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苔藓的命名及分类

关于中文对自然万物的命名（naming）之讨论，中国符号学者中最早从生命符号学（biosemiotics）关注这一问题的是张汉良，他在《中国书写中对动物的命名》（Naming Animals in Chinese Writing）一文中，引著名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之语，说明命名是动物符号学的第一阶段，它是一种逻辑和符号学上的必然性，调节着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5]西比奥克的这一描述，精妙地道破了语言对文化之周围世界（umwelt）形成的决定关系：文化如何映现和建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的构成方式决定的。西方生物学的知识体系以严密分割、科学解剖的方式来对自然加以命名和分类，所建构出来的自然秩序鲜明，条分缕析，是应然之理。中文的语言与分类方式，多为描述式而非解剖式的，所映现出的自然世界是整体式、浑成式的，这也表现在“苔藓”这一符号的构造上。

符号学认为，命名和分类始终是相互连接的：命名意味着对事物划定范畴，建立主权，限定其归属。格莱威尔斯（Jane Gravells）认为，符号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命名，而命名必然伴随着范畴化（categorisation），伴随着比较、区分、指示、抽象和判定。[6]语言作为模塑系统，是文化元思维的表现，因此，如何命名与分类，以何种形式或者因何种属性对物进行比较、区分、抽象等，与文化观照自然、观照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就如钱德勒所指出的，只有天真的写实主义才会认为语言只是外部世界透明地映现对象的镜子。[7]事实上，语言绝非完全透明，也不是客观中立之镜，它对外部世界起到的是一种“折射”效果：经过语言的过滤，物的名称符号能够侧重显示出对象的某些特性。

“苔藓”一词的命名即是如此。“苔藓”的英文名为moss，该词源于印欧语系，在中古英语为mos，而“mos”一词的词义有三：“一是沼泽；二是湿地；三是苔藓”，这三者都与“湿润之地”相关，表现出对苔藓生长之地理环境的侧重。在植物学的分类中，与藻类、地钱类植物同属于苔藓植物门（bryophyte），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苔藓是一种小型无花绿色植物，无真根，生长在湿润之地的植物层或角落，通过茎囊释放的孢子进行繁殖。”其外观属性、生长和繁殖方式及环境，都被界定得十分清晰，是西方解剖式、类别化科学语言的典型。而现今的汉语工具书《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等，对“苔藓”词条的解释也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类似，盖国门洞开、西学东渐以来，自然科学的研究完全是以西方知识体系及其语言为基础的，科学研究需要明晰性、逻辑与类别关系清楚，使用这种语言来描述生物学的对象，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然而，与自然科学技术之进步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学、艺术、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高下难以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它们之间更多的只是不同，而难分优劣。言语体现的，是整个语言体系的思维方式，其文化与美学意涵更是与整个文学艺术传统的发展休戚相关，互为镜像。“苔藓”一词，从草木类，按其字形构成，“苔”字原为“菭”，《说文解字》云：“水青衣也”，其意象为铺展覆盖水面之青色水草；而“藓”字最早出现在西晋时期崔豹的三卷本《古今注》中，其意象为“鲜活、鲜绿之草”。“苔藓”的俗称“青苔”“绿苔”“绿藓”等都是描述性的文字，以突出其青苍碧绿之特质。《苔谱》中所列出的“苔藓”之别名皆为描述性，如着重于其舒展铺地之形态的“石衣”“石发”，兼顾其青绿色泽的“绿衣”“绿衣元宝”，以及误将苔藓与地钱混淆的称谓“绿钱”，和误将苔藓与被子植物混淆的称谓“积雪草”，都承载着对这种植物或多或少的美感想象和寓意：或是以发、以衣装、以钱币、元宝为喻，或是带着对绿草积雪之色彩形态的描述——而雪之晶莹意象，清冽剔透与青苍碧绿的色泽对比，以及绿草傲霜雪的文学象征意味，为“积雪草”一词平添了不少意味。“苔藓”之名，首先就是描述的、想象的、美学意味的。

由于古代的自然科学不发达，对“苔藓”的分类自然不如当代生物学那样严格和细致；除了以形态色彩对其进行描述之外，对植物的细分往往是根据其生长的地理环境来区分的。《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云：“苔衣之类有五：在水曰陟釐，在石曰石濡，在瓦曰屋游，在墙曰垣衣，在地曰地衣。其蒙翠而长数寸者亦有五：在石曰乌韭，在屋曰瓦松，在墙曰土马鬃，在山曰卷柏，在水曰藫。”按照当代生物学知识，这其中有不少混淆之处。李剑锋就指出：“像圆藓、绿钱、乌韭、垣衣、土马鬃等指的是苔藓，其他还有蕨类（陟釐）、地衣（石濡）、瓦松、卷柏等，但古人往往把它们统归于‘苔’。”[8]如此划分，固然不具有太多科学性，但这种因形态相似而进行比附的做法，却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和文学颇为相通之处。杨炯《有所思》之“不掩红缕，无论数绿钱。相思明月夜，昭递白云天”；萧绎《草名诗》之“初控游龙马，仍移卷柏舟。中江离思切，蓬鬓不堪秋”，皆是写相思之句。它们与闺怨诗中的苔藓共同构成深具美感的意象群，当然有着文化规约的作用，但其形态上的相近性，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命名能够突显出物的某种属性，而文化的分类却能够赋予物以属性：很多时候，对象看似是以物的属性出现的，但实际上却是规约符号。中国传统医学认为，自然万物作为药材都有四性五味，即寒、热、温、凉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受五行思想的影响，中医认为，四性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相克相生的。《本草纲目》云：“柔苔寒，干苔热。”寒热之性，即文化赋予苔藓的符号属性。因此，在古代的医学文献中，有不少关于苔藓入药，医治寒热之症的记载。《本草纲目》就认为，井中之苔性寒，对热症有效：“废井中多生苔萍，及砖土间多生杂草莱。蓝既解毒，在井中者尤佳，非别一物也”，因此可治“漆疮、热疮、水肿”，而船底苔也可用于医治“鼻洪、吐血、淋疾”，因“水之精气，渍船板木中，累见风日，久则变为青色，盖因太阳晒之，中感阴阳之气。故服之能分阴阳，去邪热，调脏腑。物之气味所宜也”。《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云：“治胃火上攻牙痛，马蔺头叶，并放水沟内青苔，捣烂丝绵裹之，左痛塞左耳，右亦然。”《景岳全书》认为墙头苔藓可止鼻血，《普济方》认为苔藓可治漆疮，《证治准绳》认为苔藓可通淤血、治丹毒，都是将其视为凉性、寒性之物，用以医治热毒。然而，所谓寒热，并非物本来的属性，而是符号化的特征，因此，苔藓入药治各种肿毒不通，在更多的时候，起到的作用恐怕是符号引起的心理作用。

关于中医学“发明”自然物之属性的符号过程，国内学者已有论及。林栋等人在《中医学与符号哲学》一文中指出，两气、五行、经络、脉象都是有体系的符号语言，而寒热、正邪、气血等医学思想，其实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符号表达。[9]如此看来，将物以四性分类，就是一个典型的符号化过程：物在这一符号体系中，经过一整套语言的转化，成了具有某种特性的符号。苔藓因其生于湿润之地的缘由，被认为是寒性、凉性之“物”，可以与作为热性之“物”的肿毒中和，两个符号的属性相互调和、平衡，按照中医寒热四性相克的元语言，产生心理性的符号效果。按照西方现代医学的观点，肿毒多为细菌感染，需要另一套医学符号来进行医治。本文无意对中西医学加以褒贬，而旨在指出一个事实：所谓医学的科学治疗性，只能验证药物的实验效果；对于医学符号和医理体系对患者产生的心理效果，却难以靠实验证明，而需要对符号认知机制的分析才能完成。认知中的任何物都是符号-物的混合，在它以“物”之面貌出现时，往往呈现的却是文化规约符号的特征。苔藓作为药材而被分类、被赋予“寒性”“凉性”，即是如此；并且，由于“寒性”“凉性”在阴阳二气中与阴气相对应，这和苔藓在文化中作为阴性的存在，也是具有对应性的。这种阴性的存在，在作为文学象征的苔藓上，表现得尤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