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00年：夏衍100周年诞辰

1994年之后，出现了两篇研究夏衍电影理论的论文，一是周斌的《论夏衍对中国电影理论建设的贡献》[16]，二是王勇的《试论夏衍电影理论的现实主义特征》[17]，深化了夏衍电影研究的理论层面。自此以后，关于夏衍电影研究的成果鲜有问世，直到2000年才扭转了这种局面。

2000年，在“纪念夏衍诞辰百年学术讨论会”上，涌现出了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探讨夏衍电影的学术论文，大量既具有历史的纵深角度、宏观视野，又具有理论深度、思想内涵的学术论文，将夏衍的电影研究推向了高潮。这些论文结集出版在《夏衍论——纪念夏衍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8]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整体评析夏衍电影的，如李少白的《论夏衍对中国电影的历史性贡献》、会林和绍武的《夏衍电影论》[19]、周星的《现代历史进程中夏衍电影的价值》，这几篇宏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证充分，将夏衍的电影做了细致而周密的历史定位，影响甚远。另有人从文学角度来分析夏衍电影，如陈播的《中国电影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夏衍——纪念夏衍诞辰一百周年》、朱辉军《夏衍电影的文学底蕴》，两篇论文皆认为夏衍的电影写作既借鉴了文学的写作技法，又将文学进行电影化的改编，促进了文学与电影的双重发展，这个角度新颖独特。还有人从传统文化、民族品格角度论述夏衍电影的，如王迪的《夏衍电影与传统文化——纪念夏公华诞百年》、丁道希的《夏衍电影作品的民族品格》，这些文章挖掘出夏衍电影中潜在的民族文化遗存，对呈现夏衍电影的独特性具有启发意义。另外，如王志敏的《试论夏衍先生电影艺术活动中的现实主义导向》与陈晓云的《对话：一种改编观念——对夏衍电影改编的一点思考》，从现实主义角度与改编观念角度考量夏衍电影，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发展。而这次会议中最突出的成果，是将聚焦点放在夏衍在1930年代的电影创作与理论方面的研究，如郦苏元的《夏衍早期电影理论之研究》、胡克的《夏衍三十年代电影评论概观》、李晋生的《宽阔的视野 科学的态度——读夏衍三十年代的电影评论》、盘剑的《左翼话语的商业化表达——夏衍三十年代电影创作论》、孙蕾的《历史性转折——谈夏衍与明星影片公司的转变》等文章，这些文章条分缕析地梳理了夏衍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电影理论以及夏衍电影对明星公司的影响，是对20世纪30年代夏衍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纪念夏衍100周年诞辰的研究成果，不仅只是体现在这场学术会议上，这一年，《当代电影》杂志设有栏目专题，专门刊发有关夏衍电影研究的论文，这些文章包括：丁亚平的《20世纪中国电影话语与夏衍》、郦苏元的《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构筑完美——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的理论意义》、胡克的《夏衍30年代电影编剧观念》、封敏的《试论夏衍30年代电影剧作的大众化》、高小健的《夏衍30年代的电影剧作艺术》、赵小青的《一手挥剑 一手运笔——浅析夏衍30年代剧作特色》[20]，这些研究成果采用不同视角、不同方法，强化了夏衍电影创作的整体研究，尤其对夏衍1930年代的电影创作艺术做了更为周密的分析。而这一年《电影艺术》上发表的《论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21]，用鲁迅其他小说作为参考例证，充分肯定了夏衍对鲁迅小说《祝福》的改编成就，将研究夏衍的电影改编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2000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夏衍电影的文章一时不再有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步调，大多数的研究文章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研究论文，如继续探讨夏衍电影改编技巧的有杨剑龙的《论夏衍电影对现代小说名著的改编》[22]、王国英的《显影彰旨：夏衍电影编剧的特色分析》[23]、田莹的《夏衍之〈祝福〉〈林家铺子〉改编研究》[24]；也有探讨夏衍电影改编观念与改编思想的，如洪宏的《苏联影响与夏衍文学名著改编观念的转变》[25]、周仲谋的《夏衍电影改编理论的历史境遇与现实意义》[26]、高文波的《论夏衍的文学电影改编思想》[27]。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关于夏衍电影改编的学位论文，如《十七年时期现代名著的电影改编问题——以〈祝福〉、〈林家铺子〉、〈二月〉为例》[28]、《〈林家铺子〉电影改编研究》[29]等这些研究成果讨论了夏衍电影改编的方式和技巧，建立起了夏衍电影改编的研究体系。但有些研究观点和结论趋于一致，使得研究的特色与活力不足。还有学者从管理学、传播学角度、电影的宣传策略、电影的视觉化层面来看夏衍的电影成就，取得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成果。[30]另外，李红的《困守与突破——20世纪意识形态境域中的夏衍和他的电影文学实践》[31]与姚成丽的《游走于政治与文学间的精神流变——夏衍文艺创作论》[32]是颇有厚度的学位论文，前者主要以夏衍电影为考察对象，后者将夏衍的电影、戏剧均列为考察对象，核心观点都在于夏衍的创作始终离不开政治这个指挥棒，探讨夏衍试图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心理困境，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