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栏·文学符号叙述学专题

主持人语：为什么符号学是文科的数学

赵毅衡[1]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都，646000）

标题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起，我一直没有机会给予书面回答。这次《中外文论》推出一批符号叙述学论文，倒迫使我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从历史源头说起，古人与今人一样，面临着如何从实践中抽象出规律，以指导进一步的实践这个难题。商代智慧的中国人，在占卜时发明了“算子”，这是最早的数学，也是最早的符号；周人的思维更为系统，发明了《易》，即变化的符号，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解释世界的符号体系——数学体系。因此，数与符号原本就是合一。无怪乎莱布尼兹看到八卦图激动不已，并由此奠定了今日计算机的二进位制数学方法。

如果我们不只是做历史考古，我们可以说，数学与符号学都是形式学，它们抽取了事物关系的根本性质，而暂时搁置了具体性。形式就是一般项的普遍品质，它具有广度，而特殊项的内容深度，在形式中被暂时“悬搁”，但随时可以启用，如影随形。因此，一般认为是“内容”的东西，一旦普遍化，就表现为形式。皮尔斯说，数学是最纯粹和最典型的形式科学，原因在于数学是“得出必然结论的科学”。数学显示哪些形式特征是等腰三角形成立的必要条件，可以派生出什么关系，而暂时不去考虑某具体事物（一片银杏叶子，一条大河入海口）如何成为等腰三角形。形式论，例如普罗普的“故事功能论”，把故事情节这种明显属于内容的东西一般化了，是同样的道理。

符号学让人想起数学，更直观的原因，是它们作为方法论的高度有效性。数学服务于各种应用的需要，很可能最早是丈量与收税的需要，现在则是宇宙学与量子力学的先行；符号学是人类自古至今追求意义得出的规律，不用符号，没有任何意义可以得到表达、传播、解释。文学与艺术，表达意义最为丰富，就不可能摆脱符号表意的规律。

就看现在这组文章吧：彭佳的论文讨论到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却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一个坚实的象征：苔藓。哪怕它作为物，是一种过于卑微的存在，但由于意义能力，成为中国的美学传统；周尚琴讨论传记电影，就不得不讨论虚实相生，但是此文把这个老问题落实在文本中“锚固点”的位置安排上；陈文斌讨论马克·吐温小说，找出哈克贝利·费恩不得不数次变换“身份”，身份是社会与个人的特殊连接形式，而青少年的成长在身份更替中实现；石访访讨论品钦小说中的地理穿越，发现其中出现了典型后现代的异质空间关系；杨利亭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人物形象，找到了“元语言”这把理解的钥匙，然后发现元语言构成因素之间会产生冲突，甚至出现“旋涡”，这才构成了人的复杂性。

应当说，这些论文讨论的题目，完全可以直接讨论内容，实际上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文艺评论，也都直接分析内容。评论内容有必要吗？当然必要，因为文学艺术这种人类活动，靠的是直观、领悟、想象，甚至依靠模糊，而不是符号学的逻辑推理。符号学只是认为人的意义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找出规律才是理论的任务。文艺论文不是“读后感”，理论家不只是一个能说会道的读者。正如彭佳的论文不满足于“重新发现”苔藓。苔藓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象征中国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可以被看成中国传统生态意识的缩影。

那么符号学就是方法论吗？不仅仅是，正如数学不只是方法论。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数”，并没有说“万物可数”。符号学作为意义学，是从哲学上揭示人的存在之根本维度：动物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意义。意义是意识与世界之连接，是人存在的根本品格，而意义任何环节的实现，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必须经过符号。这一辑论文，或许能让我们信服：符号学是一种“人论”。

[1] 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