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

一 问题的提出

巴赫金认为，“文学在其发展阶段上是有备而来的：现成的语言，现成的观察与思维的基本方式。但是，它们继续向前发展，尽管相当缓慢（在一个世纪的范围内，无法观察到）”，他强调，“维谢洛夫斯基的长处就在于此”。[1]巴赫金本人一再表示：揭示文艺学与文化史的联系，揭示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的符号学含义，这一“发现”属于维谢洛夫斯基。

与巴赫金的论调不同，形式主义学派经常强调自己与维谢洛夫斯基观点上的分歧，似乎担心成为维谢洛夫斯基的附属而不被别人注意。他们经常强烈地提出自己与维谢洛夫斯基的不同。对于他们来说，尽管维谢洛夫斯基有如此天才般的设想，但他还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坚持历史起源论的传统主义者，似乎新形式的出现就是为了表达新的内容。

20世纪后半期唯一一本专论维谢洛夫斯基的著作，就是戈尔斯基的《维谢洛夫斯基与当代》[2]。在这本不太厚的小册子里，作者没有责难维谢洛夫斯基。在奥·米·弗列登别尔格的博士学位论文《情节与体裁的诗学》（1936）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待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态度，即充分肯定了历史诗学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与不足。她明确指出：“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名字相联系的是对于旧美学的第一道系统的屏障。他运用了英国人类学派的资料和全部辅助手段来建立历史诗学，他把这一理论提高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高度，尽管还具有个别失误和缺陷；他指出，诗学范畴是历史范畴，这也就是他的主要贡献。他对一切诗歌种类（体裁）、情节、风格、形象性都进行起源分析，并指出它们是统一文学过程的组成部分。在维谢洛夫斯基之后，已不可能再提问：为什么文艺学要研究起源？这等于提问：为什么文艺学需要历史方法？这种观点是旧美学的遗产。”[3]

然而，还是在那篇著作中，奥·米·弗列登别尔格认为维谢洛夫斯基找到了“思想和形式的艺术对立面”。无论如何，在自己的历史诗学中，他把这对范畴复杂化了。更可怕的是，维谢洛夫斯基竟然能够“撇开意识”（弗列登别尔格语）而研究形式和内容问题，“维谢洛夫斯基的意义，当然是巨大的（！）”但是他是“机械论的”“实证主义者”，“从他那里可以发掘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可以找到许多可以指责的方面；他的历史主义渗透着平淡无味的渐进的实证主义，他的‘形式’和‘内容’是两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他的情节和形象是‘游动的’，但是他的比较方法却是机械静止的……维谢洛夫斯基完全不提语义学问题……”[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代诗学的定位中，维谢洛夫斯基竟然同弗列登别尔格并称为俄国符号学的开创者，在俄国叙事学中他们并称“符号学方法的主要代表”。当然，这种分类我们是不可预料的，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的是：弗列登别尔格的诗学是在维谢洛夫斯基所思考的空间范围内创立起来的。

毫不夸大地说，上述这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们所研究的领域都是由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所开创的。正如原苏联科学院院士弗·费·希什马辽夫所说：“我们经常运用现成的思想和原理，有时甚至完全不了解或者忘记了这些思想和原理都源自维谢洛夫斯基。”用他的话来说，“我们都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或是他的学生的学生”[5]。

米哈伊洛夫不久以前说：“……维谢洛夫斯基所有遗产的直接命运就是他的理论统一性的分解，更单纯的思想活动路线取代了整体性而分散开来并进一步得到发展。那些机械地研究文学作品而被称为形式主义学派的人们片面地理解维谢洛夫斯基，同时，形式主义学派还认为，维谢洛夫斯基的方法论特点是，他从不研究单独的作品并从不进行作品分析，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6]

以上所述大体就是当代俄国文艺学家对维谢洛夫斯基的接受。那么，维谢洛夫斯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实证主义者、形式主义者还是仪式主义者或者神话的拥护者？其历史诗学理论是否已经完成？在历史诗学视野下思考的文学史问题对于我们当代有何意义？在历史诗学中，他是怎样理解文学和民族诗歌创作、文学艺术的继承性和民俗学的关系的？其《历史诗学》对上述矛盾的固定组合究竟应该怎样阐释？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首先进入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