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意义

努尔哈赤（1559—1626）是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民间一般将小时候的努尔哈赤称为“小罕子”，称汗以后的努尔哈赤则被尊为“老罕王”。因而，努尔哈赤传说也被称为“罕王传说”。努尔哈赤传说在东北地区流传广泛，从小罕子到老罕王，这些传说的覆盖面很广，涉及努尔哈赤一生的各个时期。从青少年时期挖参、淘金、逃难的经历，到壮年时期定都赫图阿拉、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八旗制度，再到晚年与明军的战斗都借传说得以反映。这些传说被满族民众世代传颂，塑造了努尔哈赤武艺高强、足智多谋、雄才大略的民族首领形象。除了展现老罕王的光辉一生之外，传说还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当时女真人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等内容。

关于努尔哈赤的民间叙事不只局限在民间传说中，满族说部就是另一个集中传承的文类。在已经出版的满族说部中，如《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元妃佟春秀传奇》《扈伦传奇》等都有关于努尔哈赤的记述。此外，一些说部书籍中对于20世纪东北地区乌勒本讲述与传承的介绍，也从侧面印证了本书所构建的地方叙事传统。

近年来，满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对满族说部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对满族的口头传统有了新的认识，满族的讲古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说部的多样化文本形态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让学者对于“长篇叙事”的形成与理解也有了新的思考。面对纷繁复杂的文本化过程，“如果一定要把它们援例剥离，分装到既定的民间文学的归档当中，不但勉强，而且还会偏离这样一个古老民族先民们对本身文化的自识价值观念”[1]。科学的做法自然是在比较各类文本差异的基础上，认真梳理作为特殊“文类”的个别文本是如何创编出来的，并在文本化过程中阐释其文化意义。

努尔哈赤传说作为一份厚重的语料，已然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满族英雄传说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民间叙事传统的基础。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传说文本（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集成”资料本）来看，努尔哈赤传说主要流传在东北各地，尤以辽宁新宾为多。新宾满族自治县，旧称兴京，是清代“关外三京”[2]中最早建立的都城。努尔哈赤出生成长在新宾县境内的赫图阿拉老城，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此度过，自然而然也就留下了大量的罕王传说。在新宾县出版的集成资料本中，又以查树源老人的讲述最多。近来，他还在讲述中不断地回忆与整理，将之前听到的“罕王传说”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长篇说唱作品，并将其归为“巴图鲁乌勒本”。因此，本书也选择了查树源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如今他讲述的“长篇罕王传说”已不再是散乱的传闻野史，而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在头脑中形成叙事框架的一类“英雄叙事”。从田野调查来看，查树源的讲述特点鲜明，内容丰富，具备进行深入研究的价值。

当下的民间叙事研究指向已经从单纯探究文本的历史文化内涵转变为同时关注讲述事件，既包括优秀的民间故事家（群体），也包括特定地区的讲述传统及相关语境。这些变化表明，学者对于民间叙事的认知逐步加深，研究的目的性也更加明确。叙事的主体在人本身，而且民间叙事是在一个确定时空中的口头创作，文本是这一次“表演”的产物，更是过程的具体反映。因此，艺人与讲述空间的互动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但所调查的对象还主要集中在单纯的民间故事家，即传统意义上的业余讲述人，而对于半职业化，甚至职业艺人参与形成的叙事技巧和地方传统讨论得还不够。实际上，具有认同功能和成为民族精神表征的长篇民间叙事，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群艺人得到传承。从散落的地方传说到查树源腹藏的“长篇罕王传说”中间的文本样态，正是口头传统应该聚焦的理论生长点。选择这一个案研究，对于民间叙事研究与口头传统理论的拓展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具体来说，努尔哈赤传说研究的多方面意义体现在：首先，传说本身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累积了大量口头和书面文本，为研究历史人物的传说集群在一定区域内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及固有的叙事模式提供了诸多便利之处，对于进一步深化口头传统理论的中国案例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从方法论上来说，以一个典型艺人为中心，讨论其在多元叙事传统中的学艺与表演经历，也就是民间叙事的传承过程，对于深入挖掘艺人曲库与认知当代民间叙事文类有很大意义；最后，作为满族英雄叙事的努尔哈赤传说，也是民族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史学已然认识到传说是民众历史记忆的一种表述方式，因此本书对了解民族心态史和民族性格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理论意义。

此外，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地方政府和学术界都意识到散落民间的口头传统对于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所以，研究努尔哈赤传说，对于以新宾为中心满族发祥地的地方风物传说的整合与开发十分有益，也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地方文化资源和满族先祖的历史传统。同时，努尔哈赤传说所蕴含的生态认知与社会伦理知识，对于地方生态关系的保护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