰撞融合，这就形成异常独特的南北“太极推移”，在推移中使自身的文化外溢，使中华文化圈变得更加波澜壮阔。
中华民族在南北文化的“太极推移”中，形成的文化哲学是“文化重于种族”，这是陈寅恪先生研究南北朝史的一个发现。当世界其他地区的种族冲突加深，陷于山河破碎的时候，中华民族却以文化融合和包容多元民族，使自己阅尽风波而生命不磨。这是中国文化应该受到它的子孙感恩的根本处。根据DNA的检测，北方汉族的DNA和北方少数民族的DNA的接近程度，超过了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同样南方汉族的DNA和南方少数民族的DNA的接近程度，超过了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历史上许多古民族到哪儿去了，鲜卑人到哪儿去了？突厥人到哪儿去了？西夏人到哪儿去了？它们的很大部分融合到汉族里来了。汉族已经成为混血的人种，汉族在北方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血，在南方混有百越民族或所谓南蛮的血。不混，血不浓；不混，种不优。混混复混混，民族不困顿。
正是长江中游民族混合的过程，给《楚辞》染上了鲜活而绚丽的色彩。研究《楚辞》，就是研究文学中的长江。
楚人由中原挺进长江云梦，《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人之言：“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14]楚人南来，不是只讲教化，而是大讲兼容，因此《楚辞》才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南方的神话、历史及歌舞形态、祭祀仪式。《离骚》驾驭龙凤，役使众神，上叩天门，下求丘女；《九歌》祭祀太一、东君、二湘，还忘不了三苗民间对河伯的记忆；如此等等，使中原的诗三百即便晋身为“经”，也挡不住《楚辞》与日月同光。《诗经》当然也有一些南方的歌诗，但是采集江汉一带的南音而纳入中原礼乐系统之后，它经过中原乐师的修改，已经雅言化了。这就需要楚人用自己的歌喉来歌唱。研究《楚辞》必须要到荆州去看一看收藏楚国文物的博物馆，读懂楚文物，才能读懂《楚辞》的奇异想象方式和绚丽的语言形态。这是不宜固执经学的眼光，而应在看过那荆州博物馆之后，换上异于中原礼乐文化的楚文化眼光，去看作为审美思维史的独特存在的《楚辞》。
唐诗是大唐气象的表达方式，读懂唐诗，就可以明白什么是泱泱大国的艺术精神。那么为何要把李白、杜甫放在一起来研究，实行“李杜合论”呢？“合论”的研究方式，就是对中华民族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胡地文明进行合观，掂量出中国语言的诗性能力究竟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属于河洛亚文化圈，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我国近体格律诗走向成熟的一个关键的诗人。杜甫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因而他把诗学当作家学，宣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这也就表明，他的家族文化基因离不开对近体诗的格律推敲。他往上追踪他的十三世祖杜预，就是为司马氏统一中国建立汗马功劳的镇南将军杜预。杜甫作过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昭告于先祖晋驸马都尉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之灵”[15]，所谓驸马都尉，就指杜预是司马懿的女婿、司马昭的妹夫。他晚年功成名就之后，成了“左传癖”，为《春秋左传》作注，收入《十三经注疏》的《春秋左氏注》就是杜预注的，即杜甫祭文所谓“《春秋》主解，膏隶躬亲”。杜甫对于远祖文化事业，表示“不敢忘本，不敢违仁”，这也使得杜诗蕴含浓郁的历史意识。
杜甫从远近二祖继承来的诗与史的双构思维，实在是中原文化的精华所系。被清人誉为“古今第一律诗”的，就是杜甫的七律《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40多岁就得了糖尿病，就叫作“我多长卿病”，长卿就是司马相如，得的是消渴症，即糖尿病。到了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时候，又患了风痹症，右手不能写字，用左手来写字，写的字人家都认不得，后来又得了肺病。在夔州有几十亩橘子园，但他过不惯南方生活，埋怨“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俳谐体遣闷》）。一个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的老先生漂泊到长江边上的夔州顿顿吃黄鱼，实在不习惯，因此感慨“万里悲秋常作客”。精神维系是“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襄阳是杜预的封地，洛阳是杜审言的老家。所以杜甫是中原文化的产物，血管中流动着诗与史的血液。
那么，李白的血管中流动着什么？李白以西北少数民族的胡地文化，尤其是长期生活和漫游其间的长江文明，去改造中原诗歌的肌理和气质，从中激发生气勃勃的抒情风采。关于李白出生胡地，在李白故去的当年，其族叔当涂令李阳冰为李白文集作的《草堂集序》中，交代李白临终“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16]，因此他说李白家世是李氏一支曾经“谪居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是得到李白的委托的。在李白死后55年，与李白有通家之好的宣歙观察使范传正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说是访得李白孙女二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17]，只能以记忆印证其大概，称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18]范碑记载李白出生在碎叶，即现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属于唐朝安西四镇之一。李阳冰、范传正对李白出生地的指证，在关于李白出生地的各种说法中，最是可靠，只不过一者说的是大地方，一者说的是具体地方。李白家人的名字，妹妹叫月圆，儿子叫明月奴，叫颇黎，都是沾染胡人气味的名字，而不是取义于中原典籍的名字。李白自称是“陇西布衣”，又在诗中说“乡关渺安西”，都为李序、范碑的说法提供内证。李白五六岁时，随家迁居蜀郡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市）青莲乡，童年接触过胡人风俗、乐舞；由于父亲李客是丝绸之路上的客商，迁蜀之后也当与经商胡地者或胡人商贾保持着接触。唐代文明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鲁迅说过，唐室大有胡气，李白诗风也不可回避地沾染了胡气。
李白天性喜欢游历名山巨川，这就把胡地商贾的习性与长江文明结合起来了。他是从25岁离开蜀地远游，终生未返青莲乡，津津乐道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19]。李白性情乐于漫游，“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在《客中行》中，接受各地的主人邀请一同饮酒，就可以唱出：“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他尽情享受着盛唐文明的富足和道路的平安，几杯美酒就把他乡当故乡了。杜甫的姿态可没有这样潇洒，安史之乱中当了难民，流落成都，得到友人资助，在浣花溪畔盖了一间草房，不料秋风秋雨不作美，他就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天公不作美还不算，更可感叹的是“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这就是客居的悲哀了。如果杜甫是个土著，南村群童是不敢肆无忌惮地当面抱走他的茅草，因为他们的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我”都认识，“我”向他们讨个说法，这些顽童是要挨打屁股的。客居的孤独感和凄凉境况还在于“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那年冬天，老朋友严武才来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如果有这座靠山，群童不敢抱走茅草，村民也会帮忙修补草屋。事情并非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所分析的，杜甫是个小地主，把南村群童都叫作盗贼，把自己的儿子叫作骄儿，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20]他是一个客户，有客户的孤单凄凉，推己及人而及于天下寒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难能可贵的仁者胸怀，属于中原儒者对于“家”，包括自家、他家的君子风的体认。
李白的绝句是盛唐第一。他的许多绝句都被广为传唱。盛唐流行胡人乐舞，李白自小就浸染于斯，所以他的歌诗适合于胡乐伴唱，易于流行。他的七绝《早发白帝城》，被认为是“七绝第一”，相信大家对这首诗都会吟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笔者曾经和一位大干部同桌共餐，他随口问我：李白《早发白帝城》的“两岸猿声啼不住”，是公猿在啼还是母猿在啼？他总以为是李白20多岁出川时候写的诗。实际上李白晚年受到永王李璘所谓“谋反”案件的牵连，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顺着长江逆水上行赴贬地，到了白帝城附近，得到朝廷的大赦，于是轻松愉快地“朝辞白帝彩云间”而回江陵。据《唐大诏令集》载：乾元二年（759）二月，因关内大旱，肃宗下令赦“天下见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21]。因此，李白应在三月得到赦免令，然后坐船返江陵。暮春三月，公猿、母猿都要发情，都会哇哇叫，因此“两岸猿声啼不住”。
其实这首诗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还”字。读懂这个“还”字，就读懂了李白。李白那时已是59岁的老人，他要“还”到哪儿去呢？如果他有农业文明的家族在青莲乡故里，他会落叶归根，“还”到青莲乡。比如称赞李白是“谪仙人”的秘书监贺知章，80多岁时告老还乡，就回到他的故乡越州永兴（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写了《回乡偶书》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其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魂归故里，落叶归根，按农业文明的世俗思维，不回祖宗故里，就是流落他乡的孤魂野鬼。因此“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回”字，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还”字，表达了不同的文化归属。59岁的李白乃胡地商贾的子嗣，他的“千里江陵一日还”，不是“还”到绵州青莲乡，他父亲是个客户，没有一个自己的大家族。李白“还”到江南去，漫游洞庭，到庐山与妻室会合，最后死在当涂（今安徽马鞍山市）。传说他在当涂采石矶酒楼醉酒赴江，水中捉月而溺死，或骑鲸成仙。《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22]，这里距离他的故乡数千里。
人文地理学展示的也是空间维度，这个维度连通“地气”，它的介入引起原先的文献材料、文化资源的重新编码。世界很大，应该多维度“看”世界，多维度对世界万象进行编码，从中引发思想原创。
比如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老虎的故事，就可以对之进行人文地理学的分类和编码。中原是有老虎的，甲骨文中也记载商王打死过一只老虎，还在虎头骨上刻字，作为陪葬品。中国西部的古羌族，是以虎作为图腾，古羌族分流出来的彝族、纳西族、土家族，都是用虎作为图腾崇拜的神圣对象。中国的虎故事数百个，要使之不至于叠床架屋，就须选择人文地理学的利刃，将之分类编码。
比较成熟的虎故事，出现在春秋战国的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有三个虎的故事最有名。一个是《礼记·檀弓》的“苛政猛于虎”[23]。孔子过泰山侧，有一个妇人在哭，孔子问她为什么这样恸哭，她说老虎把她家三代的男人都吃掉了。那么，为什么不搬走呢？因为这里没有苛政，没有苛捐杂税。孔子叹息：苛政猛于虎！从政治维度、时间维度进行解释，这个虎故事是用孔子的仁学和德政思想批判苛政。但是如果换为空间维度、人文地理的维度，就发生了意义变化。它透露了人的政治经济活动，使一部分人进入了老虎的领地，所以产生了人虎的对抗，老虎才凶狠地把这家三代男人吃掉。这个是齐鲁之交的泰山老虎。
第二个有名的虎故事，是《战国策·魏策二》的“三人成虎”[24]，魏国的老虎。魏王派庞葱（又作“庞恭”）陪伴太子到赵国邯郸做人质。庞葱临行前对魏王说：“现在有一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您相不相信？”魏王说：“不信！”“有两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一只老虎，大王您相信吗？”魏王还是回答：“我就有些怀疑了。”“那么要是三个人都说街市上出现一只老虎，大王您会相信吗？”魏王就回答：“寡人信之矣。”庞葱说：“街市明明白白没有老虎，然而三人这么说，就成了真有老虎。现在赵国的邯郸离我们大梁也远于街市，而议论我的人超过三人。但愿大王明察。”这就是古人所谓：“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25]以往从故事本身论故事，其意义就是谣言重复多遍，好像就成了真实，是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所说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但是如果从空间维度考察，魏国的老虎，由于人的密集活动，在城市里已经绝迹，近郊也不易见到，但远郊山区还有。魏国据有山西南部、河南大部、河北小部，这些中原地区的老虎和人已经形成排斥关系。
第三个有名的虎故事，是《战国策·楚策一》中的“狐假虎威”[26]。江乙对荆（楚）宣王说：“老虎到处寻找百兽来吃，抓到一只狐狸，狐狸说：‘虎先生，你是不敢吃我的。天帝使我做百兽中的老大，现在你要吃我，是违背天帝的旨意的。你如果以为我的话不可信，那我就在你的前面走，你跟随在我后面，看看百兽见到我，胆敢不逃命吗？’老虎觉得有道理，故而与之同行。百兽见了都逃走。老虎不知道百兽是害怕自己而逃跑，以为它们害怕狐狸。”从时间维度，从政治社会意义来看，“狐假虎威”是以狐狸假借老虎的威风吓退百兽，比喻倚仗别人的势力来吓唬人。即所谓狐假虎威，狗仗人势，虚张声势，倚势欺人。如果换为空间维度来看，这是楚国的老虎。在人虎关系上，人对老虎还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把老虎当成笨伯，谈论起来带有一点幽默感；老虎周围的食物链是完整的，有狐狸、有兔子之类的小动物，人与虎并没有发生对抗。这个是楚国，也就是长江流域的人虎关系。
西汉时期有一本书，叫《盐铁论》，介绍西汉财政大臣和文学贤良之士，在长安讨论盐和铁的管理政策。《盐铁论》里面有一个文学贤良之士就说，南夷多虎和象，北狄多马和骆驼。在长安这样讲，就说明中原虎少，南方虎多。这种地理生物群的差异，在空间维度上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虎故事的叙述类型，形成了北方系统的虎故事和南方系统的虎故事的鲜明对比。北方系统的虎故事，人与虎是对抗的，是英雄主义的写法；南方的虎故事，人与老虎是带有人情的，相互关系染上了一层神秘感，是非英雄主义、反英雄主义的写法。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
比如晋朝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讲了庐陵即欧阳修的家乡江西吉水的一个虎故事。[27]说有个老虎跑到村子里，叼走了一个会接产的老太太，原来是山里母老虎难产。老太太帮助母老虎产下三个虎仔后，老虎把她送回家。这个老虎以后每天给老太太叼去很多小动物，来酬报她。你看这虎很精灵，知道谁有产婆的本领，不仅不伤人，而且知恩图报。还有传为唐朝太子宾客刘禹锡写的《刘宾客佳话》，刘禹锡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他在四川、湖南这些地方给流放有23年，于是写了一个发生在浙江诸暨即西施的故乡的虎故事。[28]。诸暨有一个老太太在山里走路，你看南方老虎总是跟老太太打交道，因为老太太心慈手软，无力跟老虎较量，就出现了另类的人虎关系。老太太在山里走路，看见远处小道上有个老虎在痛苦爬行，爬到了她面前，伸出前掌，原来前掌有个大芒刺，老太太就把芒刺拔了。老虎很惭愧，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她，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以后那只老虎每天夜里都给她家叼来小动物，老太太生活改善了，吃得肥肥胖胖的。但是她多嘴，跟亲戚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给她叼食物。老虎好像有灵性，当晚就叼来一个死人，害得老太太也吃了一场官司。老太太讲清楚是老虎叼来的死人，就被无罪释放了。回到家中当晚，这老虎又叼来小动物。老太太爬到墙头上说：虎大王你可不要再叼死人来了。老虎对人是知恩报恩，心也通灵，老太太多嘴就给她来个恶作剧，这种关系实在是带点万物皆灵的神秘主义。
明朝冯梦龙是苏州人，他的《古今谈概》对南方老虎说三道四：“荆溪吴康侯尝言山中多虎，猎户取之甚艰，然有三事可资谈笑。其一，山童早出，往村山易盐米，戏以藤斗覆首。虎卒搏之，衔斗以去。童得免。数日山中有自死虎。盖斗入虎口既深，随口开合，虎不得食而饿死也。其一，衔猪跳墙，虎牙深入，而墙高难越，豕与夹墙而挂，明日俱死其处。其一，山中酒家，一虎夜入其室，见酒窃饮，以醉甚不得去，次日遂为所擒。”[29]荆溪属于温州雁荡山的南山区，此处老虎傻头傻脑，误食误饮，出尽洋相。如此说虎，可见人与虎并无敌意。
还有安徽黄山的老虎，也是那样令人发笑。明代谢肇淛《五杂俎》笔记里写的安徽黄山上的老虎。[30]有个壮士晚上在山涧小屋里，看磨米磨面的水磨。一会儿进来一只老虎，把壮士吓坏了。老虎一把将壮士抓过来，坐在自己屁股底下。老虎一看水磨转个不停，也看入迷了，忘记屁股底下坐着一个人。老虎屁股底下的壮士，过一会儿缓过神来，明白处境危险，这怎么脱身呢？他睁眼一看，看见老虎的阳物，翘翘然，就在他的嘴巴上方，他一口就咬住老虎的阳物，疼得老虎哇哇叫，一下子就落荒而逃。第二天这个壮士就到处夸口，说他把老虎赶跑了。笔记中这样评点：过去的英雄是“埒虎须”，如今的壮士是“咬虎卵”。这是一种消解英雄的写法，南方的老虎变成这样愣头愣脑，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大活人也忘了，还要端详琢磨水磨的工作原理，活该被人咬伤阴部，这种老虎和人的关系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地理空间维度一进来，南方老虎大惊失色，自己原来如此不堪。
北方的老虎就可以夸口自己威猛。比如说，黄须儿曹彰是曹操的儿子中最有武艺的一个。当时乐浪郡进贡了一只老虎，乐浪郡属于汉代辽东四郡之一，在朝鲜平壤附近。乐浪郡进贡了一只大白虎，锁在笼子里面，整天发威大吼，笼外的好汉们听了，个个都心寒胆战。黄须儿曹彰就进入铁笼，把老虎尾巴绕在自己的胳膊上，使劲抖了几下，就把老虎治服了。老虎是非常凶猛的老虎，人是非常勇猛的人，这是人虎对抗的英雄主义写法。最著名的北方虎和英雄的故事，就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景阳冈的老虎是吊睛白额大虫，使附近行人和猎户都闻风丧胆，“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的绝技。武松与老虎打斗，最后把老虎按在地上，“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有诗为证：别意悠悠去路长，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杀山中虎，扬得声名满四方。
但是，英雄主义的武松打虎故事，传播、旅行到南方之后，它会变得诡异多端。比如这只老虎到了鲁迅的家乡绍兴，绍兴“目连戏”的游行表演中有武松打虎的插曲，鲁迅的《门外文谈》对它作了记载。[31]就是说某甲扮武松，某乙扮老虎，表演武松打虎，某甲很壮，某乙很弱，打斗起来，强壮的武松把老虎打得哇哇叫，老虎就说：你干吗这样打我啊？武松说：我要不狠狠打你，你不把我咬死了吗？某乙就说：那我们换一下，我当武松，你当老虎。结果强壮的老虎就把武松咬得哇哇乱叫乱跑。老虎说：我不狠狠咬你，你就把我打死了？鲁迅说：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个目连戏中的“武松打虎”是毫不逊色的。其实“武松打虎，虎打武松”这种颠倒错综，以民间的幽默消解了英雄，颠覆了《水浒传》的经典叙事。清人笔记中记载浙江会稽有位水月老人，“时浙西多虎，老人辄语之曰：‘山上大虫任打，门内大虫休惹。’”[32]这是把山上老虎和家中泼妇相提并论，拿南方的老虎开涮。
武松打虎故事传到淮扬，可是别来无恙乎？笔者欣赏过扬州评弹说唱武松打虎。是说武松喝了这十八碗酒后，上了景阳冈，醉劲上来，就在青石板上睡着了。一会儿来了一阵风，出现虎吼，武松就惊醒了，他瞪大眼睛到处找老虎，没有发现，找不到藏在树丛中的老虎。老虎躲在树丛里说：“哈哈，武松你没有发现我，我可发现你了。”老虎简直是在跟人玩捉迷藏。武松与老虎开打，武松的棍子不是打在松枝上折断的，而是打到老虎的前面，老虎歪着脑袋说：“这是什么？是不是香肠啊？”“咔嚓”一口，就把棍子咬掉了半截，老虎好像在吃淮扬大餐。老虎似乎变成顽童，在紧张的气氛中添加了轻松，从而对英雄主义的叙事作了智性的超越。
与武松开打的老虎往南走，沾染了逗乐开心的习气。这只老虎往北走，走到蒙古，清朝蒙古有个喀尔喀蒙古语翻译本《水浒传》，今藏于乌兰巴托。蒙古人不懂得用南拳北腿打虎，骑在马上弯弓射箭，把虎射死，并非难事。蒙古好汉有三种绝技：骑马、射箭、摔跤。《水浒传》翻译需要随风入俗，武松跟景阳冈老虎搏斗，武松抓住老虎的前腿，老虎抓住武松的肩膀，人与虎之间一招一式，来了一个蒙古式摔跤，在景阳冈上滚来滚去，把摔跤写得很精彩。景阳冈上还有个水坑，武松最后把老虎摔到水坑里，窝着它的头，骑着它的背，挥拳猛打。景阳冈上的老虎哪里见过蒙古式摔跤，只好败下阵来。总之，老虎在北方，在人虎对抗中，都要抖擞威风，准备采取英雄主义的姿态。地理空间维度的加入，造成了老虎重新排队，出现了南北两个老虎系列。西方有新批评理论家认为：创作激情只是一种发现新类比的快乐。[33]我们发现二千年间的老虎故事分为南派与北派，乐何如哉！其实，老虎故事分南北，是南方和北方民性的折射，如鲁迅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34]（《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厚重的愚鲁，可以衍化为人和兽的英雄主义；机灵的狡狯，可以抽引出人与兽的情感互渗的神秘性。这里展示的是重绘文学、文化地图的关于时间与空间关系的第一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