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端平”诗歌流派

端平更化的政治变革激起了士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给士人带来了“大宋中兴颂”的情结。如洪咨夔《平斋文集》卷八《田家建除体》说：“成功一天瓢，收获万京坻。开元贞观盛，闭关更休师。”《恭和御制赐吴叔告已下闻喜宴诗》说：“作人欲返皇风古，拔士先随圣化新。收敛文章归献替，安排事业到弥纶。宸章属望丁宁甚，上答天恩莫爱身。”《续洗兵马上李制置》说：“还观先正绍兴日，立朝清节高崔嵬。……从今着手快经理，一洗河洛无纤埃。”这种忠君报国的志向与理想对诗学的影响不可低估，它直接左右了士人对诗学功能的认识以及对诗歌风格、流派的评价，从而决定了某种诗体的沉浮命运。

当然，在政治因素介入诗学评价以后，诗学批评就不可能保持其纯粹的诗艺高下的评判原则，而必然会掺入道德伦理的品评，即依据实用主义原则（政教），将众多诗体进行优劣、正邪的等级划分。正是由于批评角度与标准的非单一性，端平时期出现的各种诗学论争就不仅与“何为诗歌”（本色论）有关，更重要的是都与“诗歌何为”（功用论）的界定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端平时期的诗学批评同时也是政治理想与人格理想的评判与较量。如果将诗学理想与政治理想合而观之，端平诗学大致可以分为四派。

第一，力追“乾淳”派，以刘克庄、林希逸等人的折中江西晚唐思想为代表，追慕陆游、杨万里时代的中兴政治与诗学风范。刘克庄《中兴绝句续选》说：“南渡诗尤盛于东都。……乾淳间，则范至能、陆放翁、杨廷秀、萧东夫、张安国一二十公，皆大家数。”（《大全集》卷九十七）在南渡乾淳时代简选出能够代表中兴气象的陆、杨、范等大家数。而刘克庄在宋代众多诗家中，对陆游一家情有独钟。如《大全集》卷九十六《刻楮》说：“初余由放翁入，后喜诚斋，又兼取东都南渡江西诸老。”方回也说：“刘潜夫初亦学四灵，后乃少变，务为放翁体。”（《瀛奎律髓》卷二十翁卷《道上人房老梅》评语）刘克庄对陆游诗学成就的推重，在《大全集》里往往有之，如其《茶山诚斋诗选》说：“陆放翁学于茶山，而青于蓝。”（《大全集》卷九十七）其《李贾县尉诗卷序》说：“杜、李，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陆，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学唐而不本李、杜，学本朝而不由梅、陆，是犹喜蓬户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门之巨丽，爱叶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龙骧万斛之负载也。”又，林希逸《跋赵次山云舍小稿》说：“后村评中兴家数，以放翁比少陵，诚斋比太白。”（《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而其《学记》甚至说：“中兴以来，诗之大家数，惟放翁为最，集中篇篇俱好。”（同上书，卷二十九）由于林希逸是刘克庄诗学圈子里的中坚人物，这个评价其实也代表了刘克庄对陆游诗学的偏爱。

第二，力追“庆历”派，以赵汝谈等人的韦柳平淡思想为代表，追慕梅尧臣的平淡。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宛陵集》卷四十六）方回《送倪耕道之官历阳序》说：“变西昆体诗为盛唐诗，自梅都官圣俞始。”（《桐江续集》卷三十三）而其《学诗吟十首》说：“宋诗孰第一，吾赏梅圣俞。绰有盛唐风，晩唐其劣诸。”（同上书，卷二十八）认为梅尧臣在宋代开创了新的诗学流派。

刘克庄就认为陶渊明平淡人品的出现是太平时代祥瑞的象征，《后村诗话》卷一将陶诗比作“天地间之有醴泉、庆云”，只有太平时代才会出现陶潜式的人物。因而，南宋中后期出现了尊崇陶韦柳的思潮，如林希逸《跋赵次山云舍小稿》说：“今江西诸吟人又多祖陶谢矣。”（《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方回说：“天下皆知四灵之为晚唐，而巨公亦或学之，赵昌父、韩仲止、赵蹈中赵南塘兄弟，此四人不为晚唐，而诗未尝不佳。”（《瀛奎律髓》卷二十翁卷《道上人房老梅》评语）“冲淡”，逐渐成为诗人的诗学高标。

第三，力追“元祐”派，以郑清之、洪咨夔等人纯粹的江西诗学思想为代表，追慕模仿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5]

第四，在这三派人物之外，严羽又树立了“盛唐”李杜的旗帜，要求超越庆历、元祐、乾淳三代文化和诗学，倡导“工夫须从上作下”“截然以盛唐为法”（《沧浪诗话》），要求诗人作开元、天宝人物，这就与当代诗坛三家人物构成了全面的冲突。[6]

假如单纯地从诗歌体制特征来看，端平前后出现了多元并存的诗坛格局。

晚唐诗派：以刘克庄、吴潜等为代表。[7]

江西诗派：以郑清之、洪咨夔等为代表。[8]

韦柳诗派：以赵汝谈兄弟等为代表。

理学诗派：以真德秀、魏了翁等为代表。

豪放诗派：这一派人物以曾极、赵汝、乐雷发等为代表。钱锺书《宋诗选注》说乐雷发的诗“比较有雄伟的风格和激昂的情调”[9]，又说赵汝在江湖派诗人里“才气最豪放，他的古体不但学王建、张籍，也学李白、卢仝”[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