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艺生态的未来与学界的担当

一　文艺生态的未来

作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分子，毛南山乡文艺生态尤其毛南山乡中的经典文艺形态的未来，毫无疑问会受到中华民族整体艺术宝库中各族文学艺术形态的影响。而且随着民族融合程度的加深，这样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毛南山乡文艺生态的发展能够从正面昭示毛南族整体文化的发展。从毛南山乡文艺生态的形成与发展的轨迹来看，毛南山乡文艺生态尤其毛南族具有的典型的文艺形态，实际上是自身的艺术基因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孕育的同时，受其他民族艺术熏染与融会的产物。未来毛南山乡文艺生态的发展轨迹，仍然应该沿着这条轨迹继续下去，即便当中会有一些曲折和坎坷。毛南山乡文艺生态的发展趋向，估计主要会有如下前景。

一是毛南山乡整体文艺生态连同现今所具有的艺术特色完全融入周边诸如汉、壮等民族的文艺大熔炉中的同时，毛南山乡及其符号性文学艺术派生出新的形式并展现新的特色。这样的情形已经出现，而且日趋明显。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政府在保护和发展毛南族的文学艺术、重塑毛南山乡的文艺生态方面是花了大力气，下了大功夫的，但艺术及其文艺生态的发展受其外部环境影响及内在流变规律制约。毛南族人民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及交流，必然导致其语言、服饰、主要生活风俗等文艺形态变异，从而销蚀其民族特色。毛南族人民当今在日常交流中，甚至在本民族内交流中更多地使用汉语西南官话乃至普通话，毛南话使用频率急剧降低；传统服饰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多见；传统婚俗基本上被新式婚俗所取代；一些传统的文学艺术经典逐渐变形。比如毛南族传统经典文艺形态“肥套”，影响逐渐衰弱；在“肥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毛南戏以及具有现代风格的毛南族歌舞，基本上是全新的文艺形态，尽管其中还有“肥套”艺术的许多元素。

二是在相应时期内保留毛南族符号性文艺形态的某些个体及其个性的同时，以毛南族符号性文学艺术为代表的毛南族文艺主潮被周边其他民族例如汉、壮等民族经典文艺主潮所融合，从而导致毛南山乡文艺生态的剧变。这实际上仅仅是包括符号性文艺形态在内的毛南族文学艺术融入他族文学艺术时所表现的速度快慢问题。从毛南族传统文学艺术尤其是经典文学艺术近十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毛南族某些传统文艺形态生命力减弱、某些文艺形态消失的速度加快等现象并不是均衡的，而是有地区和时期差异的，这样的情形也在毛南族符号性文学艺术中发生。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以汉文化特征为主的大众文化普及较为容易且流行规模比较大的毛南族地区，例如毛南山乡原来的圩场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毛南族的某些文艺形态变异乃至消亡的速度就比较快。比如毛南族的干栏石楼，这十几年的变化是极为明显和迅速的——防潮和防伤害（防虫、蛇、野兽等伤害）功能，储存及保护财物、禽畜功能等迅速弱化——毛南族建筑的外部造型和内部结构都有很大的变化；毛南族的口头文学，比如歌谣、民间传说等，有的已经失去了呈现与创造的场景——日常生活中的歌墟及劳动过程中自发、即兴对歌等现实场景——多不复存在，民间传说的某些文化传承功能与教育功能多被现代大众文化及正规教育所取代，有的娱乐功能难以经受现代报刊图书及影视作品的冲击，因而其生命力的衰弱当属意料中的事情。不过，在这些变异过程中，毛南族符号性文艺形态的某些独特个性仍然得以保持，比如体现于毛南族建筑中的生态和融艺术，石雕和木雕艺术，室内布局艺术，综合表演艺术中的神、人和融观念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营造和融境界的艺术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保持与发展。

三是周边相关民族经典文艺在融合毛南族符号性文艺形态进而形成新型文艺形态的同时，在新的文艺形态中体现出与毛南族相关的地域与文化特色，从而促使毛南山乡文艺生态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文艺生态进一步融合。应该说，这一类型的变异也是长期存在并持续未断的。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岭南古百越文化不仅对其后裔各民族影响较大，对汉族及其他非百越系民族的影响也极为强烈，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及文艺形态的互相融会未见有明显的人为藩篱与鸿沟，几乎任凭各民族经典文艺形态相互之间自然浸润，以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艺形态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相似性乃至同质性。各民族中的各种文艺形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或是共同拥有，不分彼此。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够从生成于斯或者植根于斯的许多文艺形态中辨认出毛南族符号性文学艺术的不同个性，认识到毛南山乡文艺生态的不同色彩。

应该说，上述三种类型没有严格的本质区分，可能体现的仅仅是某些侧面的不同或者进程及程度的差异。

二　学界的担当

我们研究毛南山乡文艺生态的目的是什么？是应该长期停滞于某一层面还是视情况不断深入？在毛南山乡文艺生态的演变过程中学者是否应该确定相应的担当？等等。所有这些，学者们都需要更多的思考。其实，面对毛南山乡文艺生态尤其毛南族符号性文艺形态的发展趋势，学者可以有多种选择：任其自然，无所作为，积极参与，等等。

任其自然者认为，民族文艺生态及其符号性文艺形态的生成、生存及发展有其外在的客观条件和内在的流变规律，在民族文艺生态尤其符号性文艺形态的流变过程中人为地施加作用，未必符合艺术发展规律；“无为才是大为”，只有给民族文艺生态尤其经典文艺形态一片自由的空间，民族文艺生态及其符号性文艺形态才有可能自由、自主地生存和发展。这种对民族文艺生态及其符号性艺术的生成、生存和发展放任自流的态度其实未必符合艺术本身的流变规律。民族文艺生态及其符号性文学艺术的生成和发展的大多数实践已经证明，其本身已经融入了相关民族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创造活动。而一定时期的艺术理念及艺术创造活动是与该时期的客观条件及创造主体的素质相对应的，蕴含了相当多的人为主导的因素。片面的“无为”态度从某种角度而言对少数民族文艺生态及其符号性文艺形态甚不负责，因为相对而言，少数民族文艺生态及其符号性文艺形态在当代语境中，本来就常常处于极为不利的发展境遇，现代生活给予少数民族文艺生态及其符号性文艺形态生存与发展的机遇并不完全平等。所以，保护并发展少数民族文艺生态及其符号性艺术，需要的不是片面的“无为”，而是更多的关注。

在保护及发展少数民族文艺生态方面，尤其在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某些符号性文艺形态方面，由于社会其他领域的作用力过于强大，而这种作用力往往与保护与发展力呈反向状态，于是许多学人“知难而退”，慨叹自己力量的渺小，因而在少数民族文艺生态、尤其少数民族符号性文艺形态及其艺术特点消亡趋势面前显得无所作为。诚然，当我们把作用于少数民族文艺生态尤其符号性艺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其他力量看作是保护及发展少数民族文艺生态及其符号性文艺形态的反作用力时，一介书生的绵力往往显得微不足道。假如我们着眼于借助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其他力量，我们的心胸和视域或许会宽阔得多，我们能够作用的空间也许会大得多。况且，学界的科学参与及其成果，即便有些东西在某些人看来也许仅仅是纸上谈兵，但仍然能够能让民众看到民族文艺生态尤其符号性文艺形态的发展前景和恰当路径，故而其作用也不可小觑。

学界的担当应该是积极参与到保护并发展少数民族文艺生态尤其少数民族符号性文艺形态的相关活动中来。其科学的理念与作为，后文将设专章探讨，此处暂不赘述。

实际上，毛南山乡文艺生态，尤其是毛南族符号性文艺形态在当代语境下的地位与前景，已经赋予学人相应的明确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在毛南山乡文艺生态尤其毛南族符号性文艺形态的生存与演变中，学人们要确立积极的态度，将毛南山乡文艺生态以及毛南族符号性文艺形态的研究活动不断深化，并且针对毛南山乡文艺生态以及毛南族符号性文艺形态的重塑与优化提出自己的恰当主张，从而为毛南山乡文艺生态以及毛南族符号性文艺形态的保护与发展营造理想的氛围，更大程度地促进毛南山乡文艺生态以及毛南族符号性文艺形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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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排印馆藏本，第1页。

[2]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04页。

[3]《谭家世谱》碑。该碑由毛南族谭姓族人立于清乾隆年间，现存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波川小学内。

[4]央吉等：《中国京族毛南族人口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5]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环江毛难人情况调查》，1953年版，第1页。

[6]过伟：《毛南族民歌初探》，袁凤辰等编《毛南族民歌选》（前言），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7]袁凤辰等编：《毛南族、京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8]蒙国荣、谭亚洲：《毛南族民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986页。

[9]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66页。

[10]《毛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毛南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11]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环江毛难人情况调查》，1953年版，第132页。

[12]同上书，第147页。

[13]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14]《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15]蒙国荣、谭贻生：《毛南山乡》，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16]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17]蒙国荣、谭贻生等：《毛南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18]孟凡云：《论明代广西毛南族谭姓“轻”组织的性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9]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环江毛难人情况调查》，1953年版，第3页。

[20]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21]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环江毛难人情况调查》，1953年版，第23—30页。

[22]同上书，第4页。

[23]莫家仁：《毛南族》，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24]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5]《毛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毛南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26]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27]《毛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毛南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28]《谭家世谱》碑。清乾隆戊申年（1788）刊立，今保存于下南乡波川小学内。

[29]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30]《谭家世谱》碑。清乾隆戊申年（1788）刊立，今保存于下南乡波川小学内。

[31]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32]同上书，第57页。

[33]韦秋桐、谭亚洲：《毛南族神话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34]蒙国荣、王弋丁等：《毛南族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35]韩德明：《与神共舞——毛南族傩文化考察札记》，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36]莫家仁：《毛南族》，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37]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38]同上书，第60页。

[39]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40]《毛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毛南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41]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4页。

[42]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43]甘品元：《毛南族婚姻行为变迁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44]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仫佬族毛难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45]同上书，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