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尹虎彬
给本书作序的缘起，还要从几年前我和作者经过辽宁大学江帆教授介绍，前往辽宁新宾做田野作业开始说起。我们是通过江帆教授的亲自引荐，才结识了本书的主角，辽宁著名民间文学传承人查树源老人。记得那年的七月，新宾的天气还很炎热，我们在县文化馆同志的帮助下，来到查树源老人的家，拜访了这位老人。查树源家在县城边的小岗上，家屋不大，满堂生辉，庭前小园，是绿的一片菜畦。站在家门口可以远眺西南方向无尽的山峦。那次，我们和查先生做了一周时间的访谈。后面的几次，是刘先福博士自己去的。我听查先生的讲述是一种特别的享受，他说的话是我们辽宁东部的乡音，讲述的那些传说和个人经历，件件动人心魄。他的个人魅力和丰富的传统库藏，在这本书里有所体现，但是绝对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作为一个青年学子，先福这本书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民间叙事长篇化的问题。单是论述这样的具体问题，也能挖掘得这么有系统和有深度，我们得承认查树源的确是“肚囊宽敞”的艺人，也反映出作者的理论修养和研究潜力。
今天的民俗学研究，专业化日趋显著，理论和方法即学科特性越来越浓厚。以往学界强调材料的积累，厚植了民俗研究的底蕴，但是仅凭主观感受，只靠传统的口耳之学，只靠对材料的熟悉，只靠出身于本民族而获得的与生俱来的本土知识，并不能建立起民俗学研究的大厦。民俗研究若成为一门学问，那并不是因为民俗本身的缘故。仅就民俗学的类型学研究而言，正是人们对民俗作为对象世界背后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复杂结构，存在的人类范畴，吸引了大家以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探究这些奥秘。类型学研究可以在不同的传统、不同的语言之间找到一种普遍性的、共同的、可分析和可验证的层面，即纯粹的形式层面，在不同的传统之间架起对话和沟通的桥梁。因此，基于类型学的理论理性，我们可以超越封闭的特殊主义的束缚，把民俗研究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在学科自觉中不断拓展学术领域。
本书是关于努尔哈赤传说的民间叙事研究。作者把特定地方的传说作为对象进行整体关照，采用了结构分析的思想，借助口头传统研究的阐释学模式，构建了一个“传说集群”的文本世界。根据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作者认为，传说的根基在于地方叙事传统的存在，它是传说形成以致“集群化”的强大动力源。作者类比“英雄诗系”创造性地运用“传说集群”（legend cycle）概念，分析并呈现了努尔哈赤传说的集群化。作为传说的主角，努尔哈赤是“箭垛式人物”，关于他的叙事有“英雄叙事”的特点，也可以称为英雄叙事的“罕王模式”。在“罕王模式”的建构中，隐含着假想的长篇思维。各个类型的“作品”围绕“英雄叙事”的主题，等待完成一次史诗意义上的融合。
要说清楚一个距离今天400年的历史人物，在没有充分的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本书所研究的传说主角，他不像那些适合于“古史层累”理论的分析对象。努尔哈赤的身世，即爱新觉罗氏所代表的家族血统，其先祖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的仙女之子布库里雍顺。这些过去的事情不仅由史籍记录，也成为传说的重要素材。作者从迁徙史发现，努尔哈赤传说的分布状况，不仅源于他自己的生活范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家族世系”演变的影响和渗透。
传说，正像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一样，需要在具体的人与社会的存在中加以探讨。我们通常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传说与历史的关系。当然，这也带来一些平庸的分析和司空见惯的结论。传说和史诗都以祖先业绩为主题。那些传说最初仅仅把家族作为自己的同盟成员，在史诗的叙述中开始带上了民族的色彩。按照安德烈·约勒斯的观点，传说是一种精神的活动，这种活动是按照氏族、谱系和血缘关系来理解家庭整体。传说是指那种具有家庭、氏族和血亲关系这些符号的精神活动。如果我们暂时把传说的讲述者或作者悬置起来，对象化地谈论传说，那么，集团性特异质、心智层面的信仰活动就是核心内容。
民间传说归根结底是地方性话语的表述，它来自民众崇拜心理的驱使，叙事传统所营造的巨大的讲述动力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和各种文类延续。民间叙事传统需要有一种水土滋养，这就是民族性和地方性的融合。
在文学艺术领域，满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和善于吸收他民族优秀传统的民族。我国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历史底蕴，灿烂的民间传统文化，至今仍以活形态传承的民间故事，都有满族的身影。俄罗斯民族学家史禄国的民族志现场描述，勾勒了满族民间讲述活动的画面。“讲述传说和故事是满族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消遣方式。”讲述者通常是一种“半专业性的故事能手”，“满族人把幻想性的故事（他们称为‘说古’）与历史性的故事相区别”，“他们更喜欢男故事能手，而不是女故事能手。”
从满族形成的历史轨迹，尤其是迁徙历史和路线看，位于今天辽宁省的新宾县有一座历史古城赫图阿拉城，这里是清代发祥之地，被称作“前清故里”。努尔哈赤也在此出生。作者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老城的重要性，而从传说文本分布的角度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努尔哈赤传说的分布圈存在一个核心区，那就是新宾县。
这里是说书艺人辈出的地方。赫图阿拉老城，是人文荟萃之地，是说书人聚集之所。满族拥有乌勒本这样的古老的演述传统，它构成了地方性的民间叙述传统的内核。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新宾县范围内卖艺表演的盲艺人就有18位，绝大多数是男性。20世纪50年代初在赫图阿拉老城里表演的“白大爷”非常有名。他们用东北大鼓传递着“老罕王传说”。
传承人，作为传统的传递者，他们的地位在今天这个“非遗”时代显然被提高了。围绕查树源的个人叙事，作者从艺人的生活史入手，深度发掘他的个人曲库，并探讨他独特的个人言语方式，以全面展现新宾地区努尔哈赤传说主要传承人的叙事魅力及地方传统对个人讲述的重要影响。查树源是一个“肚囊宽敞”的艺人，他完全有能力游走于不同的文类之间，在相对有限的语域内，充分发挥自己的创编才能。“罕王传说”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大的是包括东北大鼓书和民间故事在内的传统。个人库藏和他所在的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是一个存在的现实。
传承人的头脑里已经有了文类的等级化。查树源把民间讲述分成了上中下三等：上等讲述人是“讲说大书的”。所谓大书，就是指乌勒本这样的严肃的类型。查树源所讲述的内容，是一部“关于老罕王的巴图鲁乌勒本”。作者也指出，现实情况完全出乎意料，查树源的长篇是一个“未完成品”，或者说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长篇讲述。查树源的罕王叙事并不能由一根线连接，而是多条线索并存。这也昭示着其来源的复杂性。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创作者的存在，那么，专门化的艺人，就是长篇叙事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传说讲述者并非职业化、专门化。人人都可以成为传说的讲述者。每个人都自带传说。讲述者借助他的讲述而传递信息。因此，“传说家”似乎不能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这显然与故事家、史诗歌手相区别。
查树源的讲述之所以能呈现出不同于普通故事家的色彩，就在于他既具有说书艺人的属性，同时又兼具故事家的底色。因而，只有从整体维度去把握他的“全部才艺”，方能回答我们提出的民间叙事中个人与传统的关系问题。
因此，文类是一个宏观性的议题。即便我们谈一个文类，也要把与特定的文类相关的其他文类纳入比较的范围。因为，文类总是在一个系统中存在的。比如，我们谈传说的时候，几乎不能脱离神话、史诗、历史和故事而单独地看待传说。神话是传说的根基。史诗里包含了传说的内容。谈到史诗，它首先是具有自身规律的叙事诗这种艺术形式。
罕王传说，尚未被文字记载，也没有书面化的文本化的事件，它有着成为史诗的潜在因素，可惜，这不是最终的事实。依照一个史诗的现成概念能否界定一个活形态的长篇讲述为史诗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理解文类不能局限于纯粹的机械划分或者主观的认知范畴，而应当以特定环境中所展示出的多重属性作为参考维度。文类有其文化实践层面的内涵。在一个特定传统里面，文化内成员共享文类的知识并有责任尊重制度化的约定。这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产物。因为每一部长篇的形成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或特定的人类集团作为主体的主观诉求。史诗的认定，需要从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层面去理解。史诗是一个集团根据需要而有意识地建构，包括职业化的艺术家和权力的介入。史诗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地、不经意之间就形成的类型。史诗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纯粹民间的产物。因此，是否考虑到，史诗这样大型的文类，正是基于一个民族的或者时代的外部因素催化作用而产生的呢？
本书最重要的思考，是在民俗过程中理解文类。民俗过程的发现与学者对于“民”与“俗”的认知逐步深入关系密切。劳里·航柯认为的民俗过程（folklore process）源于人们对于民俗概念的不断变化。正因为僵化的民俗被动态的民俗观念所取代，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了“民俗”作为流动概念的特征。
英雄叙事，往往具有宏大叙事的复杂结构和促使叙事传统不断生成的内在动力。以往的相关研究，有传说圈、中心地，箭垛式人物等核心观念。但是，真正打通了民间叙事各个主要文类的研究方法，非口头传统研究莫属。英雄叙事对各种类型的演述样式，有着综合性的汲取。没有多样性的表达，英雄叙事难以成其宏大叙述。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不是专门化的艺人，没有综合多种民间叙事样式的能力，不能融会贯通故事、传说、谚语以及各种说唱的艺术，就不可能形成长篇的演述。
从文类的角度看“努尔哈赤传说集群”，或统称为“罕王叙事”，很难将它视为一个文类的统一体。而作者所提出的“长篇罕王传说”应该是一种理想化的、结构完整的英雄叙事。
文类是在文化之间或文化之内作出的划分。文类在共时的层面上具有理论和逻辑的意味，在历时层面上不可忽略历史、传统和传承的特点。以往在文类研究实践中存在着纯粹的机械划分，抑或主观的认知范畴，这主要是来源于取例西方的倾向，以及图解式的、贴标签式的定名做法。这些做法是理想化和固化的思维，也是单一性、绝对化、抽象化的形而上学的做法。
本书作者从劳里·航柯的“民俗过程”概念入手，阐发当代中国语境中口头叙事的变迁模式，进而确立兼顾个人叙事与地方传统研究取向的民间文化研究进路。这体现了民俗学实践转向的意义。“实践转向”否定了以“绝对本体”为依托的、从客体和直观的形式看世界的哲学视角，而诉诸以实践为中介的现实的、感性的生活，把世界、存在理解为不断生成和显现的过程，从而实现了哲学的现代变革。这种转向体现在民俗学领域，表现为民俗学从关注静态转向关注动态，从关注结果转向关注过程，从关注社会事实到关注介入与操作。民俗学和其他人文学术一样，单一理论和单一因果逻辑难以解释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我们需要摆脱现有体系理论的束缚，不断从实践中发展和创新理论。
本书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它有着现实意义和可持续性。我为作者感到荣幸，身处中国民俗学的伟大时代，有许多学界前辈不吝赐教和鼎力提携，这种学术氛围为青年人的成长提供了动力。希望中国民俗学书系将来能够容纳更多年轻人的成果，让更多的青年民俗学者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