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他者的还原：多维的埃德加·爱伦·坡
第一节 埃德加·爱伦·坡：人群中的人
19世纪盛行于西方的肖像画，为我们保留了爱伦·坡的大量珍贵材料。这其中涵括了他那脾气暴躁的养父爱伦（John Allan），和他有着暧昧情愫的女友爱弥拉·罗埃斯特·谢尔顿（Elmira Shelton），以及莎拉·海伦·惠特曼（Sarah Helen Whitman），而爱伦·坡自己的画像留下的也不少，但是在我国普遍为读者看到的是辑录在各类文选集中的这样一张爱伦·坡成年时的肖像。[1]他有着微卷的头发和小撇胡子，下巴是削尖了的，有着倔强的棱角。整个面部表情中，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睛，我们甚至无法说这样一双眼睛是深邃的，深邃中所包含的智性、坚韧在他这里都无法看到，我们能够觉察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迷茫，他的眼光似乎穿过了所有能见的世界，望向了另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尽管他身穿绅士般的黑色礼服，还扎着笔挺的小领结，但是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他的过于瘦削和某种深深的局促不安。后世的很多回忆录在谈及爱伦·坡的时候，也总会提到他的忧郁外表以及沉默寡言。他在1809年来到这个世界，经历了贫穷、悲痛、死亡的折磨，在岁月的煎熬中他甚至没能度过他的50岁，但是却以其惊人的创造力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在小说、诗歌、评论等各个领域，做出了具有开启时代意义的卓越贡献，将美国文学带到了世界各地，影响了无数的文学大师，成为200年来我们一直都难以绕开的一个话题。
当我们试图展开他的生平时，通常会感到异常困难。这种困难并不在于现存资料的匮乏。早在爱伦·坡还在世的时候，就有读者写信询问他的身世，而他饱含感情地回信，曾一度被视为他的精神自传，当时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还问爱伦·坡要过一篇“精神生活方面的自传”，以备《格兰姆杂志》刊载其小传之用[2]，况且1847年，爱伦·坡还以备忘录的形式写过一份简短的介绍，寄给他后来的遗稿保管人鲁弗所·威尔莫特·格里斯沃尔德（R.W.Griswood），而所有这些材料又都得益于19世纪的印刷业为我们保存了它们完整的原貌。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的是有关他的传记之繁多，而且这些传记在细节上也常常存在着较大出入。早在1929年，钱歌川就曾经在《亚伦坡评传》中表达过自己的困惑“且让我们从Griswold算起，J.H.Ingram，J.Woodberry，A.Harrison等都作了Poe的传记，还有E.C.Stedman，Mrs S.H.Whitman等也都贡献了同样的工作……在Poe的许多传记之中，我们可以认为标准的恐怕要算J.H.Ingram的Edgar Allan Poe：His life，Letters，and Opinions（London：John Hogg，Fatersnoter Row，1880）那一册罢。”[3]钱歌川在这里提到的Griswold，即是爱伦·坡的遗稿保管人鲁弗所·威尔莫特·格里斯沃尔德，他对爱伦·坡的刻意污蔑诋毁业已成为文坛上一场有名的公案。格里斯沃尔德的确成功编辑出版了爱伦·坡的作品，分别于1849年编辑出版了爱伦·坡的两卷本作品集，1850年又出版了第三卷，1856年推出了第四卷，但是他却大肆篡改爱伦·坡的信件加以出版，并在对爱伦·坡的生平撰述中对他的人品加以大肆攻击，夸大了他道德上的瑕疵，将爱伦·坡描绘成一个十足的恶魔。他所编撰的爱伦·坡生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1849年以来爱伦·坡的传记书写，包括作品的收录都或多或少受到格里斯沃尔德的影响。尽管当时也有人提出质疑的声音，但是20世纪以前，格里斯沃尔德以其作为“爱伦·坡遗作保管人”的特殊身份，使得这种评论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钱歌川所认定的标准版是19世纪后期（1880年），随着爱伦·坡在英国的声誉逐渐上升。英格拉姆（John Henry lngram）通过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致力对爱伦·坡的个人传记的重新书写并发表了大量有利于爱伦·坡的评论，才揭露了格里斯沃尔德的所作所为，对恢复爱伦·坡在英美的名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爱伦·坡遗作的所托非人仅仅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还源自于爱伦·坡自身道德上的瑕疵。他人生经历中的太多苦难，他与生俱来的对贵族气质的渴求，天性中变动不安的浪漫气质都督促着他在幻想的国度开创神奇的小说世界的同时，也编造了自己的身世。在1847年爱伦·坡给自己的生平做的一个简短的记录中，里面充满了捏造的事实。他描述他自己在巴黎如何参加了决斗，以及在伦敦的忍饥挨饿。[4]“他声称自己出身于1811年或者1812年，这样他自己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写作诗歌。夸大了他自己在弗吉利亚大学读书的时间，同样，出于对拜伦的模仿，他虚构了去希腊的神奇旅行，并声称为了其自由而战”，[5]“在故乡再度和昔日的朋友们相聚，爱伦·坡免不了要把自己的新诗集当成礼品来馈赠对方。其间还一度应老友请求，披露自己这几年在海外的行踪等。由于他认为那几年军营生活跟他这已出版两本诗集的诗人太不搭调，于是就用了到东印度、圣彼得堡一趟漫游历险的神话代替了。”[6]这些后来被披露的谎言，无一例外地成了爱伦·坡道德上瑕疵的铁证。我们的困难不但在于需要通过大量的考据工作甄别出完整可靠的有关爱伦·坡的生平事迹，更在于穿透爱伦·坡的谎言、酗酒、赌博等道德上的瑕疵，触摸到19世纪美国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天才的独特的精神气质。
一 “道德瑕疵”与“死亡阴影”
爱伦·坡的祖父戴维·坡（David Poe）是爱尔兰移民，在美国革命战争年代，以其商人身份担任军需上校，被誉为“坡将军”。家庭还算比较富裕，但是美国政府在独立战争后并未偿还对戴维·坡的欠款，在他死后，他的妻子，也就是爱伦·坡的祖母伊丽莎白·凯恩斯·坡，因亡夫在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领取的一点抚恤金弥补了这个家庭收入之不足。这就是爱伦·坡那遥远得似乎能够带给他一些梦幻色彩的家族背景，但也并非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显赫，也并不是很多对他心存渴慕的传记编撰者所描述的那样有着贵族血统。对于美国而言，这种在迁徙以及疆土开拓中形成的家族随处可见。而爱伦·坡的父亲又是个在性格和气质上冲动而又富有幻想的人，并未将家中现有的财富有所继承和发展，爱伦·坡的父亲出于对戏剧的迷恋和对女演员的爱情，从家乡逃离到波士顿，和该地一家剧团的女演员伊丽莎白·阿诺德（Elizabeth Arnold）结婚，建立起家庭，并在舞台上做着一个并不成功的演员。随后又从爱伦·坡母亲身边逃离，丢下伊丽莎白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伊丽莎白于1811年12月18日病逝之后，爱伦·坡三兄妹——长子威廉·亨利·坡（William Henry Poe）寄养在巴尔的摩的祖父家，女儿罗莎莉（Rosalie）以及爱伦·坡分别为其母亲的女友所领养。收养爱伦·坡的是苏格兰烟草商人爱伦夫妇，爱伦是个精明的商人，爱伦太太善良慈祥，由于少年时代爱伦·坡学习成绩优异，爱伦夫妇虽然没从法律上领养爱伦·坡，但仍替他改姓为爱伦，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并为爱伦·坡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1815年，由于爱伦·坡的养父计划在国外建立一个分支商行，爱伦·坡随养父母迁往苏格兰，在那里接受了长达五年的教育。1820年7月，爱伦·坡全家回到美国，居住在里士满。1826年，爱伦·坡带着其养父给予他的为数不多的钱财进入到了当时实为贵族学校的弗吉尼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关于爱伦·坡的大学生活经历，一直是爱伦·坡的生平研究中争论不断的一个话题。有研究者将之归结于爱伦·坡自身难以抵挡诱惑，肆意挥霍钱财，染上了酗酒赌博的恶习，从而失去了其养父的欢心以及经济支柱，为他后来的贫困潦倒种下了恶果。而另一种说法，是认为其养父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吝啬苛刻，提供给爱伦·坡的生活费仅为每年110美元，而大学正常开销所需费用则为350美元一年，使得爱伦·坡从进校起就开始欠债，对以其养父为代表的世俗世界对天才的压制感到愤慨。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是，这些都是不幸的孤儿爱伦·坡在短暂的幸福生活之后人生磨难的开始。
在其养父拒绝为他支付其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并终止了他的高等教育之后，心灰意冷的爱伦·坡回到里士满的家里，又发现曾经的恋人早已与别人订婚。双重打击下的爱伦·坡离家到波士顿去谋生。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他自谋生路的开始。他改名为“埃德加·A.佩里”（Edgar A.Perry），应募参加了美国陆军。在此期间，他试图以军人为职业以此获得养父的谅解。后来在养父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西点军校学习。不幸的是，1928年2月28日，疼爱他的养母爱伦夫人于里士满去世，养父续娶他人，并有了自己的孩子。出于情绪上的对抗，爱伦·坡故意“抗命”（缺课，不上教堂，不参加点名）以求离开军校，受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开除。1834年3月27日，其养父约翰·爱伦去世，其亲生和庶出的子女均在其遗嘱中被提到，唯独爱伦·坡被拒绝在了家门之外。爱伦·坡最后的港湾还是他那外祖母、守寡的姨妈玛丽亚·克莱门斯太太（Maria Clemm）一家，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包括一起经历了他们的祖母、亨利等亲人相继去世的悲痛。爱伦·坡于1836年5月与当时尚未满14岁的表妹弗吉尼亚·克莱姆结婚，肩负起了一家人沉重的家庭重担，他作为职业军人是不成功的。爱伦·坡也曾经想过一些谋生的方法，比如从亲戚处借钱打算让克莱姆母女俩经营一个寄宿公寓，以及打算起诉政府要求退还他祖父向国家提供的战争贷款，但是均以失败告终。爱伦·坡主要的谋生手段在于他对自己创作才华的利用，但那也是非常不可观的。爱伦·坡署名为“波士顿人”（Bostonian）的第一部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可以说是籍籍无名。给他带来一些声誉，并坚定了他坚持文学创作的是1833年的小说《瓶中手稿》和诗歌《罗马大圆形竞技场》。同时，在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The Baltimore Saturday Visiter）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奖。他出色的才华引起了《星期六游客报》征文比赛的评委之一约翰·P.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的注意，他把爱伦·坡推荐给《南方文学信使》月刊（The Southern Literature Messenger）的出版人托马斯·怀特，同时爱伦·坡受聘为编辑。爱伦·坡在工作上显示出了出色的才华，他所编辑的《南方文学信使》的销售量从5000份增加到35000份；在全美国的发行量和知名度大为提高，但他周期性的酗酒以及对理想刊物的偏执性的坚持，均使他不断和杂志发行人发生冲突，最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被迫和他的同伴分道扬镳，辗转于各大报纸杂志：1835年受雇于当时极有影响的《南方文学信使》；1837年任《伯顿绅士杂志》编辑；1841年转入《格雷厄姆杂志》；1844年进入《明镜晚报》编辑部；1845年掌管《百老汇杂志》。而他试图创办的《佩恩杂志》（The Penn Magazine），后改名为《铁笔》（Stylus），终因缺乏经济资助而被中途搁置。这是我们的天才作家爱伦·坡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贫穷和困顿似乎总是与他如影相随，他在生活的泥泞中做着无望的挣扎。[7]
命运的无情在于，能够让爱伦·坡“与令人讨厌、令人憎恶、令人失望的生活抗争之最大而唯一的动力”的妻子弗吉尼亚在1842年1月，因唱歌时一根血管破裂而差点儿丧生，其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并于1847年1月30日逝世。这给爱伦·坡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之后，爱伦·坡变得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演讲期间深深地爱上“安妮”（南希·里士满夫人），又几乎同时恋上了罗德艾兰州的普罗维登斯的萨拉·海伦·惠特曼，从他分别致予两人情意绵绵的书信时间来看，几乎可以断定完全在同一时段中。[8]他还向45岁的孤孀女诗人惠特曼夫人求婚，由于惠特曼夫人的母亲和朋友施加影响，他俩短促的订婚于12月告吹。1849年爱伦·坡为了创办自己的报纸，奔赴里士满，并在那里偶遇了少年时代的恋人、时已孀居的爱弥拉·罗伊斯特·谢尔顿（Elmira Shelton），并向她提出求婚。
这些都是爱伦·坡道德上的瑕疵。和他的酗酒、赌博以及他与不满14岁的表妹的成婚，以及在妻子去世后同时和多个女人保持暧昧关系都成为后来人们攻击他的借口。在爱伦·坡短暂的人生经历中，除去和贫苦、为虚幻的梦想所做的挣扎以外，让他一生痛苦不堪的还在于让他无处可逃的“死亡体验”，几乎没人能够体会到他在独自面对死亡时的痛苦。他经历过太多亲人的死亡。幼年时期母亲的去世，父亲不知所踪的“象征性死亡”，15岁时，所倾慕的同学的母亲简·斯坦纳德（Mrs.Jane Smith Standard）的早逝，慈爱的祖母的去世，哥哥亨利的去世，养母爱伦夫人的去世，死亡似乎是爱伦·坡生命中最难以绕开的话题。而他年幼的妻子更是让他深刻地体验到了持续不断的死亡经验，他曾经以此作为自己酗酒的托词。
你在信中说：“能否暗示一下何为可怕的不幸？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使人深深悲伤的事情。”这里我不仅可以暗示，还可以直接地告诉你，那是人生所遇到的最大不幸。6年前，我无比珍爱的妻子，在唱歌时血管迸裂。当时大家都以为没有救了，我心痛欲裂地与她诀别。可后来，她却渐渐地有所康复，我又有了希望。
一年后她旧病复发，我又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的痛苦，此后一年左右，她的病又发作了一次，然后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地犯病。
每次我都为她将离我而去而痛苦万分，每一次病情复发都使我更加爱她，更加执着地盼她活下来。[9]
二 不能与时俱进的“边缘立场”
在19世纪刚刚建立起物质世界的美国，死亡和困苦似乎是爱伦·坡生活中无法避开的阴影。他在整个人群中就如他曾经在《人群中的人》一文中所描绘的那样，无比孤独地咀嚼着个人生命体验中的苦痛，在极度的感情体验中无助地挣扎。他对死亡的入骨体验，加上其惊人的天赋和敏锐的超越时代的洞察力，使得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在当时美国文坛备受争议，并在精神气质上与那些所谓的同行们隔离开来。
美国作为一个经历了漫长的“殖民地时代”的国家，它是在欧洲裔和非洲裔不断迁入，与原住居民印第安人之间融合与摩擦中逐渐成熟，在不断开拓边疆，与宗主国离合之中不断自我丰富和发展，在纷繁复杂的宗教以及文化接触和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国家。复杂的民族构成，加之大多数北美居民并没有自觉地去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美国文化的形成于是在不断冲突融合中发展起来。他们保留了清教徒严格克己的宗教气质，也有着向西部开拓边疆的乐观精神，同时由于美国的大多数州是作为英属殖民地而独立出来的，英国及欧洲的时尚一直是美国人所依据的文化的自然惯性行事。加之，新兴国家发展中所面临的贵族政治和民主主义之间，腐朽落后的蓄奴制度，商品经济和工业生产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文化，也都无不渗透在早期的美国社会中“以清教、自由持有制和政治自治为核心的‘新英格兰精神’构成北美文化的典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美利坚文化”[10]。所有诸如此类的文化因素，都非常明显地渗透在整个美国文学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现在很难将最初的美国文学归入文学的范围，以各类文书，演讲以及实用性论文，包括旅游小册子在内的早期写作，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早期美国社会在面临种种现实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实效的物质精神。在爱伦·坡活跃在文坛上的19世纪初期，正是美国文学为自己寻找出路的时候。刚刚脱离英属殖民地称号的美国，他们在逐渐学习用美利坚来指代自己，以之区别和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甚至有着同一祖先的英国。但是英国和早期发展起来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人看来依然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文坛上充斥着英国、德国的浪漫主义、哥特小说。他们需要在欧洲的海洋中寻找自己文明的独立，文学的独立，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人们迫切需要的是道德的建设、民族的凝聚，以及对未来建设的信心。
19世纪中前期的美国文学中心处于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新英格兰地区，整个文坛颇受人们所欢迎的是以爱默生为代表的带有美国本土特色的“先验主义”作家集团，以朗费罗为代表的波士顿诗人，大都把文学作为道德提升的工具，他们积极响应了美国当时的时代需求，旨在提倡道德，重塑民族的信心和试图建立起美国式的乐观精神，是整个19世纪30年代，美国“新英格兰文艺复兴”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致力于建设美国民族文化形成中当下最需要的道德构建以及最重要的乐观精神。爱伦·坡的不幸在于，尽管他也呼吁要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学，但是他竭力反对朗费罗等人将诗歌用于道德说教，而且也缺乏爱默生那种对美国文明和前景的幻想。他在当时的整个美国文坛中以其独特的个人生命体验感悟着这个变化交替中的国家，以一个天才的敏锐洞察着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的精神状态，他以一个“人群中的人”的疏离感质疑着这个新的国度，他甚至对整个人类都毫无信心。罗威尔为了《格兰姆杂志》刊载坡的小传之用，曾问爱伦·坡要过一篇“精神生活方面的自传”，爱伦·坡的答复是一封自我分析的长信，这封信曾于1834年2月25日载于费城的《星期日博物院周刊》。
除此以外，我别无大志。我真的感觉得到一般人喜欢空谈到的虚荣——人生及世俗的虚劳。我继续梦想将来，对我的生活。我对于人类的“至善”没有信心。我想人类的努力对于本身没有显著的影响。人只是比六千年前的人更活跃——并不更快乐——也不更聪明。结果永远不会改变……如若以为会改变，就等于假定以往的人都白活了……而逝去的时间只是未来的根本——无数古人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机会——我们也不能跟他们的后代相比……[11]
这一切，在美国乐观的社会风气中显得是如此的突兀和孤立。爱伦·坡在19世纪美国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中，以一个疏离者的身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在创作上，他对道德和宗教并不十分关心，迷醉于自己的个体经验，沉醉于对死亡的探讨，不遗余力地对噩梦执意渲染，专注于人类心灵的发掘，制造着恐怖的效果。同时，他对时代的关心，呈现为专注于当时美国社会中的各种新鲜事物，并将它吸收进自己的创作中，他迷恋于当时流行的科学推论、密码、谜语和发明创造，他喜欢在大胆假想与符合逻辑的推理中虚构出海底奇遇、月球旅行等科学幻想。他对自己的智慧有着无与伦比的自信，对知性绝对推崇，并妄想找到世界的真理，正如他在其散文诗《我发现了》中所言“我书中所言皆为真理：——所以它不可能消亡：——即或它今天因遭践踏而消亡，有朝一日它也会‘复活并永生’”。[12]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当时人们致力建设美国式的乐观精神背道而驰。
三 “战斧手”之战
爱伦·坡在人际和文坛上的态度和立场，也给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坚守一个批评家的价值立场，他在文坛上四面出击，以其创作的《如何撰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为例，他借主人公之口，抨击了当时美国文坛上的浮夸之风并对当时的剽窃行为进行了刻薄的讽刺。1845年批评剽窃行为的文章涉及当时颇有声誉的朗费罗，从而导致史称“朗费罗战争”的一场私人论战，这使爱伦·坡声名狼藉，并使得他的许多朋友疏远了他。1846年5月，爱伦·坡开始在《戈迪淑女杂志》发表总题为《纽约城的文人学士》（The Literati of New Your City）的讽刺性人物特写，更是给自己遍地树敌，爱伦·坡对他在费城结识的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的评述招致英格利希的不满，并著文攻击爱伦·坡神志错乱。这些时评文章在为爱伦·坡赢得了“铁斧手”称号的同时，也在道德上受到普遍的质疑，更为自己树立了敌人。这些与主流背道而驰的选择，无疑都损伤了爱伦·坡的地位，并将他引向了一条未能“与时俱进”的道路。结果是，“在杰克逊时期的美国，无论在哪里，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的浪漫主义与同胞所追求的浪漫主义迥然有别，无论是南方的种植者，还是纽约的文人，或是西部文学家，都不对他抱以任何同情”。[13]
1849年10月3日，有人在巴尔的摩一个投票站外发现了处于半昏迷状态，衣衫褴褛的爱伦·坡。人们将他送入华盛顿大学医院，但是，他一直神志不清，没有任何恢复健康的迹象。10月7日，经历了一生波折的爱伦·坡在“上帝帮帮我”的可怕呼喊中去世。他被安葬在巴尔的摩威斯敏镕教堂公墓坡家的一块坟地之中，只有少数的亲朋参加了他的葬礼，爱伦·坡的坟墓没有标明任何姓名，仅用教堂司事安置的一个数字“80”作为标记。[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