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崛起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民族主义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大体上可分为联邦和激进民族主义两个阶段，联邦民族主义批评是指盛行于19世纪90年代前后的批评风尚，A.G.斯蒂芬斯代表着这一时期的批评风格，而他供职的《公报》“红页”则是这种批评的主要发表园地；而激进民族主义批评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最核心的干将包括P.R.斯蒂芬森、万斯·帕尔默和耐蒂·帕尔默夫妇和A.A.菲利普斯等人。当然，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的文学批评思潮除了民族主义之外还有左翼批评，早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的左翼力量就开始融入民族主义运动之中，“一战”以后，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此时一大批著名的民族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先后加入澳大利亚共产党，这些左翼作家以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守护者自居，在他们心目中，社会主义和乌托邦之类的概念与民族主义可以完全地糅合在一起。同民族主义批评一样，澳大利亚的左翼批评在20世纪30—6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异常活跃；与民族主义一样，澳大利亚的左翼批评同样关注民族文学的建构和发展，特别是在激进民族主义时代，澳大利亚左翼批评思潮与民族主义批评一起照亮了一个时代。
一
自1788年首批欧洲白人移民定居澳大利亚，有书面记载的早期澳大利亚文学都是我们常说的殖民文学。一个世纪后的1888年，当白人移民为定居澳大利亚一百周年而庆祝时，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此时的澳大利亚文学步入了一个由殖民文学走向民族文学的转折期。1901年，澳大利亚结束分散的殖民统治，宣布建立统一的联邦国家。斯蒂芬斯生活于这样的年代，也亲眼见证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成长。作为《公报》的编辑兼文学评论家，他以其异常敏锐的眼光首先提出了澳大利亚国内文学创作的标准（standards）问题，他认为，澳大利亚文学必须有自己的标准，而澳大利亚文学的标准之一应当是：澳大利亚的文学必须具有自己的民族或本土特色。
与斯蒂芬斯相比，P.R.斯蒂芬森声称自己是被逼迫着接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在其最著名的《澳大利亚文化的基石》[1]一书中，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建构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看法。他认为，澳大利亚缺乏欧洲人那样的文化传统，也没有英国那样的当代文学，他呼吁在澳大利亚崇尚智性，大力培植一种“精细的，非轰动性的，非新闻性的澳大利亚文学”；斯蒂芬森最核心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是，澳大利亚需要一种成熟的现代化的文学，而真正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必须是建立在真实的澳大利亚物理环境之上的。斯蒂芬森的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著名的“津迪沃罗巴克运动”。[2]
严格地说，“津迪沃罗巴克运动”是一个诗歌运动，这一运动始于30年代，运动的发起者是一群白人诗人，他们的目标是推动建立属于澳大利亚人自己的民族文学。他们一方面从斯蒂芬森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建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从土著澳大利亚人的文化、思想和观念中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该运动的代表诗人努力通过自己的演讲、著述和诗歌创作表达立足澳大利亚本土文化抵制殖民文化入侵的决心。
在民族主义时期，万斯·帕尔默无疑是一个最重量级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是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文坛的一个重要作家，更因为他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整整一代作家。他一生著述丰富，其主要批评文字散见于一大批的著作、传记、广播评论和期刊文章中。1954年，帕尔默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传说中的19世纪90年代》[3]，以完整的篇幅全面表达了自己对于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历史的看法。万斯·帕尔默夫妇认为，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澳大利亚在国家日益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暴露出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此时的澳大利亚社会弥漫着一种异常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殖民心态，另一方面，日益盛行的现代化和商业化严重地威胁着这个国家曾有的传统。面对这两个问题，帕尔默夫妇提出，作家应该与读者、民众以及脚下的土地形成一种鲜活的交互关系，用耐蒂·帕尔默的话说，作家与环境、作家与受众之间应该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intimacy）。在他们看来，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或许代表着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和文化状态，此时，作家的个体和社会的群体民主地融合在一起，自觉的文学和民间的文化共同塑造了基于丛林的澳大利亚有机社会的理想形象，但是，20世纪的20年代，这样的理想状态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消失了，此时的澳大利亚作家和批评家们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在抵制商业化和殖民心态的同时为澳大利亚塑造一个共同的文化。万斯·帕尔默认为，弘扬民族主义并非要颂扬一种农牧传统，而是要努力建立一种现代民主制度，要了解澳大利亚独有的文化，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便是这种文化最典型的现代表达，因为在长篇小说中，个体和社会的情感表达常常能得到融合，理想的长篇小说在他看来最能反映澳大利亚最理想的民族文化，这种立足民族主义的样式选择在同时代的民族主义批评家中得到了强烈的共鸣。
A.A.菲利普斯1900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律师世家。菲利普斯的文艺观主要见于《澳大利亚传统：殖民文化研究》[4]，他的文学思想还散见于他在不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其中包括知名刊物《公报》、《米安津》（Meanjin）、《陆路》（Overland）和《南风》（Southerly）。他反对殖民心态，在一篇短文中，他用“文化自卑”（cultural cringe）来描述澳大利亚的殖民心理，主张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秉持民族主义立场，努力从殖民主义阴影中摆脱出来。在其漫长的文艺批评生涯中，他始终主张在澳大利亚发展不依附于母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在菲利普斯看来，澳大利亚文学有着独特的主题和传统，对本民族文化感到盲目自卑的殖民心态是毫无必要的。菲利普斯认为，一个贯穿澳大利亚文学的核心主题是民主，因为澳大利亚作家相信“普通人”，喜欢揭示人性中最简单的品质，不喜欢表现人性的复杂。
20世纪50年代，在万斯·帕尔默的《传说中的19世纪90年代》、A.A.菲利普斯的《澳大利亚传统》和拉塞尔·沃德的《澳大利亚的传说》[5]出版之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思潮达到了顶点。这些理论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地论述了澳大利亚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政治特征，指出澳大利亚基于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民主思想、澳大利亚的丛林民谣（bush ballads）以及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为他们提供的共同文化资源。通过万斯·帕尔默等人的努力，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首先，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家大多毕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这种集作家和批评家于一身的公共知识分子把建构民族文化视作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文学对于他们来说并非一种随兴而为之的业余爱好，而是一种职业，虽然他们一生都会感觉到这种处于职业和业余之间的智性工作的不稳定性，但他们矢志不渝的追求令人感动。此外，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家继承了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的进化论思想，认为澳大利亚文学必须经历一个从殖民到民族主义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他们相信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民族所固有的生命力，但他们认为澳大利亚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危机，特别是战后的澳大利亚明显地患上了一种文化病（cultural malaise）。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批评是时代的产物。作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代表，万斯·帕尔默继承了A.G.斯蒂芬斯的思想遗产，他从19岁开始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建设鼓与呼，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为澳大利亚文学而奔走和努力。他充分肯定斯蒂芬斯对自己的影响，一生大力宣传后者在文学评论中为澳大利亚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为确定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6]不过，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斯蒂芬斯的文学批评根植于殖民时代，他早期讨论的许多问题深刻打上了殖民批评的烙印，但万斯·帕尔默从第一篇文章开始就传达出一种清晰的民族主义文化态度，他写作《传说中的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澳大利亚社会正在转型，那时的澳大利亚已不像40年代以前的澳大利亚人那样对于民主理想抱有那样的乐观态度，所以他把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亚曾经经历的一段历史，努力从19世纪末的澳大利亚文学中梳理和提炼出他心目中的民族主义理想，反映了他所演绎的民族主义与澳大利亚本土经验之间的深刻渊源。
从斯蒂芬斯和帕尔默的共同经验来看，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批评并不像人们批评的那样单纯是一个本土文化现象。因为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20世纪20年代，当万斯·帕尔默从欧洲返回澳大利亚时，他的文学批评思想直接受到了爱尔兰文学家叶芝和J.M.辛吉（J.M.Synge）的影响。叶芝鼓励他说，澳大利亚应该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因为年轻的国家一般对于文学都有一种热诚；辛吉则认为，澳大利亚的内陆养殖场里生活着许多孤独而狂躁的农民，澳大利亚的作家们应该通过戏剧去书写他们。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万斯·帕尔默与路易斯·艾森（Louis Esson）共同创建了澳大利亚国家剧院。布莱恩·基尔南认为，如果要为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批评寻找一个根源，那么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戏剧无疑给了澳大利亚一个巨大的灵感。[7]
二
讨论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文学批评，不能不谈左翼文学批评。帕特里克·巴克里奇认为，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大体上可以划分出三个流派，由于它们分别代表三种文学思想传统，所以不妨把它们称作自由派、左派和保守派，其中的左派指的就是在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影响下形成的文学批评。20世纪30—60年代的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推出了一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也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和实践风格的左翼批评。20世纪的澳大利亚左翼文学批评不仅对同时代的澳大利亚文学产生了影响，也为国际左翼文学批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8]
20世纪澳大利亚左翼文学批评的先驱是19世纪的激进知识分子。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在一篇题为《激进知识分子：未获认可的立法？》的文章中指出，澳大利亚早期激进政治运动始于19世纪，广义上的激进运动包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三个支流。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三个运动首次形成有组织的声音，女权主义反对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争取选举权；社会主义希望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希望成立工党；民族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帝国标签的共和国，希望建立统一的联邦政府。[9]在澳大利亚，狭义的左翼是指由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和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共同形成的一个呼唤变革的社会风潮。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运动始于19世纪80年代，就参与这一运动的人员来说，澳大利亚社会主义既是本土滋生的实践，又是一种舶来理论。早先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劳工（这里面又可分为农民和工人），虽然并非所有的工会劳工都自动支持社会主义，但是，19世纪后期的普通工会会员当中普遍抱有一种求变的情绪，例如要联邦，要共和，民众们希望通过实施结构性的大变革一扫现行体制中的各种问题，传统的流放犯管理制度和狭隘的殖民管理制度必须让位于民主，一切形式的不平等都不能再容忍。[10]19世纪后期，社会主义思潮通过报纸杂志在澳大利亚得到广泛传播，1887年，威廉·雷恩（William Lane）编辑出版《飞去来镖报》（Boomerang），1888年，亨利·劳森的母亲路易莎·劳森（Louisa Lawson）编辑出版《黎明报》（Dawn），1890年，威廉·雷恩编辑出版《工人报》（Worker），1891年，亚瑟·雷（Arthur Rae）等编辑出版《澳大利亚工人报》（Australian Worker），1897年，伯纳德·奥多德（Bernard O'Dowd）等编辑出版《警钟：人民小报》（Tocsin:The People's Penny Paper）等。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报刊都大力支持文学创作和出版。
19世纪末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颇有才情的文学艺术家，弗兰西斯·亚当斯和约瑟夫·弗菲便是其中的两位，弗兰西斯·亚当斯1862年出生于马耳他，后在英国长大，1884年从英国移居到澳大利亚，他的祖父是个古典文学专家，父亲是一个科学和旅游图书作家。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不仅积极参与，而且广泛旅历，先后访问过中国和日本，后回到英国。他思维敏捷，目光犀利，在实地考察了许多不同国家之后，他提出澳大利亚是实践社会主义的最佳去处。他31岁因结核病而英年夭折，身后留下了一大批的著述，其中最有名的是《夜军之歌》（Songs of the Army of the Night，1888）。约瑟夫·弗菲1843年生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的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自幼参加繁重的劳动，但热爱文学。弗菲一生在农场劳动，农场工人从事的所有劳动，他都会做。40岁以后开始在一个学校老师的鼓励下写作，60岁那年出版了小说《如此人生》（Such Is Life）。弗菲的声音激情昂扬，读者从他的小说《里格比的浪漫爱情》（Rigby's Romance）中不难读到一种激越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对于民主的呐喊。
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玛丽·吉尔摩（Mary Gilmore）是另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作家，她对于激进社会变革的理想一直延续到了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之后。她1865年8月16日生于新南威尔士州的考塔瓦拉（Cotta Walla），后搬至沃伽沃伽（Wagga Wagga）。曾就读于沃伽沃伽公立学校，并在该校担任教师。1890年，她迁居悉尼，成为一名《公报》学派的激进作家，先后深受劳森和A.G.斯蒂芬斯的影响，在后者的影响下，她通过《公报》发表了一大批的作品，牢固确立了她作为一名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声誉和地位。1896年，她跟随威廉·雷恩及一批社会主义者去了巴拉圭。1902年，在这场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之后回到澳大利亚。1908年，她开始担任“澳大利亚工人工会”组织创办的《工人报》的编辑，她利用这一平台发表了大量支持劳动妇女改善劳动条件、改善儿童福利、提高土著人待遇等方面的文章。1910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她虽然一直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她30年代开始为共产党报纸《论坛报》（Tribune）撰写专栏，继续表达对于社会变革的理想。
20世纪2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让澳大利亚人再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问题，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者开始在黑暗中寻求希望，此时，他们发现了俄国革命后日益传播开来的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10月30日，来自多数激进劳工团体的代表和社会主义者在悉尼市利物浦街的社会主义礼堂集会，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决定成立澳大利亚共产党，并开始积极筹划“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当中，多数是澳大利亚各个工会组织的成员，如悉尼行业工会负责人焦克·加顿（Jock Garden），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家艾米林·潘科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亚德拉·潘科斯特（Adela Pankhurst），还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澳大利亚分会会员（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国际共产运动先后派遣多位代表前往指导工作，其中包括加拿大共产主义活动家杰克·卡瓦纳（Jack Kavanagh）和美国共产党人哈利·威克斯（Harry Wicks）。30年代，由共产国际指定的J.B.迈尔斯（J.B.Miles）、兰斯·沙基（Lance Sharkey）和理查·迪克逊（Richard Dixon）开始负责组织的日常工作，持续三十多年。1935—1960年，在澳大利亚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澳大利亚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成了澳大利亚激进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了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行业工会的活动，组织了许多重要的劳工斗争，领导层中集中了一大批知识界人士，如小说家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朱达·沃顿（Judah Waten）、弗兰克·哈代（Frank Hardy）、埃里克·兰伯特（Eric Lambert）、艾伦·马歇尔（Alan Marshall），画家诺埃尔·考宁汉（Noel Counihan）以及诗人戴维·马丁（David Martin），他们在澳大利亚全国的文化生活和建设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1]
20世纪30—60年代，共产党作家成了领导澳大利亚左翼文学的核心力量。先后加入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作家包括普里查、弗兰克·哈代、朱达·沃顿、简·德凡尼（Jane Devanny）和莫娜·布兰德（Mona Brand）等。普里查1883年生于斐济，父亲汤姆·普里查（Tom Prichard）是《斐济时报》（Fiji Times）的主编，她的童年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和墨尔本度过，大学阶段就读于南墨尔本学院，在那里，她受到其老师兼诗人J.B.欧哈拉（J.B.O'Hara）的影响。1908年，她前往英国伦敦为墨尔本的《先锋报》（Herald）担任自由撰稿人，回国以后担任该报妇女版的编辑，1912年再赴英国，并开始投身专业创作。1916年回国，1919年与雨果·斯洛瑟尔（Hugo Throssell）结婚后搬至西澳，并在这里投身到写作和政治当中去。1920年，她参与创建了澳大利亚共产党，一段时间内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35年，她当选澳大利亚“作家协会”（the Writers' League）的主席，3年后参与创建了西澳州的“澳大利亚作家联谊会”（Fellowship of Australian Writers），该组织后提名她申报诺贝尔文学奖。1969年去世。简·德凡尼1894年生于新西兰，父亲是锅炉工和矿工，自幼受到行业工会运动的深刻影响，1911年与工运积极分子弗兰西斯·哈罗德·德凡尼（Francis Harold Devanny，1888—1966）结婚，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走上劳工运动的道路。1923年开始写作，192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屠宰店》（The Butcher Shop），该小说公开谴责婚姻家庭中的性别压迫，此后的三十多年中先后又出版二十多部作品，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发表大量文章。1930年加入澳大利亚共产党，1940年被驱逐出党，1944年重新入党，但最终还是于五年后脱党。简·德凡尼在澳大利亚的文学组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5年，她与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及伊冈·吉什（Egon Kisch）一起创建了“作家协会”并担任首任主席。德凡尼一生精力旺盛，与迈尔斯·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马乔莉·巴纳德（Marjorie Barnard）以及维尼弗雷德·哈密尔顿（Winifred Hamilton）等作家过从甚密，她认为，小说是宣传的工具，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表达政治思想。1962年去世。
弗兰克·哈代和朱达·沃顿是四五十年代澳大利亚文坛的重要人物。哈代1917年生于维多利亚州的西部，后搬至墨尔本西部的巴克斯湿地（Bacchus Marsh），14岁时因领不到救济金而辍学，离开学校之后从事过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1939年参加了澳大利亚共产党。哈代长期为报纸杂志撰稿，后转向文学创作，他曾是“现实主义作家”小组的成员。他最著名的小说《不光荣的权利》（Power Without Glory）在其他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得以出版（1950），小说以虚构的形式记录了一个墨尔本生意场大佬的故事，后因当事人约翰·伦恩（John Wren）向法院提起诉讼，引起全国轰动，哈代因诽谤罪被捕，后来经过艰难辩护获得释放。哈代一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先后两次竞选澳大利亚议员，曾于1968年通过《不幸的澳大利亚人》（The Unlucky Australians）一书为澳大利亚土著人大声疾呼，使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问题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1994年去世。沃顿生于俄罗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14年移民到西澳的一个小镇，1926年移居墨尔本，1931—1933年先后旅居欧洲和英国，在英国期间积极参与失业工人运动并被判入狱服刑3个月。沃顿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但与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关系并不顺利，是澳大利亚共产党中的亲苏联派党员。他是“现实主义作家”小组成员，长期与包括苏联在内的海外作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沃顿是“澳大利亚作家联谊会”以及其他多个文学组织的重要成员，1973年参与创建了“文学董事会”（Literature Board，1973—1974）。沃顿一生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多部短篇小说集，如《异乡子》（Alien Son，1952）、《爱与背叛》（Love and Rebellion，1978），一部儿童图书《收空瓶子》（Bottle-O！，1973），编辑出版两部短篇小说集。1985年去世。
莫娜·布兰德是60年代澳大利亚最有影响的共产党剧作家。布兰德1915年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二战”期间从事工业社会福利工作，1945—1948年间曾担任劳动和服务部的调研官员，此后的六年中旅居欧洲，一度在越南的河内生活过，1958年回到悉尼。她从1948年开始写作戏剧，她创作的戏剧关注具有争议的政治话题，作品中反映出明显的左翼倾向，作品屡次在国内各大剧院上演。布兰德的戏剧作品包括：《本地的外乡人：两个关于马来亚的剧作》（Strangers in the Land in Two Plays about Malaya，1954）、《莫娜·布兰德剧作选》（Mona Brand:Plays，1965）、《此处苍天下》（Here Under Heaven，1969）、《飞碟》（Flying Saucery，1981）、《吉什来了》（Here comes Kisch！，1983）。1963年，她的《我们的“真”亲戚》（Our “Dear” Relations）在新南威尔士州艺术理事会戏剧节上获一等奖后，她的剧本得到更广泛的关注。1968年的两幕剧讽刺《去吧去吧去了》（Going,Going,Gone）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她的剧本在澳大利亚以外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深受欢迎。她的其他作品包括三部诗歌集：《轮与管》（Wheel and Bobbin，1938）、《银铃般的歌声》（Silver Singing，1940）和《恋爱中的女孩》（Lass in Love，1946）。此外，她还在越南出版过一本中篇小说和诗歌集《越南的女儿》（Daughters of Vietnam，1958）。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左翼批评开始形成自己的影响，作为一种批评流派，左翼批评倡导现实主义，从早期的社会现实主义到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左翼批评坚定地把现实主义看作澳大利亚文学的根本道路。跟民族主义一样，左翼批评以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捍卫者自居，多数早期的左翼批评家反对现代主义，努力在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民族主义之间寻求妥协，但是，50年代中叶之后，左翼批评受到自由主义者和“新批评”的强力排斥，最终在政治和其他文学批评思潮的双重压力之下不得不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的思潮并未彻底消失，因为60年代末之后，一种有别于老左翼的“新左翼”批评思潮强力崛起，虽然这一老一新之间差距甚大，但“新左翼”批评的重新崛起不能不常常令人想起曾经在澳大利亚批评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老左翼批评。
三
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民族主义”一词反复出现，所以它给人的感觉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存在一个不间断的民族主义传统，戴维·卡特认为，在澳大利亚，延续不断的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存在的时间很短，而且好像从来都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体系。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虽然大家反复地说：澳大利亚文化源自丛林，澳大利亚文化重通俗不崇智性，澳大利亚文化在劳森和帕特森手里形成，澳大利亚的环境和民族性格铸就了澳大利亚文化，但是，民族主义从来就没有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思想和批评体系，而且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浪漫主义、生机论（vitalism）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挑战，因此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批评缺乏连续性，每隔一段时间，同样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不得不一再地重申，所以在怀疑者面前，民族主义批评家始终表现得非常犹豫、迟疑而不自信。虽然人们在讨论澳大利亚文学的时候常常假定一种基于农牧和澳新军团神话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以帕尔默夫妇和斯蒂芬森为代表的较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所代表的常常是一种边缘立场。[12]
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民族主义一直是许多人批判的对象。最早对民族主义批评提出批判的批评家有《愿景》（Vision，1923—1924）杂志的编辑肯尼思·斯莱塞（Kenneth Slessor）、杰克·林赛（Jack Lindsay）和弗兰克·约翰逊（Frank C.Johnson）。《愿景》杂志是在诺曼·林赛（Norman Lindsay）的启发下创办起来的，办刊宗旨是在澳大利亚重建欧洲文艺复兴的艺术传统。在《愿景》的创刊号中，三位编辑在“编者按”中激烈地批评20世纪初期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浅薄，宣称要启动一个关于文学的“重新评判和分析计划”，同时表示反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和批评。在一篇题为《澳大利亚诗歌与民族主义》（Australian Poetry and Nationalism）的文章中，杰克·林赛指出，喜欢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诗人成天在作品中写剪羊毛工和骏马，民族主义批评家总是用作品是否表现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可是，文学的美妙在于想象力和戏剧性，艺术的标准不在乎是否表征了社会，而在于展现出特别的想象力，而这些东西在单纯强调现实主义再现的民族主义文学中无论如何也找不见。[13]
《愿景》杂志对于民族主义批评的排斥到30年代以后得到了继续，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等政治运动改变了澳大利亚人对于关注民主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很多人感到这些事件都与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些事件恰好说明澳大利亚民族文学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很多作家注意到，文学除了智性之外多了一份政治色彩，文学期刊和作家组织开始与激进的政治和艺术运动相联系，小说家和评论家开始评论文化、民主和自由问题，在这样的审美和政治交织中，澳大利亚诞生了一种崭新的文学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有人说，以帕尔默夫妇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在许多问题上都暴露出严重的内部矛盾。例如，作为文学评论家，他们大力倡导国际视野，主张积极学习他国文学，但是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抱着坚决的排斥和抵制态度；他们主张文学应该接近普通读者和普通民众，但在他们的评论中，人们丝毫也不能觉察到大众的存在；他们对于澳大利亚的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表现得信心满满，但对于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现实传承却表现得异常悲观；他们倡导严肃而智性的文学，但在文学想象和抽象思维之间的关系上，他们所表现出的却是严重的反智特征。所以说，帕尔默夫妇在“二战”期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的民族主义集中折射了澳大利亚批评界自觉和不自觉的殖民身份。[14]
的确，以今天的立场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制造出了不少的悖论，其中之一是，19世纪90年代的斯蒂芬斯在《公报》作者的作品中并没有见到他希望见到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价值，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家帕尔默、菲利普斯、H.M.格林和T.英格里斯·摩尔不约而同地在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中见到了自己民族的核心精神和文化精髓。此外，始于殖民批评的普世主义和地方主义之争虽然在民族主义批评中得到短暂的缓和，但是，澳大利亚文学究竟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在民族主义批评之后得到彻底解决，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包括斯蒂芬斯在内的批评家们曾经为之纠结的普世和地方主义价值逐步演变成了两个批评阵营之间的论争。50年代以后，随着英美学院派的“新批评”的登陆，民族主义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成了众矢之的，崇尚普世价值的“新批评家”们将民族主义批评首先拉下马来，7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更是持续地将民族主义彻底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大家普遍认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围绕丛林、伙伴情谊和民主精神建构自己的批评经典注定了要在澳大利亚批评中制造阴影，或者说在倡导民族主义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掩盖和抹杀澳大利亚文学的非现实主义和非民主传统，根据民族主义批评标准，非现实主义和非民主的文学代表着一种域外的文学，像克里斯托弗·布伦南（Christopher Brennan）和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这样的作家以及他们创作的作品不仅从空间上显得怪异，就是在时间上也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族主义批评强调文学的社会性，特别擅长以文学的社会相关性评价文学，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民族主义批评暴露了它的最大缺陷，因为它忽略了同样在澳大利亚社会语境中形成的许多其他文学成就。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一种批评范式，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以关注澳大利亚本土文学建设为主旨的批评方法即使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新批评”与民族主义殊死角力并逐步赢得对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主导权之际，以朱迪思·赖特（Judith Wright）为首的一批澳大利亚作家批评家对于传统民族主义的批评立场表示了由衷的支持，赖特一度热情支持“津迪沃罗巴克运动”，认为澳大利亚诗歌从一开始就纠缠于本土与外来之间，所以澳大利亚文学的根本前途在于融合，她明确反对“新批评”的形式伦理取向，主张在欧洲文化和澳大利亚本土文化之间寻找一条适合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发展的独特道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不同形式的新民族主义思潮还将不断涌现。
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民族主义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对于形成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基础贡献甚大，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以下结合A.G.斯蒂芬斯、P.R.斯蒂芬森、“津迪沃罗巴克”运动、万斯·帕尔默、A.A.菲利普斯、早期的左翼文学批评和朱迪思·赖特等在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建构方面的著述分别展开评述，从中揭示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和核心特征。
注释
[1]P.R.Stephensen,The Foundations of Culture in Australia,Sydney:Miles，1936.
[2]Brian Elliot,ed.，The Jindyworobaks,St.Lucia,Ql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9.
[3]Vance Palmer,The Legend of the Nineties,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54.
[4]A.A.Phillips,The Australian Tradition:Studies in a Colonial Culture,Melbourne:F.W.Cheshire，1958.
[5]Russel Ward,The Australian Legend,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6]帕尔默编选出版了A.G.斯蒂芬斯的一部批评文集：A.G.Stephens:His Life and Work,Melbourne:Robertson&Mullens，1941。
[7]Brian Kiernan,Criticism，1974，p.23.
[8]Patrick Buckeridge，“Intellectual Authority and Critical Tradition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1945 to 1975”，in Intellectual Movements and Australian Society,eds.Brian Head&James Walter，1988，p.190.
[9]Andrew Milner，“Radical Intellectuals:An Unacknowledged Legislature？”，in Constructing a Culture:A People's History of Australia Since 1788，eds.Verity Rugmann&Jenny Lee,Fitzroy,Victoria:McPhee Gribble/ Penguin Books,p.262.
[10]Joseph Jones,Radical Cousins: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Australian Writers,St.Lucia,Ql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6.p.96.
[11]Alastair Davids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A Short History,Stanford:Hoover Institute Press，1969，pp.1-42.
[12]David Carter，“Critics,Writers,Intellectuals: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Its Criticism”，Modern Australian Criticism and Theory,eds.David Carter&Wang Guanglin，2010，pp.79-80.
[13]Brian Kiernan,Criticism，1974，pp.24-25.
[14]David Carter，“Critics,Writers,Intellectuals: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Its Criticism”，in Modern Australian Criticism and Theory，2010，pp.7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