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抗战前的昆明：趋向“现代”的城市文化空间

第一节 城市空间的演变：从“华族化”到“现代化”

要更全面也更准确地认识抗战之时的昆明，我们首先需要调整目光，注视“昆明”及“昆明城”的起源之时。

“昆明”一词，最早并不是城市名称，也并非地名，而是古代西南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称。直到唐代，“昆明”才作为地名出现，即《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之“武德二年，于镇置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此为名”。但此时所说之昆明县，并非今天之云南省昆明市，而是四川定笮镇（今盐源县境），唐代之所以把定笮镇命名为昆明县，从上述记载来看，原因正是该镇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昆明”——此时之昆明族。汉唐以前，昆明族大部分定居于云南西部地区，直到唐代，南诏、大理国时期，由于乌蛮、白蛮兴起，原先昆明族居住的地方为乌蛮、白蛮占有，昆明族遂东迁滇中，聚居于滇池周围。宋宝祐二年（1254），元灭大理，在鄯阐设昆明千户所，“昆明”才在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省昆明市的位置作为地理名词出现，这一称呼遂延续至今。

而“昆明”作为城市，其起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则自古以来就与“外来”——中原政治势力的控制与文化力量的影响渗透关系密切。昆明建城历史，可稽考察的最早记录苴兰城，便是战国末期楚国将军庄蹻所建。战国末期楚王为控制滇池地区，派庄蹻率兵入滇，而庄蹻在战争凯旋归楚的途中，恰巧遇到秦国军队在此作战而导致归途被阻，庄蹻只得返回滇池区域，从此在这里称王并建立滇国，并在此处修建了苴兰城。滇国居民虽以本地“叟”族为主，“庄蹻开滇”却为它带来了楚国和中原内地的先进文化。到了汉代，由于汉朝实行屯田实边政策，大量汉族移民由此来到昆明地区，与当地土著居民共同开发生产。此时的汉族移民由于掌握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渐殷富起来，不少人成为当地有权有势的“大姓”。

唐时南诏国统一云南，在此地区建立“拓东城”，成为南诏之“别都”“东京”（其都城太和城为西京）。拓东城大致位置在今昆明市区南部，地跨盘龙江两岸，北迄今长春路，南至今金碧路一带，周长约三公里，是一个狭长形的土城，城内有王宫、官署、馆驿、寺庙等，其中两座富有唐代风格的十三级密檐式砖塔东、西寺塔几经修缮至今犹存。拓东城兴建后，大量移民填充至滇池地区，滇池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由滇池东岸一带向滇池北岸平缓开阔、具有发展潜力的盘龙江三角洲转移，拓东城由此开昆明城市发展之先河。

后晋天福二年段思平建大理国，在昆明地区建立鄯阐府，以其为大理国的“东京”，此后大理段氏家族不断经营东京，广营宫室于其中，至宋时，原拓东城四面的滇池水滨已经发展为城的附属部分。宋宣和年间滇东三十七部起事，攻克鄯阐，原拓东城受到严重毁坏，几乎成为废城。在鄯阐任职的高氏家族重新修筑土城，称为新城，沿称鄯阐城。新筑的鄯阐城面积大于拓东城，越过盘龙江向西发展，东临盘龙江，南靠玉带河，西界鸡鸣桥，北至五华山，城区约在盘龙江西岸，今文庙、长春路、东寺街一带。鄯阐城既是鄯阐府政治中心，又是大理国物资集散地，大理国官方及民间商品，都经由鄯阐城运往邕州横山（广西田东县），与宋交易。运出的商品有战马、云南刀、赤藤杖、鞍辔、麝香、药材等，从宋输入的商品则有汉文书籍、丝绸锦缎和各种工艺品等。大理与宋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大大促进了鄯阐城的经济发展与提高了文化水平，鄯阐城逐渐成为工商业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城市。

元代是昆明城发展的重要时期，昆明正式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254年元灭大理国后，在昆明设千户所，此为“昆明”在滇池地区作为地名首次见诸记载。其后忽必烈命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来治理云南，把云南正式划为行政区域。赛典赤改昆明两千户为昆明县，改鄯阐万户为中庆路，并在修浚滇池和修筑松华坝后修建中庆城（中庆路治所设于此故得名，也叫押赤城、鸭池或雅岐），从而把云南省的行政中心从大理迁至昆明。中庆城在鄯阐城的基础上，向西北发展到现昆明城区的中部，是一座南北长而东西窄的土城，南端为土桥，北端为五华山，东在盘龙江西约100步，西在今福照街至鸡鸣桥一带，其城中心是三市街，即今威远街口的正义路中段至金碧路一带，至此昆明城粗具规模。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此时的中庆城是一座“壮丽的大城”：

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颇有米麦，然此地小麦不适卫生，不以为食，仅食米，并以之掺合香料酿成一种饮料，味良而色明。所用货币则以海中所出之白贝而用作狗项圈者为之。八十贝值银一两，等若物搦齐亚城钱（gros）二枚，或二十四里物（livres）。银八两值金一两。

其地有盐井而取盐于其中，其地之人皆恃此盐为活；国王赖此盐收入甚巨。[1]

这座壮丽大城也进入云南本地文人视野，元代著名云南文人王升这样描绘中庆城：“探华亭之幽趣，登太华之层峰；觅黔南之胜概，指八景之陈踪。碧鸡峭拔而岌嶪，金马逶迤而玲珑；玉案峨峨而耸翠，商山隐隐而攒穹；五华钟造化之秀，三市当闾阎之冲；双塔挺擎天之势，一桥横贯日之虹；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2]从这段诗句的描绘中可以看出，元代中庆城的特点：一是自然胜景尤其是山峦密集，华亭、太华、碧鸡、金马、玉案、商山、五华等群山环绕；二是物资集散等经济活动频繁，已俨然有繁荣壮丽的城市风貌。

及至明代，现今我们看到的昆明城开始正式营建。明王朝改中庆路为云南府，在昆明设立云南都指挥司、云南布政司和提刑按察司。1382年明洪武年间，昆明城正式开始修建，这次修建和以往拓东城不同，完全是按中原传统理念规划修建：摒弃以往土城，改为用砖砌城，同时府城也不是旧城规模，而是向盘龙江以西拓展，城区面积约有3平方公里，城市规模更为宏大完善，“高二丈九尺二寸，向南。城共六门，上各有楼：南门曰丽正，楼曰近日；大东门曰咸和，楼曰殷春；小东门曰敷责，楼曰璧光；北门曰拱辰，楼曰眺京；大西门曰宝城，楼曰拓边；小西门曰威远，楼曰康阜；居南门西偏者为钟楼。环城有河，可通舟楫。外有重关，跨隘街市……”[3]府城内主要设有衙署、官邸和寺庙，一般居民并不多，近郊多是王公贵族和官员的园林别墅，黔宁王府（沐氏宅邸）、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署、提刑按察司、巡按察院和都察院等要害部门则集中于今正义路、威远街一带。明代还有一个适边政策，从江浙一带迁徙了3万多人来到昆明进行开发，中原文化也由此大量输入昆明。

清代沿袭明制，仍以昆明为省会，称其为云南府城或会城。昆明城市规模基本延续了明代以来的状况，城市周围为明洪武年间修筑的城墙所环绕，城墙外为护城河，河可通航，出产在附近呈贡、晋宁等地的粮食常由船载过滇池经护城河运至小西门，然后再由人力搬至城内。除城墙以内的部分外，清代昆明城还包括城墙外周围的地区。在城市建设方面，在明代原有旧城的基础上，清代先后对昆明城区修整过23次，尤其街道有了较大发展。此时城内外共有大小街道150余条，大小巷道400多条。这些街道中，除主要街道南门、大东门、小西门三条稍宽外，其余均极狭窄，交通要道常有拥挤情况，而且街道不编门牌号码，找人较为困难。就整个昆明城看，市区北部以庙宇、食馆、茶园居多，人口较为稀少；南部则人口密集，差不多占全城人口的十分之七。

清代昆明作为省会，除原有的政治功能外，经济、商业上的功能得到了增强。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后，开放昆明城“与民共之”，城内民产有所增多，但仍未成为居民主要居住区，“会垣小城内居民十之三，附郭十之七”[4]。城墙内商业活动较为零散，城市面貌显得比较安静冷清。而城外市民主要分布在南门外，如三市街、珠市街、金马碧鸡坊、云津铺、太和街、东寺街等，这些地方商业活动繁盛城景热闹，甚至出现“房屋栉比云连，货物堆山塞海”[5]的盛景。这种情况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有所变化：因云南回民起义，昆明城周边居民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城内，使城内居民大大增加，甚至成为市民的主要居住区，商业活动也相应向城内转移，城内中心地带的是三牌坊、四牌坊一带逐渐繁华起来。及至清末，城内的三牌坊、四牌坊一带与城外的南门外区域，成为昆明城最为活跃的商业区。清代昆明城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风景游览区也有所增加，初步开发了石林、龙门、大观楼、黑龙潭、金殿、筇竹寺等风景名胜，并有了“滇池夜月”“云津夜市”“螺峰叠翠”“商山樵唱”“龙泉古梅”“官渡渔灯”“坝桥烟柳”等“昆明八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自等三海关开设，改变了云南的封闭状态。云南省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省内的贸易也很发达，以昆明为起点的马帮贸易三大干线形成了。昆明城内邮政、电信、电话等开始配备，近代工业初步形成。这样，由于商业、交通、通信的发达，玉溪、蒙自、下关、昭通等交易城市在经济上联合了昆明，云南逐渐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省内统一市场。除了经济的发达以外，由于新式学校和军事制度的成立，昆明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1922年，云南省政府在1919年在昆明首设市政公所的基础上，重设昆明市政公所，划定省会区域脱离昆明县而隶属于市，并按历史地理关系正式命名为昆明市，此设置是昆明行政机制由古代到现代的历史性转折，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昆明城市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之后，与云南的其他城市一样，由于内生动力不足，外部推力对昆明的影响则更为明显[6]，而昆明城的变化更与“外来”——西方列强尤其是法国势力的渗透密切相关。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使法国人打开了入侵云南的门户。随着中法《天津条约》《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续议商条界务专约》等条约的签订，法国取得在云南开放通商口岸并进入陆路通商，法国商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矿筑路等特权。此后，外国商品与资本凭借种种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优厚条件大量输入昆明，极大地冲击了昆明的传统市场。1903年中法签订《滇越铁路章程》，滇越铁路云南段开始正式动工。

眼看着外国商品和资本利益将凭借即将完成的滇越铁路对昆明市场产生更大影响，为保“商务利权”，云南绅士、翰林院编修陈荣昌等云南士绅向云贵总督丁振铎呈禀，认为省城昆明南门外东南部今得胜桥一带为官商往来要道，且临近滇越铁路昆明终点站选址，请求援照山东、湖南等省自辟商埠之成案章程，在昆明自开商埠。1905年，丁振铎奏请清廷，认为随着蒙自、思茅等地的先后开关，中外贸易通商逐渐繁盛，滇越铁路又即将通车，而昆明乃“省会要区，商货尤为辐辏，自不得不开设商埠以保主权”[7]，要求把昆明辟为自开商埠，清廷准奏，昆明遂宣布开埠，经多方筹办，昆明商埠至1910年渐具规模，其位于昆明东南角，界址东起重关，西抵三级桥，南自双龙桥，北达东门外桃源口，计东西长三里六分，南北长三里五分，周围十二里有余。1910年3月31日，滇越铁路全线竣工通车。铁路由越南海防港口至昆明，全长855公里，轨距为1米（后俗称“米轨”），成为云南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

法国主张修筑滇越铁路，是希望通过这条运输干线，将云南的物产矿源运到法属越南，再将国外商品运至云南倾销，从中谋求经济利益。但对于云南自身，滇越铁路却也促进其经济、政治、教育等诸方面的巨大发展。首先，它使云南的对外贸易飞跃发展。此时云南主要的输出产品是锡，最大的输入产品是棉织品，前者经过香港运销欧美，后者也经过香港进入云南，而云南与香港的连接通道就是滇越铁路。因为滇越铁路的开设，20世纪20年代云南的对外贸易大都被广东和香港商人把持，云南遂隶属于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商业圈。随着各种各样的洋货引进，云南尤其是昆明的近代商业逐渐兴盛。其次，滇越铁路的开通促进了交通运输，使外界先进的设备、技术和人才大量引入云南，从而推动了云南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再次，滇越铁路使得越来越多的昆明本地学生利用滇越铁路去内陆与国外的大城市求学，国内的报纸、杂志和书籍的输入也由于滇越铁路而增加，滇越铁路使昆明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增多[8]。

“让昆明超越蒙自成为云南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9]之外，滇越铁路也极大地促进了民国时期昆明都市形态的现代转型。首先，包含滇越车站（即滇越铁路的终点站——昆明车站，本书按民国时期地图地名标示一律称之为“滇越车站”，下同）及铁路沿线昆明区域在内的昆明东南角商埠区因货物流通频繁、客流量大质高成为新兴的商业中心，并吸引餐饮、酒店、旅馆、医院、洋行、电报邮政局等近代行业的加入，至1922年，这块区域已经和传统的三牌坊、四牌坊一起，成为昆明“最盛”的商业区且“洋货业甚发达”[10]。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国甘美医院和商务酒店、英美烟草公司、法国龙东公司和徐壁雅洋行、美国三达水火油公司等相继设立，本地大户人家的西式豪宅也渐渐增多，距滇越车站不远的巡津街及附近的巡津新村、金碧路、同仁街一带渐渐洋化而“摩登”起来，与以正义路为中轴线、比较传统保守的老城区形成格调迥异的文化对比，这种摩登风格一直持续至抗战时期。其次，滇越铁路的修建为昆明城市交通变迁提供了契机。此前昆明城郭内外“仅有肩舆代步，其污秽即属不堪，索值又复昂贵”，1909年9月7日周成珠等职员向云南劝业道提出要求成立人力车公司的禀折，其成立原因即是“现在滇越铁路将达省城，转瞬开车，人烟日渐辐辏，行旅往来尤伙，仅持肩舆代步更多不便”[11]。虽由于种种原因，昆明人力车在1923年才开始正式运营，但其引进初衷仍然与滇越铁路促成的交通需求密不可分，滇越车站也被市政公所列为与劝业场、文明街、金马坊等地点并列的人力车辆“停憩处”[12]。20世纪30年代，以人力或畜力拉动的胶轮大车在昆明兴起，而其车行之营业，“多为顾客来往滇越铁路车站或汽车站或篆塘运送货物，以衔接火车、汽车或水路之长距离运输”[13]。此后，昆明城市交通干道运行的公共汽车也以拓东路口（滇越车站）为其终点站，由此，滇越车站身兼铁路和公共汽车终点站，又有人力车和胶轮大车聚集，其周边难免成为“商业之中枢，交通之要道”[14]，呈现出极为繁忙的交通枢纽风貌。再次，滇越铁路的修建还影响了昆明城市的建筑风貌。20世纪初的昆明城为一典型的中古城市风貌，而自昆明开埠、滇越铁路修通后，西洋的建筑形式、材料甚至用具开始进入昆明的城市生活。滇越车站主楼为中西合璧式建筑，两层砖石结构，四阿顶，拱券式长窗，站台则由立柱支撑悬平顶，边檐起翘，和主楼、附厅形成中西风格交汇的封闭式建筑群，其建筑风格可谓开一代之风气，1912年6月4日《滇南公报》评论道：“自西式建筑法传播至滇，公署学校竞仿”——1911年修建在滇越车站旁的云南邮政总局，1913年加盖的昆明西庄火车站候车室，1917年扩建的歌米那多士酒店新洋楼，1920年修建的群庄番菜馆和惠滇医院等都是中西合璧或纯西式结构，其他借鉴西洋风格的公共或私人建筑还有很多。据1929年前后的调查，其时昆明因“毗连越南，交通称便，欧风输入容易，故其街市房屋，大都完整，新式建筑亦多”[15]，可见滇越铁路之兴建对于昆明城市风貌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昆明东南角商埠区及滇越车站的兴建更推动了昆明市政建设的近现代化发展。商埠区及滇越车站带动其附近昆明传统商业区——南门外一带客流量增加、愈加繁华，于是1912年，昆明市政当局“将商务繁盛之南门外一带改筑马路”[16]，将南门外三市街、郭义街及金马坊至滇越车站一段，以及小西门至大观楼一带改修为碎石马路，这是昆明修筑马路的开端，由此至1924年后更“将商业繁盛之主要街道次第修为石块路”。此外，南门外三市街、广聚街（今金碧路）的愈加繁华、“列肆纵横”[17]，使得每天从南门城墙瓮洞出入的车马人流络绎不绝，原有城墙导致的狭窄路面无法适应这人口激增、商业繁荣的新局面，于是1923年起市政公所逐渐将南门城墙的丽正门及月城拆除，就丽正门东西两侧各开一口，向外扩大了城区范围（此后更进一步扩大），并沿月城旧址修筑环形石块马路，1930年又拆除南部城墙正义路以东、护国路以西段，以城墙土填护城河，修筑为宽12米块石路面，成为新兴街道南屏街。至1928年昆明市政府建设局成立后更拓宽主要街道并“两廊铺面改建西式，并遍植行道树，浚修干沟”[18]，并于1931年开始修筑环城马路。至抗战前，昆明市区主要街道大多改修为块石路面，正义路、武成路、金碧路等主要街道都装置路灯，三市街、金马街植行道树，11条主要街道改建为能通行汽车的近代公路，1937年南屏街整修为沥青路面（昆明城第一条沥青马路）。交通的便捷和城市风貌的由封闭走向开放正是城市近现代化发展的一种体现。

滇越铁路及昆明开埠加速了昆明城向外开放的步伐，刺激了昆明城的现代发展。同时，“云南王”龙云统治的确立、此后云南政局的相对稳定也成为抗战前昆明城市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保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过数年军阀混战最后胜出的龙云在云南站稳了脚跟[19]，开始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对云南和昆明进行整顿与改革，力求“庶几三民主义革命建设的新云南，得如吾人之期望而涌现”[20]。尤其在1931年以后，获得蒋介石支持的龙云在强化军事统治、注意军事建设的同时，开始着重省内的经济文化建设。在经济上，龙云改革税制，整理金融，1932年成立由缪嘉铭（云台）[21]执掌的富滇新银行来管理货币，从而“统一货币制度，建立稳固的银行储备，以使纸币获得民众的最大信任”，从而使“云南之金融基础得以奠定”[22]。同时，龙云又通过禁烟罚款和改田赋为耕地税等措施大大增加了云南的财政收入。龙云批准将全省烟酒专卖税收作为教育经费，专款专用，同时采取许多措施来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期振兴云南，比如大量选派留学生出省和出国学习[23]，在一些县份增设师范和职业学校等。对于省会昆明，龙云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更为重视：他将其时云南最高学府、1922年由时任云南省都督的唐继尧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改为“省立”（1934年9月正式改组为云南省立云南大学），落实其经费来源，扩大其办学规模，并在1936年7月任命著名数学家熊庆来为云南大学校长，为云南大学在1938年进一步转为“国立”奠定基础，使云南大学如他所愿成为“培养领袖及专门人才的场所”[24]；他还通过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在莲花池一带（即今天的云南民族大学本部）兴办私立学校南菁中学，专门培养上层人物的子弟，校长由龙云直接聘用；1935年，他又利用盈余的教育经费，在昆明市大西门外建设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学校区，先后兴建了昆华农、工、中、师四个学校[25]，从而使昆明的教育文化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1935年蒋介石夫妇到昆明视察时，边陲小城昆明已然展现出的整齐洁净、秩序良好的现代风貌显然使他们大为惊奇。在宋美龄看来，“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而且“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26]。

但是，昆明城市的近现代化发展并不平衡。昆明城传统商业中心本在城南，后来商埠区与滇越车站又设立于城市东南角，因此新兴的商行、洋行、银行等多集中于昆明城东南部，尤其是几条主要街道如三市街、金碧路（原金马街）、巡津街、护国路、正义路等道路宽敞，洋楼轩敞，百货云集，不仅市面繁盛“与大都市全形相像”[27]，而且“行人车马的往来，已有规定：行人各向自身左边走，中为车道，各循其序，有条不紊”，初具现代城市的秩序和面貌。但这繁华现代之处仅限于个别街道与区域，城市中、西、北部广大地区直至抗战前仍为“农业城”的古朴市容：大多街道仍是土路面或石子路，房屋也多是古老、通风与采光均不便的“三正间四耳房”式样平房，街上很少见到汽车来往，黄包车也不多，即使是龙主席出行也习惯坐四人抬的大绿轿子，街上满是牛车，“街道狭窄，秩序纷扰”[28]，很多街区不注重卫生，脏乱混杂，不仅老鼠“比昆明市的住人，恐怕要多着几倍”，还随处有“其臭难当”的油漆味和“满街满巷的棺材铺”[29]，货币也自成一统使用滇币，市面上见不到国内通行的大洋和法币；即使是较为发达的东南部区域，也有诸如祥云街、南强街等满是污水坑、烂泥潭，街面凌乱不堪的“贫民区”。这种根植于农业经济社会、封闭而不加规划整饬的“农业城”风貌某种程度上而言倒正是抗战前昆明城的基本面貌，而城市繁华区域则犹如在这基本面上穿插点缀着的些微现代之光、摩登之色。这种城市各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与呈现面貌的差异一直延续至抗战之后（抗战中甚至得到加强），并深刻影响着抗战时昆明文化空间的构建与文学表达的形成。

抗战前后，云南知识界已经开始回望与审视此前云南历史变迁的过程。在此时云南知识界有代表性的本地文化人楚图南[30]看来，云南此前的文化发展正有一条从“土著文化”到“华族文化”再继续发展至“现代化”的成长脉络。楚图南认为，汉唐以前的云南，因为距离“中国”很远又山势高峻交通不便，于是形成了独立封闭的土著文化时代，土著文化时代云南本地的文化力量超过外界影响，所以楚将庄蹻虽在滇国的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文化上却仍不能不“变服以从其俗”，算是“投降”了本地土人。汉唐以后，滇缅交通开辟，云南有了通向外界的管道，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合流”，开始对云南社会产生影响。华族文化真正统治云南的时代还要从明代算起。明代沐英到了云南以后，“华族到了这里来了，政治、社会、文化都起了很大的变革，华族在政治上是征服者，华族文化在社会上是支配者”，因此云南“到了明时才真正的开化，或者说真正的华化”。清代延续“华化”直到民国，而此时沿海各省、中原各地已开始“现代化”。云南虽也历经革命，也有了连通外界的滇越铁路，但只是“文化形式上有了轻微的变革”，“在社会的基本组织，文化和思想的本质，以及其对于人民的关系和作用”上“已经华族化，但却没有现代化”[31]——楚图南认为这便是此时云南文化“落后”的实质。楚图南的观点正可以代表战前云南知识界对云南文化发展历程的基本判断。

以楚图南为代表的云南知识界自省云南文化，其评判标准明显是晚清以来影响独大的“进化论”。在他们眼中，云南文化发展该有其必然的进化脉络，即土著文化—华族文化—现代文化。其对云南文化“落后”的评判来自云南文化与中原沿海文化在发展进程上的巨大落差：以往云南封闭难与外界通声息，导致自身滞留于土著文化时代太长，其发展本就慢中原沿海文化很多，当后者已进入华族文化高峰期（汉唐）甚至开始衰落时（明清），云南才开始缓慢过渡到华族文化；而当民国以后沿海中原地区已经开始发展到现代文化时，云南却只有局部“向前”变革，大部分仍停滞于华族文化，这个停滞即“落后”，该痛思变革、迎头追上。作为到文化中心北京城接受过高等教育，又游历过中原沿海诸城的楚图南，此种比较眼光与评价标准的形成自有其自身经历、视野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但这种以“进化论”为根基、视此时自身生存的云南/昆明为落后、渴慕并追求“现代”的文化焦虑却成为民国以来云南知识界普遍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