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安娜·卡列宁娜》的思想意蕴

《安娜·卡列宁娜》：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1929年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托马斯·曼有关《安娜·卡列宁娜》讲过这么一段话：“史诗具有波澜壮阔的广度，一种蕴蓄生命起始和根源的广度，阔大雄伟的旋律，消磨万物的单调——它多么像海洋，海洋又多么像它！我指的是那种荷马的素质，故事绵延不绝，艺术与自然合二为一，纯真、宏伟、实在、客观、永生不死的现实主义！所有这些，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比在现代史诗的任何作家笔下都要强烈……”[1]称得上史诗的作品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容量，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社会生活；其次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能给人以启示；最后是具有完美的艺术表现力。托马斯·曼还进一步强调：“这部作品我不揣冒昧称之为各国文学中最伟大的社会小说的作品。”[2]这里，我们仅就《安娜·卡列宁娜》的社会容量联系作品进行分析。

19世纪70年代，俄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动的时期。《安娜·卡列宁娜》中主人公列文说过的话：“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已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3]列宁在《托尔斯泰及其时代》中讲到1861—1905年这段时期的特点时说：托尔斯泰借列文之口，“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这半个世纪中俄国历史的转移在什么地方”。“对于1861—1905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4]“一切都已颠倒过来”，指的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颠倒过来”的东西就是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而“刚刚开始形成”的东西——资本主义。实际上，俄国正处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时期。封建贵族日薄西山，而新型的资产阶级却旭日东升。这是当时俄罗斯社会最主要的特点。

一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宁娜》中表现的是家庭的思想，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随着社会的变迁，家庭的观念与伦理也会发生变化。在新旧更替时期，这种变化更为明显；同样，家庭的变化也折射了社会的变化。作品由“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拉开序幕。奥布隆斯基家里的混乱，实际上折射的是俄罗斯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引起的旧秩序的颠倒。奥布隆斯基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留里克王朝的后裔，是作品第一主人公安娜的哥哥，他凭着强大的关系网，尤其是妹夫卡列宁，弄到了一个体面的官职，成了俄国官僚集团的一员。他虽以自由派自居，其实是一个没有任何明确政治观点的庸人。通过这个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贵族的没落和必然被新型资产阶级所取代的趋势。

奥布隆斯基已经是 5个孩子的父亲了，但生活上还不检点，与家庭教师发生暧昧关系；已经到了靠卖妻子的陪嫁过日子的地步，还要继续豪华的生活。这些无不表明其道德的堕落。作品中像奥布隆斯基这样的贵族比比皆是。如弗龙斯基的哥哥虽然有了妻子儿女，但还养着舞女；克里夫措夫伯爵虽已穷途末路，但是还养着两个情妇；更不用说“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宫廷，才不至于堕落到娼妓”的“男盗女娼，荒淫无耻”彼得堡真正的社交界中的贝特西公爵夫人之流。还有巴尔特尼扬斯基的贵族债务有一百五十万，还照样挥霍；日瓦霍夫的“债务有三十万卢布”，还过着多么排场的生活啊！彼得罗夫斯基挥霍了五百万的家业，依旧过着挥金如土的日子。六十岁的彼得·奥布隆斯基公爵完全沉浸在西欧的生活方式中而否定俄罗斯的生活。他谈体会时说：“我们这里不懂得怎样生活，你相信吗？我在巴登避暑，我真觉得自己完全像年轻人。我一看见美貌的少女，就想入非非……吃点喝点，觉得身强力壮，精神勃勃。我回到俄国——就得跟我妻子在一起，况且又得住在乡下——喂，说起来你不相信，不出两个星期，我吃饭的时候就穿起睡衣，根本不换礼服了哩。哪里还有心思想年轻女人呀！我完全变成老头子了。只想怎样拯救灵魂了。我到巴黎去一趟，又复元了。”[5]这些昔日被誉为“俄罗斯精华”的贵族身上，俄罗斯贵族传统的美德已荡然无存，他们已被西欧资产阶级生活所俘获。可见他们堕落到何等地步！

俄罗斯贵族不仅道德堕落，而且生活能力也丧失了，他们缺乏管理自己家产的本领。奥布隆斯基为了还债，不得不出卖妻子的财产，一个叫里亚比宁的商人，仅用了三万八千卢布就买走了他家大片茂密的森林，而且还是分期付款。对此，他还自以为卖了好价钱，在列文面前夸耀：“价钱真了不起哩，三万八千。八千现款，其余的六年内付清。我为这事奔走够了。谁也不肯出更大的价钱。”[6]列文听后忧郁地说：“这样你简直等于把你的树林白白送掉了”。

奥布隆斯基为了求得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的职位，动用了大量的人事关系，甚至不惜被犹太人博尔加里诺夫“故意让他和别的申请人们在接待室里等了两个钟头”。“一个留里克王朝的后裔，居然会在一个犹太人的接待室里等待了两个钟头。”[7]使贵族阶级的昔日威风扫地，颜面尽失。奥布隆斯基卖森林和求职两件事实际上充分展示了贵族阶级在对抗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斗争中所处的艰难地位和贵族阶级必然被资产阶级所取代的趋势。从求职一事中我们还看到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甚至政治命脉已经被新型的资产阶级所操纵。

二

俄国当时最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农民与贵族的关系在作品中得到反映。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签署法令，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农民获得人身自由。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客观上也促进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但是，农民要通过赎买才能获得份地。这就决定了农民迅速地两极分化。少数有一定经济能力和经营头脑的农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如作品中主人公列文拜访斯维亚日斯基路上碰到的一户富裕的农家就是明证。这家家长是个“满面红光的老人”。儿子是“高大健壮的汉子”，儿媳是“年轻美貌”的少妇。他们家之所以富裕，一是勤劳，“一切事情我们都亲自动手”；二是节俭，喝茶的时候几乎不放糖，“把筛下的麦屑留着喂马”。他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有说有笑，似乎就没有什么忧愁的事。但与此相反，大量没有赎金的农民最终什么都没有，只能重新成为贵族地主的雇工，并遭受更大的盘剥和奴役，从而加深了贵族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作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在其史诗性的作品《安娜·卡列宁娜》中，虽没有正面描写，但通过一些细节也真实地再现了这种情况。如《安娜·卡列宁娜》第1部第14章，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向列文抱怨说：“请说明给我听，这是什么道理，这些事情您通通知道的。在我们的领地卡卢加村里，农民们和女人们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通通喝光了，弄到现在交不上我们的租子。这是什么道理？您是一向那样称赞农民的。”[8]这说明了当时农民生活的贫困。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吃光喝光了，哪有粮食来交租子呢？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贵族地主残酷剥削的结果。还有一处，在斯维亚日斯基那里，一个留灰色胡髭的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说：“人总希望农民会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说起来您真不会相信——只有酗酒、淫乱！他们尽在把他们小块的土地重新分来分去，没有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牛的影子。农民在饿死，但是去请他做雇工吧，他会竭力跟您捣乱，结果还到调解法官面前去告您。”当斯维亚日斯基说“但是您也可以到调解法官那里去控告呀”时，这位农奴制的拥护者说：“我去控告？我才不干呢！那只会惹出许多是非，叫人后悔莫及。譬如，在工厂里，他们预支了工钱，就逃走了。调解法官拿他们怎么办？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地方裁判所和村长维持着一切。他们按旧式方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那就只有抛弃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的一法了！”[9]这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里，不难看出三个问题：第一，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还有大量封建残余；第二，当时农民生活极其艰苦；第三，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这一点，从农奴制改革后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也可以看出来。当然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性也暴露无遗，这就是农民仍被束缚在土地上，而贵族地主仍然是土地的拥有者，封建剥削方式在农村继续存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比改革前更惨。

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一向关心农民命运的列文站在开明的贵族地主立场上进行了探索，他要寻求一条即能保住贵族地主既得利益，又使农民不至于贫困的道路。这就是贵族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直都在关心农民处境的托尔斯泰亟待解决的问题。作家通过列文这个形象，经过艰苦的长期不懈的上下求索，他终于找到了能解决贵族地主与农民对立关系的办法，那就是让农民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农业的经营和劳动，贵族地主与农民合伙经营，共分红利。列文天真地认为这样做不仅能使农民摆脱贫穷，而且也能让贵族地主避免没落。他对自己的改革理想：“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和谐和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充满了信心，认为“只要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就一定会达到目的”。他还认为这“是关系公共福利的事”。他要把这个方案“先从……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10]。他甚至陶醉在自己的理想里，为自己“居然会是这种事业的创始人”而感到自豪。很显然，列文这种在不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搞合股经营共分利益的农村合作小组来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残酷斗争和尖锐对立的想法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不仅大多数农民对此不感兴趣，就连他的哥哥尼古拉也嘲笑他：“你并不想要组织什么；这只不过是你一贯地想要标新立异，想要表示你并不只是在剥削农民，而且还抱着什么理想。”[11]后他的改革计划失败，极为苦闷，坠入悲观主义的深渊。在婚后“生活最幸福的时候，痛苦的沉思和怀疑开始不断地折磨他”[12]。濒于自杀的境地。列文的形象，既是托尔斯泰本人的再现，也是当时俄罗斯关心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写照，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三

《安娜·卡列宁娜》也反映了贵族阶级内部的分化及矛盾。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参照欧洲资产阶级代议制模式，建立了近代政治体制，设立了城市和地方的自治机构和选举制度，这有利于民主化的进程，但实际权力仍然掌控在沙皇指派的行政官僚手中。这些情况在弗龙斯基、列文及斯维亚日斯基等参与选举的活动中可以看出。代议制模式的出现也是当时俄国社会变化的一方面。随着社会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必然引起各个阶级、阶层的分化。在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下，俄罗斯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化，其中贵族阶级的分化表现得更为突出。一部分崇尚资本主义的人变成欧化的自由派贵族；另一部分人则成为保守派贵族。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奥布隆斯基，尤其是弗龙斯基、斯维亚日斯基等人就是欧化的自由派贵族的代表；而像卡列宁、谢尔巴茨基公爵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个留灰色胡须的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则是保守派贵族的代表。自由派贵族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所以他们力图迎合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充当资产阶级的附庸。如奥布隆斯基，托尔斯泰研究专家赫拉普钦科指出：“就……奥勃朗斯基来说，尽管他具有享乐主义的特点，但他没有真正的爱情和深刻的爱好，同时也不会有重要的思想。他全神贯注于眼前的事情，只顾寻求肉体的快乐。他把这些看作是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奥勃朗斯基虽是一个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但人生的大问题很少引起他的兴趣；他的亲人们经常操心的所有事情，也很少使他不安。他生活着，好像一棵草生长着一样。”[13]托尔斯泰在描写这个人物所用的讽刺语调中，也表现了作家“对夸夸其谈、伪善和根本不了解人民需要的自由派的否定态度”[14]。

斯维亚日斯基是向往西欧生活方式的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的俄国自由派。其本身是俄罗斯贵族，却“蔑视贵族”；他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认为俄国太落后，“人类的生活只有在国外才勉强过得去，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出国……他也在俄国实行一种复杂的、改良的农业经营方法……注视着和了解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又非常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特别尽力保存他村里的教堂”[15]。这里“复杂的、改良的农业经营方法”实际上就是欧洲的经营方法。但他在俄国又“适得其所”，热衷从欧洲学来的选举等政治活动。他“主张妇女绝对自由，特别主张她们拥有劳动权利”[16]，但他的妻子却什么也不做。托尔斯泰塑造这样一个人物，是对19世纪70年代俄国贵族中那些脱离现实的俄国贵族自由派的讽刺。

弗龙斯基几乎完全欧洲化了。他们自以为是“真正的人”的“一类，在这一类人里，最要紧的是优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毫不忸怩地沉溺于一切情欲中，而尽情嘲笑其他的一切”[17]。他的庄园完全是一个欧化的庄园。管家是德国的，保姆是英国的，包括婴儿车在内婴儿用品都是英国的。使女穿的衣服比公爵夫人多莉还要“时髦”。

他们把坚守俄罗斯传统道德的卡列宁一类保守派视为“下层阶级”，认为“他们是粗俗的、愚蠢的、特别可笑的人们”，把“他们认为一个丈夫只应当和合法妻子同居；认为少女要贞洁，妇人要端庄，而男子要富于男子气概、有自制力、坚强不屈；认为人要养育孩子，挣钱谋生，偿付债款”等传统生活方式及美德看成是“荒唐的事”。鄙视他们“是那一类旧式的可笑人物”。[18]卡列宁尽管有着当时一般人，包括弗龙斯基这些“精英”在内的许多显贵没有的好品质，但他笃信宗教，固守着俄罗斯传统的道德，显得保守；他过于理智，显得没有生气，缺乏活力。对女子出轨的事他无法想象，因此安娜对他的背叛搞得他心神不宁、狼狈不堪。为了家庭，他回避矛盾，一度退让，不惜戴绿帽子，默认妻子与情人的关系，被弗龙斯基看成一个“很可怜的人”。弗龙斯基对卡列宁夫人安娜的追求，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西欧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对俄罗斯旧的传统道德的挑战，也是俄国贵族阶级内部矛盾冲突的外化的一个典型事例。至于那个留灰色胡髭的顽固农奴制的拥护者更是认为“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19]“现在因为废除了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已经提到高水平的农业，不得不倒退到一种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20]不难看出，保守派和俄国自由派的矛盾分歧还是很明显的。

四

赫拉普钦科指出：“《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人物的描写中个人的主题和社会的主题的结合，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它特别的表现。作者对主人公的命运和他的生活历史的揭示，在很多方面都是根据他对‘通行的东西’的态度来进行的。除了安娜的形象以外，这个原则也生动地表现在对伏伦斯基的描写之中。”[21]

作为年轻英俊的军官弗龙斯基，他同军人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具有他们的习惯，赞同他们的观点，他喜欢他们生活的整个环境，同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牢固地结合在一起”[22]。他们有一套固定的生活原则：“该付清赌棍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款；决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却可以；决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23]，就是弗龙斯基这个军人圈子里的人的生活原则。实际上，托尔斯泰在这里借弗龙斯基的形象写出了当时俄国军人的情况。此外，在描写弗龙斯基的各种兴趣爱好和生活联系时，插入了一系列人物，如“和他同一个团的伙伴——彼特里茨基、库佐夫列夫、雅希文、马霍京等，有童年时代的朋友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还有弗龙斯基的母亲、哥哥和其他许多人。……任何一个人物都是作为生动的、与众不同的性格出现的”[24]。也就是说，这些人物都是作为社会上另一种类型出现的，这就扩大了小说的社会生活面。

同样，与安娜有联系的彼得堡三个集团揭露了当时俄罗斯上流社会的各种人物的嘴脸。以卡列宁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的集团，“以多种多样的微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钩心斗角，以利益关系分成不同的派别；以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为中心“由年老色衰、慈善虔敬的妇人和聪明博学、抱负不凡的男子所组成的集团”，也是卡列宁赖以飞黄腾达的集团，自称“彼得堡社会的良心”，其实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是些虚假伪善，残忍而好弄权的人；以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为首的集团是“道地的社交界——跳舞、宴会和华丽服装的集团，这个集团一只手抓牢宫廷，以免堕落到娼妓的地位，这个集团中的人自以为是鄙视娼妓的，虽然她们的趣味不仅相似，而且实际上是一样的”[25]。她们是“用最卑鄙的手段欺骗她丈夫”的“天下最堕落的女人”。这个集团写出了当时俄罗斯上流社会道德的堕落。托尔斯泰通过这三个集团的人物及其活动，把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上流社会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百态展示得淋漓尽致。

与列文关系密切的他的两个哥哥尼古拉和谢尔盖的形象，也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一面，为《安娜·卡列宁娜》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作品增添了必要的内容。尼古拉代表了俄国当时一些逐渐走向人民，但由于自身的局限，始终无法走进人民中间而自甘堕落的贵族知识分子。他把当时的革命者介绍给列文，并对列文说：“你知道资本家压榨工人。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担负着全部劳动的重担，而且他们的境地是，不管他们做多少工，他们还是不能摆脱牛马一般的状况。劳动的全部利润——他们本来可以靠这个来改善他们的境遇，获得空余的时间，并且从而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剥夺去了。而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他们的活儿干得越多，商人和地主的利润就越大，而他们到头来还是做牛马。这种制度应当改变。”[26]这段话实际上讲的就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尼古拉还告诉列文：他们在“创设一个钳工劳动组织，在那里一切生产和利润和主要的生产工具都是公有的”。不难看出，尼古拉已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的理论，在思想上已经走向了人民。通过尼古拉的形象写了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谢尔盖的形象代表了当时的那些理智上向往变革而忘记了生活的实际运动和它的真正要求缺乏行动的知识分子。正如托尔斯泰研究家赫拉普钦科所说的那样：“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是……一个‘喜爱老百姓的人’，头号的自由主义者——津津有味地谈论社会需要进行的各种改革。”“但是，柯兹尼雪夫……经常陷入到纯逻辑的、形式主义的理论之中，忘记了生活的实际运动和它的真正要求。柯兹尼雪夫比较喜欢的是能言善辩的口才，而不是事情的本质。……他无疑是一个具有书本上的纯理性主义思想体系的人。他缺乏‘活力，缺乏所谓良心这种东西’。他对改革的向往和他对老百姓的喜爱，也带有这种纯理性主义的、宣言式的性质。……‘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和其他许多办公益事业的人并不真正关心公益，而只是理智上认为这工作是正当的，因此就做起来了。’”“……柯兹尼雪夫的迸发出的对于公益的自由主义的热情，然而这种热情没有任何重要内容和真正的现实感。这两个人物是作为鲜明的社会典型出现的，他们之间的内在呼应则是由生活本身决定的。”[27]尼古拉也说谢尔盖的论文“是一派胡言，谎话连篇，自欺欺人。一个丝毫不懂正义的人怎样可以写关于正义的文章呢？”[28]

此外，作品通过施塔尔夫人的形象揭露了那些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与教会和上层僧侣有联系的“虔诚派”的虚伪。施塔尔夫人长期住在国外，“以一个慈善而富于宗教心的妇人而获得她的社会地位”，“和一切教会和教派的最高权威都保持着亲密关系”。她表面上矜持、高傲、仁慈，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虚伪而残忍的女人。她折磨死了丈夫，又折磨对她精心服侍的养女瓦莲卡。正如了解她底细的谢尔巴茨基公爵所说的那样：“她是个迷恋娱乐的贵妇人——她根本没有患病，她是个短腿的女人，伪装患病来掩盖身体上的缺陷。”[29]

小说还通过朗德的形象写出了法国宗教骗子的嘴脸。朗德，不过是“巴黎的一个店员”，“有一次去找医生治病。他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睡着了，在梦中他就给所有的病人诊断病情”。后来尤里·梅列金斯基的妻子耳闻这位朗德的大名，就请他为她的丈夫治病。“把他带到俄国来了……她对他宠爱到那种地步，居然把他收为义子了哩。”于是现在“再也不是什么朗德，而是别祖博夫伯爵了”[30]。朗德被教徒誉为“未卜先知的人”，利季娅对他像上帝般的崇拜，他以上帝的名誉掌控了教徒的命运。安娜和卡列宁的离婚请求就是在他的梦呓或假装梦呓中否定的。

总之，《安娜·卡列宁娜》不仅只是一部写家庭的小说，更是一部社会生活小说。作品通过从沙皇到最底层150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广泛地描绘了从彼得堡、莫斯科到外省乡村丰富多彩的图景，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急剧变动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是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