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王禹偁散文研究意义
在宋代作家中，王禹偁可能远远不如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大家那样被人们所熟知，但他确实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但他的诗歌是北宋初期白体诗的代表[1]，而且他的散文创作成就也很高，这一点在宋代就已经被意识到了，如宋太宗就曾肯定王禹偁文章：“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2]欧阳修在贬官滁州时曾感叹道：“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3]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中也赞道：“王禹偁文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4]
王禹偁不但散文成就高，而且在唐宋古文运动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新唐书》谈及唐代古文运动时说道：“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5]可以说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但可惜的是随着韩愈去世，古文运动难以为继，文格日衰，鄙俗奢靡的文风直到宋代初年仍充斥文坛。在这种情形下，柳开、王禹偁、穆休等人重新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纠正唐末五代以来萎靡不振的文风，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扭转文坛习气，但总算开启了文坛革新之风，其后经过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艰苦努力，唐宋古文运动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
唐宋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深刻的文学变革运动，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它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其后几千年的文章格局。在这场文学运动中，王禹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最早完整阐释王禹偁这一作用的人是苏颂，他在《小畜外集序》说：“窃谓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气格摧弱，沦于鄙俚。国初屡有作者，留意变风，而习尚难移，未能复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经，枝派于百氏，斥浮伪，去陈言，作而述之，一变于道。后之秉笔之士，学圣人之言，由藩墙而践奥，系公为之司南也。”[6]很明确地指出了王禹偁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承前启后的地位。后来的研究者虽然众说纷纭，但基本赞同这一看法，如清初的吴之振云：“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传响。文忠之体，雄浑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7]《小畜集提要》云：“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俪，禹偁始为古雅简淡之作”。郭预衡认为：“王禹偁是北宋初期最伟大的作家，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8]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认为：“王禹偁以继承李杜韩柳传统自勉并号召后进，体现了对唐代诗文的最佳选择，虽然身后西昆体大兴，文风更迭，但北宋中期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正是沿着王禹偁的道路前进的。”[9]孙望、常国武等人也认为：“王禹偁发挥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传统，比柳开更加强调文章平易，而且于‘传道’之外，提出‘明心’，于‘言外’提出‘有文’，他的文学见解，对欧阳修、曾巩等人起到了先导作用。”[10]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王禹偁的说理散文、叙事散文堪称宋文典范的散文语言，开创了文赋的先河。王禹偁的纯文学成就应在韩柳欧苏之后，又在王安石、苏洵、苏辙、曾巩之前。”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认为：“王禹偁以清俊的情怀、平易的风格，为宋代文坛带来了新气息，也为其后欧阳修等人的新古文运动开了先声。”[11]姜书阁《中国文学史纲》亦认为：“王禹偁有意识用理论特别是创作实践来提倡文学革新，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宋代诗文创立了新的风格，引其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给文学革新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见，欲一窥宋代古文全貌就不能不考虑王禹偁在此领域里的筚路蓝缕之功，就不能不去研究王禹偁的散文创作，这是王禹偁散文研究意义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数量上看，在王禹偁遗留作品中散文也占很大的比例，其中《小畜集》共三十卷，散文就有十七卷；《小畜外集》残存八卷，散文就有六卷，共二十三卷，共二百七十五篇。如此大数量的创作不被重视和研究是无法想象的。而且近几年来王禹偁的价值逐渐得到了重视，关于他的研究日渐增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2010年4月15日王禹偁研究会在山东菏泽巨野县成立，同月23日至24日，由菏泽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巨野县委、县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全国王禹偁学术研讨会如期举行，出席的学者有现任山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袁世硕先生和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曾枣庄先生等，这次会议对促进王禹偁研究必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关于王禹偁的研究成果会越来越多，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王禹偁及其散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二 王禹偁散文研究现状
1.王禹偁散文作品整理
王禹偁散文主要存于《小畜集》和《小畜外集》中，关于这两部作品集从宋代至明清时期的流传和整理情况在本文第一章第二节中有专门介绍，此不赘述。民国二十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王云五先生主持整理的《小畜集》及其外集，除了基本的文字校正外，书中还对王禹偁的作品进行了句读。应该说这是对王禹偁作品进行句读的开始，但从实际效果看，这次句读谬误太多，存在很多讲不通的地方，极易对读者的阅读造成干扰，这也是民国整理本的最大诟病所在。
对王禹偁作品集进行整理的还有《全宋文》（360册）和《王禹偁诗文选》。《全宋文》于2006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编排体例是按照作者的大致年代依次排列，每个作者的文章又按文体和成文时间罗列，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有关宋文最权威的整理本。《全宋文》收集的王禹偁作品与《小畜集》及其外集编排4方式明显不同。《全宋文》明显打乱了《小畜集》及外集按文体集中编纂的体例，而且还收集了一些《小畜集》及外集中没有包含的作品，如《投宋拾遗书》《遗拙鬼文》《寿域碑》《陵母碑》等九十多篇，这对丰富王禹偁作品和全面考察王禹偁散文创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王延梯先生的《王禹偁诗文选》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主要是对王禹偁的部分诗文进行注释，选文不但篇幅短而且数量少，只有《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送丁谓序》等十五篇，每篇注解之后都交代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时间并对内容和艺术特点作简要评价，更像一种通俗读物。
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其他专门的整理本，更没有对王禹偁作品集和版本的流传进行介绍和梳理的论著，唯有徐规先生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12]（以下简称《编年》），金开诚、葛兆光先生合著的《古诗文要籍叙录》[13]（以下简称《叙录》）和祝尚书先生的《王禹偁事迹著作补考》[14]（以下简称《补考》）有些相关论述。《编年》简单介绍了作者目前见到了的关于《小畜集》《小畜外集》《小畜集拾遗》和《五代史阙文》的各种版本并列举了各种版本的序和跋，除此之外还列举了历史上关于《建隆遗事》的真伪之争，既然是“以余所见及者”，那么《编年》所列版本有所阙漏自是难免，而且仅仅是介绍各个版本，对各个版本的渊源关系并未作出清晰的分析。相反《叙录》虽然没有《编年》那样详细的版本介绍，却大致勾勒出了《小畜集》各个版本的源流关系，不足的是，对各个版本之所以存在这样那样关系的原因揭示不足，缺乏必要的佐证和必要的细节分析。而发表于1992年的《补考》是祝尚书先生在《编年》基础上将《全宋文》新辑得的王禹偁散文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证并对《编年》中的一些作品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编年》进行的一次查漏补缺，因此可以说这三种本子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
可见目前针对王禹偁散文作品进行校勘整理和版本研究的著作是很少的，这对多达二十三卷的王禹偁散文来说算得上是一种遗憾。
2.王禹偁散文研究论文
除了散文史中些许论述外，目前可以搜索到的关于王禹偁散文的专门论文数量不多。其中山东大学教授王延梯先生着力最多，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王禹偁杂文研究，其《王禹偁杂文的思想意义》和《王禹偁的杂文艺术》从思想和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王禹偁杂文的全面阐述，认为王禹偁杂文真正体现了其散文简雅古淡的特点，分析细致而独到，论述比较专，也比较深刻，但尚有需要深入的地方，如从文体的角度而言，仍可对王禹偁的杂文进行细分处理和研究。不过善于归纳总结是王延梯先生的特点，其《王禹偁政论文刍论》就是将不同文体中的关于王禹偁政见的文章进行整合归纳，从中总结王禹偁政论文的内容和特点，认为王禹偁的政论文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旗帜鲜明地体现了其改革政治的主张，开北宋政治改革之先声，犀利明快，鞭辟入里。[15]
随着人们对王禹偁的关注越来越多，从整体上对王禹偁散文进行研究的论文也陆陆续续出现了，如刘娜的《从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窥探王禹偁的散文风格》、王文涓的《王禹偁散文的分类评析》和《王禹偁散文的人格呈现与审美追求》，程秀利和龙理鹏两位硕士的论文《王禹偁散文研究》和《王禹偁及其散文研究》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最起码是王禹偁研究不断深入和王禹偁散文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的重要体现。
刘娜的论文试图从《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入手去分析王禹偁散文特点，这种角度是值得赞赏的，但单篇作品固然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特点，却并不是全部，还需要更多的作品分析来支撑论证，而文末将苏颂为《小畜外集》所作序中的话说成苏轼所言，以此证明王禹偁散文对苏轼有很大的影响，这就很不应该了。王文涓的《王禹偁散文的分类评析》选取了赋、书牍和赠序三种文体进行了论述，揭示了王禹偁这三种文体的创作特点，简明扼要，但将存在归属争议的赋纳入王禹偁散文分析中本身就是很大的争议；而《王禹偁散文的人格呈现与审美追求》认为王禹偁散文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的观点是一种很有独创性的观点，新颖独特。
在这些论文中，两篇硕士论文用力最深。无论是在结构安排方面还是主体内容方面，这两篇论文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文中都对王禹偁散文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整体观照，这也是这两篇论文最大的成就所在，对全面研究王禹偁散文来说无疑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跟诗歌研究相比，王禹偁散文研究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重视，论文、著作日渐增多，但就其散文研究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究其原因，除了王禹偁不如欧阳修、苏轼等人名气大之外，大概还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在王禹偁文集中诗歌基本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而且地域性非常明显，这有利于研究者快速把握诗歌创作的背景和时代特点，而其散文编排却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二是相对于散文而言，诗歌讲究对偶的特点更有利于作品的句读，而对散文进行句读却不那么容易；三是王禹偁是宋初白体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歌宗师白居易，浅显易懂，而且不少诗歌还有作者自注，这就更有利于诗歌理解，而王禹偁散文虽然易道易晓，但相比起诗歌来说毕竟难以理解一些。当然，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也告诉我们，在王禹偁散文研究的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作为的空间很大。
三 研究的范围、目的和方法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王禹偁散文，所谓散文就是句式长短错落、无韵律骈俪拘束、不讲求辞藻华丽、散句单行性质的古文，具体到王禹偁作品集来说，本文研究的范围是《小畜集》中从卷一四到卷三十的文十七卷和《小畜外集》十三卷残卷中的卷八至卷十三的文六卷。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总结归纳王禹偁的散文特点以考察王禹偁文章的价值和文学地位，研究主要依循以下思路展开：
首先，本文立足作家作品，从文本解读出发，在读懂文本的基础上，知人论世，从作品本身去分析王禹偁散文创作，而不是脱离实际地套用空洞的理论。
其次，本文研究王禹偁散文采取依体而论的方法，对王禹偁散文按文体分类，在论述过程中，采用“文体——作品——总结”的模式。在分析王禹偁的每一种文体作品前，先对这种文体的共性特征及源流作一下简单梳理，从中总结出某些文体规律用以指导对王禹偁作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王禹偁散文作品进行分析归纳，最后再予以总结。
最后，在分析每一种文体的作品时，摒弃过去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脱离的二元结构，采取二者合二为一的行文结构，结合内容分析归纳其散文特点。
[1]蔡宽夫《诗话》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
[2]释文莹：《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页。
[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78页。
[4]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33页。
[5]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41页。
[6]王禹偁：《小畜外集》，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26页。
[7]吴之振：《宋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8]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9]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页。
[10]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11]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12]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0—210页。
[13]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8—361页。
[14]祝尚书：《宋代文学探讨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419—429页。
[15]王延梯：《王禹偁政论文刍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