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综述

在俄国，第一批试图总结维谢洛夫斯基学术经验，整理其著作的是他的学生们，包括伊·弗·安尼奇科夫、杰·科·别特洛维、波·米·恩格利加尔特、弗·米·伊斯特林、阿·伊·索巴列夫斯基等。[8]这些学者虽然对维谢洛夫斯基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是现在看来，这些分析只是代表了那些年的文学现状，他们是一些和维谢洛夫斯基处于同时代的人，因而在分析其作品时，他们只是重复着和他一样的语言，拥有同维谢洛夫斯基一样的理解概念和范畴。综观这时期这些著作中的评论，概括和总结，可以归纳出两点对当今的文学批评理解维谢洛夫斯基的关键因素。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即许多研究维谢洛夫斯基著作的人一致认为，维谢洛夫斯基的学说是一个独创的并且按照自己规划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的体系。伊·弗·安尼奇科夫这样写道：“维谢洛夫斯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即他的‘历史诗学’是一项宏伟的，一个人所力不能及的学术大厦，这个大厦就这样没有建立起来。然而，说它没有建成，也仅仅是一些细节方面，是针对它之前的构想而言。但是那些从广阔的计划中已得出结论的东西，毫无疑问的已经完成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可以，而且应该让更大范围的读者了解他的学术著作及体系。”[9]关于这一点，晚些时候弗·米·伊斯特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那部孜孜不倦的分析性著作，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他学术活动的全部，这部著作本身已足够把他推上世界知名的地位。从广阔和深邃的分析中首先可以得出非常专业的结论，但是他的事业还远远不止这些。在他这样学者的头脑里，这些专业的结论，不断地积累，勾画了一幅人类思想和语言发展的图画。专业的、极微小的考察为广阔的结论提供了材料并且进行了总体理论体系建构的尝试。这种尝试，从他那一方面来说，已经步入正轨，提出了问题并运用一定的方法论寻找答案。在此，当然是所有的力量都归结为两个因素的结合，即分析的和总结的，而这两种因素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头脑里的确是相互作用而又互相补足的。”[10]

这些著作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都提出了维谢洛夫斯基的方法论问题，这一方法体现了广阔的资料专业整理和高度理论概括的结合。力图确定维谢洛夫斯基方法的实质，寻找其多面性的秘密，对于研究其著作的研究者们来说似乎是选对了方向。维谢洛夫斯基的体系对于这些研究者们来说，“不仅仅是对于诗学问题的思考，而且在这个体系里体现着巨大的方法论贡献，丰富的学术经验，这种学术经验不仅仅需要理解学习，还需要融会贯通。因为，维谢洛夫斯基所有完成著作中的成果和不足之处对于今后的研究来说都是非常必需而且极其重要的”[11]。他们都是与维谢洛夫斯基处于同时代的人，评价维谢洛夫斯基的出发点和范畴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科学现状。但是，尽管某些评价和见解现在看来是有些过时了的，但是这些观点无可非议地还具有一定的长处，是他们向人们渗透并接受这样的看法，即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是一种“运动着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思想在未来会不断地发展，并且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安尼奇科夫、伊斯特林及恩格利加尔特都清醒地认识到，需要补充、进一步确定或者重新思考维谢洛夫斯基体系的某些地方。但是他们善于在其体系中发现某些“绝对正确”的观点，它的不可超越的方法论长处。正像伊斯特林所说：“像维谢洛夫斯基这样的天才，几个世纪才会出现一个，并且在通常情况下直接的继承者是不可能有的。他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此。他竭力证明的思想和方法，使周围的研究者深受其益。不仅仅影响着这些学者们，同时为研究者们指出了一条今后探求学术宝藏的道路。继续沿着伟大天才的道路前进，意味着充分肯定他在这一科学发展中的意义，他为这科学奉献了自己的一生。”[12]

以上所述只是一部分。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学者们对于维谢洛夫斯基的态度，对其学术遗产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他的思想和研究还继续在科学中引起注意，然而关于以上所述其同时代的研究者们所肯定的方法论却已不再被人们所称颂。分析这个原因，当代一研究者认为，维谢洛夫斯基是在解决建立总体文学史任务的过程中创立这个方法的，因此，这个方法的有效也仅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仅在那种条件下维谢洛夫斯基方法潜在的可能性才会发挥到极致。但是建立总体文学史的任务，在维谢洛夫斯基思考的开始很快就落后于科学，因此连同这个方法也就逐渐地从学者的学术视野里消失。[13]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此。20年代的俄国文学处于对方法论根本更新的初期，后来形成了完全新的哲学历史概念和范畴体系，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概念和范畴，因此所有的尝试，甚至只是想简单陈述一下旧理论的内容，都会遇到术语的难题。人们普遍认为，过去科学中的范畴和术语已经过时并且反映了陈旧的哲学历史视野，因此，甚至仅仅试图客观地“描述”出这些理论的正确内容，在新的条件下都很难被承认。因此，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不可调和矛盾整体”的一部分。以至于在30年代末，弗·费·希什马辽夫、弗·亚·杰斯尼茨基、维·马·日尔蒙斯基、米·巴·阿列克谢耶夫不得不重新撰文，以唤起人们对曾享有世界荣誉的《历史诗学》作者的记忆。

30年代末，维谢洛夫斯基两卷本的文章选集被整理出版；1938年，为了纪念学者100周年诞辰，苏联科学院举行了纪念会。会议的资料刊登在《苏联科学院通报》上，[14]一些纪念性的文章发表在一些杂志上。[15]这些研究的特点，现在看来似乎与维谢洛夫斯基理论第一批解释者的观点相同，首先都是确认其著作的方法论意义。当时这些研究显得对维氏的研究范围逐渐变得更狭窄，不但不利于今后掌握维谢洛夫斯基的遗产，而且许多方面显示出其遗产很快将会从俄国文学发展的经验中被驱逐出去。尽管研究者们极力阐明维谢洛夫斯基体系的许多重要方面，但还是不能正确地认识到其方法的实质，深刻的独特性。比如，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维谢洛夫斯基的方法论整体上出自哲学实证主义基础，即使不是全部源于此，也是在许多方面有所继承。例如，弗·马·日尔蒙斯基认为，“维谢洛夫斯基没能展示出文学发展过程在其所有阶段上的规律性，其失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它存在于维谢洛夫斯基这位具有实证主义理论原则教养的学者的全部学术创作的方法论前提之中，他试图通过自己那种历史归纳法，从偶然到偶然地，不要任何哲学和美学前提而揭示社会历史和文学过程的普遍规律……”[16]

40年代末，维谢洛夫斯基的遗产不仅被束之高阁，同时被打上了“在西方科学面前卑躬屈膝”[17]的烙印。类似这样的评论在40年代末更加激烈，其中一些观点很快销声匿迹，例如弗·亚·基尔勃津、伊·德米特拉科夫、米·古兹涅措夫、尼·格拉果列夫。[18]在格拉果列夫《关于维谢洛夫斯基观点的问题》一文中充满着当时年代的观念。那时资产阶级的学术方法被看作恶劣的，不仅仅与马克思主义，而且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格格不入。根据这样的观念，似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可能有任何正确的方法论思想、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并且认为他们只会收集一些事实，除此之外一无是处。他认为维谢洛夫斯基不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因此体现在文学科学领域的先进性也就必然局限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在此，格拉果列夫并没有任何事实证明这种“必然性”。而只是援引了维氏不同于别林斯基，他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这样的例子来证明上面的说法。他还认为维谢洛夫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同之处在于，维谢洛夫斯基没有研究“艺术和生活中美的问题”，“俄国批判现实主义问题及其特点的历史形成”在维谢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并没有得到任何说明，他似乎并没有提出“艺术实质问题”[19]等。

格拉果列夫的这篇文章是当时对维氏的思想持负面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十年之后，古谢夫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是《亚·尼·维谢洛夫斯基与民俗学问题》（1957）、《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不为人知的文章》（1959）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亚·尼·维谢洛夫斯基作品中民间文学的历史和理论问题》（1962）。在第一篇文章中，与格拉果列夫一样，古谢夫再次把改正那个“原则上的错误”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那就是人们所认为的“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接近革命民主主义者”[20]。稍晚一些，在维氏的《论意大利的民间政治诗歌》一文中，古谢夫注意到与19世纪资产阶级民俗学家相对立，维氏把发现民间诗歌与社会政治生活之间的联系作为自己的理论支点。古谢夫总结说：“最后，文章的全部激情归于一个思想，即政治民间诗歌表达了人民意识的不同阶段，并且‘政治歌曲的牢固性’取决于人民意识觉醒的程度。这使得维谢洛夫斯基的观点明显不同于当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把民间诗歌看作‘直接的、无意识的’创作观点。”[21]在这篇文章中，古谢夫虽然力求客观地评价维谢洛夫斯基，但是他没有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形式主义学派对待维谢洛夫斯基的态度。经常强调自己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分歧，似乎担心成为维谢洛夫斯基的附庸而不被别人注意。对于他们来说，尽管维谢洛夫斯基有那么天才的设想，但他还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坚持历史—起源认识的传统主义者，似乎新形式的出现就是为了表达新的内容。

什克洛夫斯基这样说：“维谢洛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是一个爱国者……他是失明的力士参孙，他没有破坏艺术宫殿，而是试图建立起来。他建立着，却不知道自己在建立什么。”[22]

如果30—50年代人们为维谢洛夫斯基究竟是不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争论，而六七十年代学者们对维谢洛夫斯基的评价却是充满敬畏并且小心翼翼。这主要表现为把维氏归于何种流派和方法论。这样的作品很多，如赫拉普钦科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发展》（1970），俄国著名哲学人类学家尤·伊·谢苗诺瓦的学术论文《人类是怎样产生的》（1966），斯杰潘·斯科瓦尔钦斯基编选的《国外文学研究理论》（1966），拉基斯拉瓦·什朵拉的《口头艺术的形势和结构问题》（1966），等等。他们作品中关于维谢洛夫斯基的讨论很有特点。有些人认为维氏是文化—历史学派实证主义者的代表，但更多的人认为他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主要是由于他的借用论）。

众所周知，俄国文艺学家赫拉普钦科在70年代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诗学”。而早在60年代初，他的这种思想就已初露端倪，他在评价维谢洛夫斯基时说道：“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维谢洛夫斯基的遗产是非常不合理且有害的，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原则上的分歧，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维谢洛夫斯基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作品中所有正确的东西，我们都应拿来使用，以便在新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的雄伟大厦。”[23]1974年，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关于历史诗学研究的历史总结和前景的专门研讨会。与会学者总结了苏联文艺学在诗学研究领域的历史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任务、步骤和方法。在《俄国文艺学中的学院派》（1975）[24]一书中，俄国著名历史诗学的研究者戈尔斯基详细分析了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和作品。同年，他又出版了个人专著，这是一部俄国文艺学界几十年来唯一全面、详细论述学者的命运及其学术遗产的著作，迄今为止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谈到之所以选择维谢洛夫斯基的遗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他解释为“维谢洛夫斯基的遗产代表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文艺学科学思想的最高水平”[25]。

80年代后，苏联文艺学界对于历史诗学的研究兴趣日趋浓厚。1986年，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了历史诗学问题研究的第一本书。[26]书中提供了继维谢洛夫斯基之后历史诗学在本国和境外文艺学研究的成果，同时强调了在此领域今后研究的发展道路。梅列金斯基在《亚·尼·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与叙事文学的起源问题》一文中，首先肯定了维谢洛夫斯基的研究方法。“维谢洛夫斯基的方法在研究口头艺术原始起源的范围内是非常有成果的，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对其作品的理论成果有所评价。”[27]“意识到历史诗学研究问题的迫切性和它对我们当代科学的现实意义，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成果，对它进行必要的修正，以推动20世纪文学科学的发展。”[28]接着，他从维谢洛夫斯基的原始混合艺术理论、抒情诗歌的起源学解释、史诗的民间存在方式向书面的转换、情节诗学中主题的自生与情节的迁移、小说的起源等多方面论述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理论。但文章中某些观点存在着对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误读，我们稍后将进一步论述。古列维奇则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理解维氏的历史诗学。“如果‘历史诗学’的定义还没有完全确定的话，那么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它应被称为‘文化史’。”“与历史诗学的关系，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到从文化史角度分析历史诗学的独特特点——揭示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人类活动的共同点，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转换关系。”[29]

1988年，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与原列宁格勒大学共同组织召开了纪念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普希金之家”的主要负责人语文学博士尼·尼·斯卡托夫首先发言，他特别强调了维谢洛夫斯基遗产对于语文学的重大意义，他自40年代末被称为世界主义思想领袖和奠基人，其名字已经沉寂很久了，维谢洛夫斯基长时间地被语文学所忘记，因此现在我们有必要出版维谢洛夫斯基的著作，集中研究其思想和观点，完成学者，同时也是世界科学所面临的任务。与会学者从各个方面探讨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这些文章大都刊登在《俄国文学》（1988年第1期）杂志上。

由此掀开了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的新篇章。90年代“普希金之家”相继出版了两本书。他们分别是《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的遗产：研究与资料》（1992）和《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文集与书信》（1999）。近15年来，维谢洛夫斯基的著作和书信不断被整理出版（参见维谢洛夫斯基作品年表），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两部著作，一部是2004年再次出版的由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维· 马·日尔蒙斯基编辑、注释并作序的《历史诗学》（1940）。另外一部是2006年按照维谢洛夫斯基最初设想的历史诗学体系编辑的《亚·尼·维谢洛夫斯基选集：历史诗学》。后者由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教授、“俄国布克奖”的文学秘书、俄罗斯权威学术期刊《文学问题》的第一副主编伊戈尔·奥列格维奇·沙伊塔诺夫编辑作序。这是近年来对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最全面、最综合的系统研究，书中厘清了许多近年来争议的问题，指出前三版的历史诗学都不是按照维谢洛夫斯基最初设想的体系编排的，并补充了历史诗学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诗歌的定义》。[30]

在研究内容方面，近年来也呈现多角度、深层次的内容，学者们不再局限于维谢洛夫斯基方法论及一些外围性的研究，而是更深入地挖掘其理论内涵，研究涉及其情节诗学、民俗学诗学、体裁理论以及当代文艺理论家对其理论的继承。

在基础建设方面，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的语文历史学院设有专门的“理论与历史诗学教研室”。在那里以布洛伊特曼和格林采尔为首的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讲授有关历史诗学方面的课程，每年都有关于此的作品问世。

可以看出，俄国的历史诗学研究正在稳步向前发展，与苏联时代的历史诗学研究相比，更少强调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性，更多地重视历史诗学本身研究的文体变革和审美观念问题。在西方普遍解构历史本体及其对本体认识的意义时，俄国文艺学却在不断认真挖掘、采用、研读俄国文学艺术和审美的历史文献，充分利用本土文艺学资源来回应西方文艺学呼声，恢复俄国诗学传统。

与国外如火如荼的研究状况相比，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则显示出相对冷淡的状态，至今尚没有专著或博士论文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只是散见于一些论文中。

从纵向上来说，我国对历史诗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一些介绍性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表明我们对历史诗学研究的关注程度还不够。80年代初，随着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有学者注意到了苏联的比较文学，陆永昌发表了《比较文学在苏联》[31]。此文主要是介绍比较文学在苏联的境遇及苏联学者的比较文学理论主张。其中提到了作为“苏联比较文学之父”的维谢洛夫斯基，虽然还没有涉及维谢洛夫斯基的具体理论，但已将其引入了我们的视野。随后，在一批比较文学著作中对作为比较文学俄国学派的核心思想的历史诗学及日尔蒙斯基的论著做了介绍和翻译。这些著作和译作是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32]，陆永昌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33]，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34]，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35]和她撰写的《比较文学原理》[36]以及方珊等译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在这些著作中，只是略有提及历史诗学思想并没有对其进行详细论述，也就是说，历史诗学最初是以比较文学俄国学派的代表而进入中国学者的视线的。此外，80年代后半期还有一些文章对俄苏历史诗学学派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如《评俄国历史文化学派》[37]《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及其理论探索》[38]《比较文艺学理论家：日尔蒙斯基》[39]《苏联的历史比较文艺学》[40]。

90年代，对历史诗学的专门研究开始起步。1993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由刘宁教授主持的“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专项课题。1997年第6期《世界文学》上发表了刘宁教授翻译的集中体现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思想的文章《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和任务》，以及刘宁教授的长篇论述《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2003年，刘宁先生翻译出版了维谢洛夫斯基的专著《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并撰写了长篇研究论文作为译序，在译序中刘宁教授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作了全面的介绍与阐述，标志着我国对历史诗学这一宏大体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这也是中国学者对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的著作。90年代后半期，一些介绍历史诗学理论的文章相继发表，《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发表了赵宁的《维谢洛夫斯基与苏联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3期上刊登了周启超的《类型学：定位与背景》。赵文着重从维氏的“多源说”“借用”“汇流”“类型学”和“个别阶段论”等重要理论学说及苏联比较文艺学的代表日尔蒙斯基对其理论的承袭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历史诗学。周文则着重论述了“历史诗学”所推崇的“类型学”研究，并详细论述了对日尔蒙斯基、康拉德、阿列克谢耶夫、赫拉普钦科、普罗普、巴赫金、叶列津斯基、洛特曼的深远影响，揭示出历史诗学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形态”的演变。

刘宁先生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理论。论著中阐述了维谢洛夫斯基诗学方法论的理论内涵，方法论的两大支柱，以及其理论的主要领域：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对文艺及其样式起源的研究，情节史和修饰语史的研究，总体文学的研究。该书不仅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第一部系统介绍俄国文艺理论的论著，同时也是新时期以来较早地系统介绍历史诗学的著作。彭克巽主编的《苏联文艺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涉及历史诗学理论在20世纪的延续。该书将日尔蒙斯基的诗学纳入苏联文艺学的体系进行了详细考察。作者从日尔蒙斯基诗学的基本论点、他对具体诗歌作品研究、对形式主义观点的批评等方面对日尔蒙斯基进行了专题研究。

进入21世纪，对历史诗学的研究进入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学者们开始将历史诗学纳入世界比较文学的格局中加以考察。《世界比较文学格局中的俄国学派》[41]和《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特征》[42]两文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以研究历史诗学理论为中心的俄国学派，对打破比较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林精华的文章《俄国比较文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与俄罗斯民族认同》[43]则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论述了俄国本土百余年来一直是以历史诗学为理论研究俄国和俄国文学的。吴泽霖的《维·马·日尔蒙斯基的历史比较文艺学研究》[44]一文对维谢洛夫斯基诗学的后继者日尔蒙斯基的历史类型学的观点、国际间文学相互影响的观点和民间文学方面的历史比较研究，都作了详细和深入的探讨。《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贾放的译文《普罗普：传说与真实》，其中谈到“对普罗普影响最大的是俄国历史诗学学派的代表、学贯东西的大学者维谢洛夫斯基。维谢洛夫斯基在《历史诗学》一书中曾两次谈及创立‘故事形态学’的必要性，后来普罗普使用这一术语时对它的理解与维谢洛夫斯基十分接近。至于维谢洛夫斯基为故事情节、母题等重要概念所下定义及对其相互关系的论证，更是被普罗普接受并加以发展，这在《故事形态学》中有明确的论述”。在这之后发表的《普罗普故事学思想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45]中，她更是详细、深入地研究了普罗普对维谢洛夫斯基的继承关系，是一篇研究两者关系的力作。

值得一提的是，陈浩的一篇题为《论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形态》[46]的文章。这篇文章就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理论对现代西方小说理论的意义进行了阐发。文章对现代西方小说理论中的形式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研究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原因作了描述和探讨，并分析了两大学派在形式研究上的差异面和交融的趋势。在谈到形式学派时，作者指出，“几乎与福楼拜、詹姆斯同时，俄国的维谢洛夫斯基在语言学理论的启发下也形成了侧重形式研究的‘历史诗学’。维谢洛夫斯基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小说理论，但他的形式化研究范式和视文学形式是仪式、民俗沉积物的观点，开了20世纪的弗莱原型理论的先声，并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小说研究有很大影响”。作者进一步对维氏的“历史诗学”与“结构—原型理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形式学派对形式生成的各种解释虽然观点未必一致，但基本都与人类学、民俗学尤其是语言学的观念相关，原始的仪典与神话往往被认为是各种文学形式的源头和原型，甚至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囊括整个文学史的各种形式变化。”这是一种非历史的、平面化的研究方法，“形式学派企图在各种形式的分析中考辨和提炼出原型或基型的欲望，决定了这种研究方法必然将形式与某种先在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在研究中有意或无意地降低、排除历史和文学内容因素对文学形式影响的重要性。这种消除历史、内容影响的做法，即使在号称‘历史诗学’的维谢洛夫斯基理论中也非常突出。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我们并不创造新的语言，我们接受的完全是生来如此、未经变更的语言，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实际变化并不能掩盖语言的原始形式……’借助这一语言学理论，维谢洛夫斯基很自然地认为形式是一种早就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历史的产物，所以他在谈到各种文学体裁形式时说：‘这些形式是思想的自然表现，它们为了得到表现，无需等待历史。’”作者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维氏的历史诗学强大的思想活力，剥离出了历史诗学中的形式因素，打开了历史诗学到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弗莱原型批评等现代形式学派文论的一条通道。

从这些研究成果可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理论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与探讨，并逐渐将其作为一种理论资源运用于我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之中，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内化式接受。这一接受的过程显示了历史诗学本身的理论力量，说明了在众多的外来理论思想资源中，它所具有的强大的思想活力。遗憾的是，目前为止国内学界没有对历史诗学理论展开多方面、多层次的整体研究，更没有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理论置于20世纪俄国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论大背景中来考察，没有深入、系统地论及其理论与20世纪其他文论的渊源关系。这就势必不能很好地解释维谢洛夫斯基理论的形成，很难真正认识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理论的学术价值。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理论作一个系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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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 Горский И.К.Александр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1975.

[3] [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4] О.М.Фрейденберг，Поэтика сюжета и жанра，с.20.

[5] Шишмарев В.Ф.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1938.номер 4.с.39.

[6] А.В.Михайлов，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в истории немецкой культуры.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М.，1989，с.16.

[7] В.Жирмунский，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Ленинград：Наука，1979，с.90.

[8] 可参看：Аничков Е.В.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Веселовского.—В кн.：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психологии творчества.Харьков，1907；Петров Д.К.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ЖМНП，1907，№4；Энгельгардт Б.М.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Пгр.1924；Истрин В.М.Метолог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работ А.Н.Веселовского.—В кн.：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Веселовского.Пгр.，1921；Соблевский А.И.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 как деятель по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Там же；Перетц В.Н.От культурной истори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е.—Там же.

[9] Аничков Е.В.Указ.соч.，с.325-326.

[10] Истрин В.М.Указ.соч.，с.18-19.

[11] Аничков Е.В.Указ.соч.，с.327.

[12] Истрин В.М.Указ.соч.，с.16-17.

[13] Л.И.Емельянов 《Идеальный，истинный филолог——》—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8г.№1.стр.122.

[14] См.материалы специаьного заседания Отделения общесвенных наук АН СССР，посвященного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ения А.Н.Веселовского，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в 《Известиях АН СССР》（отд.общ.наук，1938г.№4）.

[15] Л.Якобсон.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еселовский（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Новый мир，1938，№4；К.Б.Бархин.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еселовский（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1838—1938）.—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Учеба，1938，№2；Д.Тамарченк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 А.Н.Веселовского.-Звезда，1938，№5；и др.

[16] Жирмунский В.М.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 А.Н.Веселовского.-Там же，с.64.

[17] Фадеев А.А.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подъеме.-Лит.газ.1947.29 июня.

[18] Кирпотин В.Об отношен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и к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у Западу.— 《Октябрь》，1947，№9；Дмитраков И.，Кузнецов М.А.Веселовский и ег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там же，№12；Глаголев Н.К вопросу о концепции А.Н.Веселовского.-там же.

[19] Н.Глаголев.К вопросу о концепции А.Н.Веселовского，стр.183，184 и 186.

[20] В.Е.Гусев.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 и проблемы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и.—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57，т.ⅩⅥ，вып.2，стр.116.

[21] В.Е.Гусев.Неизвестная стать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Веселовского.—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59，т.ⅩⅧ，вып.4，стр.361.

[22] В.Шкловский，Александр Веселовский—историк и теоретик.《Октябрь》，1947，№12.с.178.

[23] М.Б.Храпченко.О разработке проблем поэтики и стилистики.—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61，т.ⅩⅩ，вып.5，стр.401.

[24]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школы в рус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аведении，М.1975，стр.202—280.

[25] И.К.Горский.Александр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1975，стр.5.

[26]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зучения，М.，1986.

[27] Е.М.Мелетинский：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 А.Н.Веселовского и проблем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стр.26.

[28] Там же，，стр.30.

[29] А.Я.Гуревич.Вопросы культуры в изучен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зучения，М.，1986.стр.153.

[30] 2006年10月至2007年7月笔者在莫斯科语言大学访学期间，辗转找到了他并听取了其讲授的近一年《文学的比较研究》课程，其中专题讲座连续五周讲授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据他所说，这本书交稿后推迟了四年才得以出版，这是计划中的第一卷。在此，笔者对其所赠予的有关历史诗学电子版的资料以及在《问题的提出》和《历史诗学的未完成性》两节中借用的资料一并表示感谢。

[31] 陆永昌：《比较文学在苏联》，《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4期。

[32] 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3] 陆永昌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34]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5] 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6] 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7] 白嗣宏：《评俄国历史文化学派》，《俄苏文学》1987年第4期。

[38] 李辉凡：《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及其理论探索》，《苏联文学》1988年第1期。

[39] 陆嘉玉：《比较文艺学理论家：日尔蒙斯基》，《国外文学》1988年第3期。

[40] 吴泽霖：《苏联的历史比较文艺学》，《苏联文学联刊》1991年第3期。

[41] 温哲仙：《世界比较文学格局中的俄国学派》，《国外文学》1999年第2期。

[42] 吴泽霖：《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3期。

[43] 林精华：《俄国比较文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与俄罗斯民族认同》，《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44]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45] 贾放：《普罗普故事学思想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6期。

[46] 陈浩：《论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形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