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乐经》不仅毁于秦火

秦汉之际，《乐经》失传，《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变成了《诗》、《书》、《礼》、《易》、《春秋》之五经，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秦之后七百馀年，诸典籍文献只是在言及秦焚书灭学、雅乐和杜夔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等四曲时，透露了一些《乐经》亡佚的信息。如晋袁宏曰：“秦燔诗书，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烬。”[117]直至梁之沈约，才明言：“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118]“周衰凋缺，又为郑卫所乱。……于是淫声炽而雅音废矣。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119]继而刘勰又曰：“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典。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120]从沈约、刘勰的表述及其具体的语言环境看，他们并没有将《乐经》亡佚的原因仅仅归之于秦始皇焚书灭学，但后人在言及这一问题时，却时而执其一而不及其馀。如：

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乐经》亡。今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121]

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也遭一炬，其后治经者遂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122]

据说，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一共整理了《诗经》、《书经》、《易经》、《礼记》、《乐经》及《春秋》6部书。但自秦始皇烧书，再加项羽咸阳的一把火，《乐经》遂告失传。所以流传下来只剩了“五经”。[123]

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弟子，从此，经书就成了儒家的经典。秦火之后，《乐》经失传，《六经》变成了《五经》。[124]

其实，《乐经》亡佚，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朱载堉曰：古乐绝传，率归罪于秦火，殆不然也。古乐使人收敛，俗乐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敛人自恶之，是以听古乐惟恐卧，听俗乐不知倦，俗乐兴则古乐亡，与秦火不相干也”，[125]这只强调了古乐自身的问题，亦不够全面。笔者以为秦火对先秦典籍文献的破坏是严重的，不应低估；古乐自身与社会发展不适应，确实存在。但秦火与古乐自身之外，《乐经》亡佚还与以下几方面密切相关：

一 列国纷争，礼崩乐坏

周平王东迁之后，丧失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26]的权势，仅名义上保留了天子的地位。此后，王室日益凌夷，竟至“日蹙国百里”，[127]礼乐散佚，周桓王后，诸侯几乎就不再朝觐、入贡、祭祀王室宗庙了。与此同时，诸侯势力则迅速膨胀，强凌弱，众暴寡，割据称雄，相互兼并，战火弥漫。吕振羽说：

所谓“国初千八百国”（一说国初八百国），至春秋，见于经传记载者，便仅百四十七国；到春秋战国之际，七雄而外，虽尚有鲁、卫、蔡、郑、宋、越、滕、薛、莒等，然却成了七雄的附庸，周初所封诸侯，到春秋末，仅存四十了。司马迁在“自序”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28]

在春秋三百年间，据《春秋》所记，言“侵”的有六十次，言“伐”的有二百十二次，言“围”的有四十四次，言“取师”的三次，言“战”的二十三次，言“入”的二十七次，言“进”的二次，言“袭”的一次，言“取”言“灭”的更是不可胜数。[129]

时至战国，周天子沦为方圆仅一二百里的小国之君，剩下的中小诸侯国也先后被吞并，又形成了七雄并峙、合纵连横、纷争不休的混乱局面。而各诸侯国内，卿、大夫擅权、僭越亦愈发普遍。如此，则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逐渐瓦解，书佚简脱，致使后世文献残缺不足。就连周平王迁都洛阳后保全周代礼乐最好的鲁国[130]，公元前623年，卫国的卿大夫宁武子到访，鲁文公在宴会上命乐师给其演唱周王宴请诸侯时用的小雅《湛露》和《彤弓》；[131]“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132]宫廷乐师鸟兽散，“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133]“礼乐废，诗书缺”[134]。无怪乎古人谓：

是时，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廷。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135]

周公制礼，以著乐章，《雅》《颂》之音，播于管弦，荐于郊国，而太师主职。及天厌周德，礼坏乐崩，春秋之际，旧章泯绝。[136]

及周衰，礼坏乐崩，典籍皆灭弃。汉兴草创，礼之存者，才十二三事，而宗庙之礼，盖阙如也。[137]

晚周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声蠭起并作，遭秦苛暴，《乐经》放失。[138]

自周之衰，礼颓乐坏，天下指玊帛为礼、锺鼓为乐。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适蔡适秦，入河入海，乐工乐器一切沦亡，后世所谓乐者始流于工伎之末矣。[139]

六经经秦火之后，多失其真。其《诗》、《书》、《易》、《春秋》四经，在春秋、战国时，固皆全备无恙。惟《礼》、《乐》之书，当春秋之诸侯僭窃，皆去其籍，未经秦火之前，固已难考矣。而《乐》之一事，当时列国但用新声，古乐弃而不用。是《礼》、《乐》二事，比之他经，其残缺固甚；而《乐》之一事，比之《礼》尤甚。[140]

今人杨伯峻亦曰：

儒家的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也叫“六艺”。到后来，《乐》亡佚了，只剩下“五经”。……我还猜想，无论“礼乐”的“乐”，或者“诗乐”的“乐”，到了战国，都属于“古乐”一类，已经不时兴了。《孟子·梁惠王下》载有齐宣王的话，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只是爱好一般流行乐曲罢了。”春秋末期，诸侯各国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访问，已经不用“诗”来表达情意或使命。战国时期，若引用诗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书相同，完全不同于春秋时代用“诗”来作外交手段。那么，依附于“诗”的乐曲乐谱自然可能废弃不用。而且根据目前所已知的战国文献，西周以至春秋那种繁文褥节的“礼”也长时期不用，依附于“礼”的“乐”也可能失掉用场。“乐”的亡佚，或许是时代潮流的自然淘汰。《乐经》的失传是有它的必然性，所以《汉书·艺文志》没有《乐经》。”[141]

二 郑卫之声的冲击

广义地说，郑卫之声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大变动时期兴起的一种新乐，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尤其是商业发展、都会勃兴、人欲失控、追求感官享受的现实的必然产物；是音乐发展趋势的代表。吕祖谦曰：“《诗》，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142]与雅乐的基本文化载体《诗经》之乐相比，郑卫之声讲究技巧，形式新颖多变，不拘一格，声调靡曼幻眇，伸缩随意，突破了五声的界限和传统的声律相结合的原则；其内容着意于世俗，宣泄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男女情欲，不再以仁为本、依礼而行、拘囿于伦理和教化；其风格或柔婉，或愤激，悖离于中和平顺和崇高典雅。因而，郑卫之声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真所谓“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143]“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自非至人，孰能御之”[144]。就连诸侯、王公大臣们，也多偏嗜、迷恋于郑卫之声，而厌倦、冷落以《诗经》之乐为主体的雅乐。如：齐景公夜听新乐而不朝，晏子拘善新乐的虞公，景公则曰；“酒礼之味，金石之声，愿夫子无与焉。夫乐，何必夫故哉？”[145]“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146]齐宣王对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147]晋“平公说新声”。[148]班固所谓“最为好古”的魏文侯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149]“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缪，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150]“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151]赵烈侯“好音”，曰：“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152]楚庄王“日夜为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153]……由此可见，春秋之后兴盛漫延的郑卫之声，严重地冲击了雅乐的基本载体《诗经》之乐，故班固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154]林葱亦曰：“自春秋到战国这一段时期内，魏人槌凿之声，楚人潇湘之乐，齐人房中之谱，燕人变徵之音，杂奏喧陈，而三代的旧音因其太简单，而无人问津了。”[155]秦序亦曰：“在民间歌唱繁荣的同时，古乐雅乐不再受欢迎，西周春秋以来盛于一时的三百篇诗乐，则明显衰落。《战国策》和其他战国文献，基本不见赋诗活动的记载。少数儒者努力维护古乐研习古诗，也无济于颓势。”[156]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157]尽管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也”，[158]疾呼“郑声淫”、“放郑声”[159]；诸儒亦大肆贬斥、挞伐郑卫之声，厉言：“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160]“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心淫。”[161]但无法阻挡雅乐行将为郑卫之声取而代之之势。

三 关注《诗经》的视角发生了转移

《诗经》原本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但在西周，统治者以乐为用，极为重视其音乐在各种礼仪中的作用，而于其文辞本义则有所忽视。“当‘诗’作为乐章而出现于各种庄严、肃穆的典礼时，人们首先意识到的是‘乐’而不是‘诗’，因为它所体现的是‘乐’的功能，而不是‘诗’的本义。……我们看到在飨礼、燕礼、乡饮酒礼等各种礼仪的演礼过程中，诗的本义甚至可以说是诗的辞章意义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并且它和乐在仪典中所体现出来的等级、身份意义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和必然的联系，诗的内容似乎只是一种音乐符号，它的作用也仅仅局限于区分不同等级内容的乐章，是乐章身份的标签。”“我们不能说诗之本义与它用于仪典的仪式意义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关联，从逻辑上讲，它们最初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由于仪典用诗‘以声为用’的特点，再加上典礼上过于强调礼节的身份、等级，乐作为区分这种等级的标志意义被有意或无意地得以强化，从而掩盖了诗的本义。随着典礼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典礼范围的不断扩大，诗自身的意义不断被磨损，以至于到后来根本就找不到诗的本义了。”[162]迄至春秋时，伴随着礼崩乐坏的日益严重和郑卫之声对雅乐愈演愈烈的冲击，人们对《诗经》关注的视角则逐渐由音乐移向歌词（诗歌），越来越看重歌词的意义和作用，赋诗、引诗之风滋漫为时尚。赋诗，即唱《诗》或者口诵《诗》，多是酌情自由选《诗》。唱《诗》，或随口自唱，不一定有乐器伴奏；或由乐工代为合乐歌唱。如此，则突破了西周礼仪用乐繁杂而僵化的规定，《诗》原有的音乐性，或递变为一种婉转地言情表志的方式，或已消解。引诗，即言辞或著作直接引用《诗》句。其出现于春秋之前，春秋时与赋诗并行，战国时即发展为主流。引诗，则完全摆脱了《诗》的音乐性，只着眼于其纯粹文本的应用，反映了《诗》之乐的失落。如《左传》中记载，春秋前期引诗2次、赋诗为零[163]，春秋中期引诗44次、赋诗13次，春秋后期引诗70次、赋诗55次，即反映了这一趋势。[164]据《论语》所述，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尚能经常言及《诗经》之乐，并有正乐之举；而“至战国之时，治《乐经》者遂鲜”，[165]“孟氏时，古之诗学几无好而存之者，其后《乐经》失传，士大夫纵能谈说其义，然精知者事著绝少”[166]。人们关注《诗经》的视角已完全集中于歌词上了，“全部《孟子》里，除讲诗义，没有一回讲到诗的音乐的”。[167]这时，“雅乐成为古乐，更加衰微得不成样子。一二儒者极力拥护古乐诗，却只会讲古诗的意义，不会讲古乐的声律”。[168]“儒家虽读先王之诗，但不懂得‘先王之乐’，领会方面已经差一点了；虽然是不懂得先王之乐，但一定要去讲先王之诗，不得不偏向基本意义一方面，又揣测到历史一方面的。……孟子拿它讲古代的王道，高子拿它分别作者的君子小人。一部《诗经》除了考古证今以外没有别的应用”。[169]主要传承《诗经》的孟子及诸儒尚且不懂《诗经》之乐，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这充分说明人们关注《诗经》的视角发生了转移，重视其政治功利价值而忽视其欣赏娱乐功能，只记其词而不记其曲，已直接影响到《诗经》之乐的生存。这正如郑樵所说：“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170]顾炎武亦曰：“言诗者，大率以声为末艺。不知古人入学，自六艺始，孔子以游艺为学之成。后人之学好高，以此为鼓师、乐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于两京，两京之音不存于六代，而声音之学遂为当代之绝艺。”[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