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研究三题（代序）
张华腾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特大历史事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倍受学者的关注。西安事变80年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论文有1672篇之多，[1]专著有120余部，资料整理有30余部。西安事变研究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准，但随着西安事变史料的不断发现与整理，西安事变研究环境的改观，人们研究视野的扩大，西安事变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本文在西安事变研究的基础之上，就西安事变研究的几个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 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
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很多，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中外矛盾激化的结果。台湾及海外学者大都认为，酿成西安事变的主要因素，是中共倡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大陆学者也有持这一观点的。[3]我认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果而不是因，因为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有为打败日本凝聚全国抗战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强我弱，为反抗日本侵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种政治势力必须结束内争，凝聚全国抗战力量共同对日，于是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与实际运作，得到其他政治势力的呼应与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法宝，对西安事变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不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西安事变最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是最根本的原因，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就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第二，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与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地方政治精英张学良、杨虎城等在如何抗日卫国战略方面的根本分歧是直接原因，如果张学良、杨虎城完全听命于蒋介石的部署，“安内攘外”，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
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热河沦陷，华北危机，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促使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稍有民族心的中国人无不把抗日视作最大的政治上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一大问题。时任陕西省主席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5日即9月23日，就通电全国一致抗日，“应请我政府严重抗议，促速撤兵，昭告全球，制裁强暴。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4]。从此之后，杨虎城无论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任何公务活动，演讲、命令、训词、书信、通电等没有不要求抗日或为抗日准备的。军人如此，学者、文人、知识精英莫不如是。如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0月23日，90余岁的马相伯就在《申报》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5]！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对中国的猖狂侵略，西安事变是不会发生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布的通电中就非常清晰地指出：“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6]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华，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促使中华民族新的觉醒，促使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家卫国。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与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地方政治精英张学良、杨虎城等在如何抗日卫国战略方面的根本分歧所致。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国民政府奉行“安内攘外”的既定方针，即先将反政府的中共武装力量予以剿灭，然后再抗战，为此不惜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而集中优势兵力围剿中共力量。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数年间到西安事变前一直坚持如此政策（尽管也曾与中共秘密接触），他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场景多次强调他的这一政策，并将这种政策与国家统一联系起来。如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民众抗日情绪的不断高涨，蒋介石表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7]当1933年3月热河沦陷，时在江西剿共的一些军人纷纷请缨北上抗日，蒋介石电饬道：“‘剿共’抗日同为当前保国为民之两大工作，绝无轩轾。近日在赣‘剿匪’各师，多以请缨抗日为名，纷请北调，见异思迁，分心急志，殊非忠勇军人所当出。”[8]即便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仍然坚持这一既定政策。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亲自督率大军数十万兵临陕西，对陕北红军准备进行最后的清剿。10月22日，蒋介石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在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对学员讲话。他说：“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他们；至于日本，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9]安内攘外，剿灭中共，坚定不移。
西安事变之所以在西安发生，与陕西、西安区域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与该区域的军政长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思想变化和抗日决心、勇气密切相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虽然遭受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但经过千难万险的斗争，长征二万五千里，会师大西北，恢复了元气与生机。蒋介石督率大军兵临陕西，督促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与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全力剿共。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事力量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事力量最初不得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围剿中共红军，但在一年余的与红军交战的实践中深深感到，剿共屡被红军化解，剿共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国家就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的自相残杀”[10]！中共武装力量不仅剿灭不了，而且还是重要的抗日力量，红军武器装备虽然落后，但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思想纯洁，是代表劳苦大众的武装力量，蒸蒸日上。张学良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11]张学良虽然是后来所说，但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思想。中国人再也不能自己打自己了，剿共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如此下去是对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极大摧残。通过与中共的接触及受中共的影响，张学良、杨虎城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红军妥协、合作，形成了中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在西北局部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北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由不满到抵触，在对蒋介石多次进行了劝说无效后，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形式。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对张、杨宣称，无论如何，现在必须讨伐中共，如果反对或不执行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参谋人员会议，决定12日发出进攻红军的命令，如果张杨不服从军令，将解除张杨的武装。[12]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与张学良、杨虎城响应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中共共同抗日政策之间的矛盾激化，不可调和，蒋介石咄咄逼人的行为，迫使张杨采取了兵谏的形式，西安事变爆发。有人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安内攘外”政策，拒不听从张学良、杨虎城的中肯意见，才酿成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事变后发布的通电中也谈的非常清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民族危机：
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为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处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促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13]
张学良、杨虎城《对时局的宣言》通电，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讲得非常清楚，应该作为我们研究西安事变原因的重要参考。杨虎城在1937年元旦《告官兵书》中，再次重申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
双十二事变的发生，就表面观察，似乎觉得有些突然，但就中国近几年国难史的演进程序来看，无疑的就会明白这只是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向中国压迫所必然引起的一种反应，同时更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铁蹄下应有的觉醒。[14]
二 西安事变的阶段性与下限问题
目前对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阶段研究不是那么明晰，学术界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般说法认为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经洛阳飞回南京，蒋介石口头上答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结束内战，联合中共等共同抗日，获安全释放为西安事变的终结。[15]有学者认为，蒋介石获释不是西安事变的结束，直到1937年2月9日，杨虎城不得不接受南京政府的陕甘军事善后问题方案，中央军兵进西安，控制了西北局势，[16]西安事变降下帷幕。还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南京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的承诺，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得以实现。
我认为西安事变的下限应该延之到1937年3月9日。为什么如此看法？我将西安事变划分为几个阶段进行研究，或许更能清楚地认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是一次酝酿已久的兵谏，而是临时的仓促的不得不进行的。西安事变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明显的阶段性。西安事变经过了事变的酝酿阶段、事变实施阶段、斗争妥协和平解决的第一阶段、斗争妥协和平解决的第二阶段，该阶段或称之为西安事变的后续阶段。西安事变不仅仅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合中共共同抗日，从蒋介石南京政府方面来说，还有一个陕甘军事善后问题，由西安事变引发的陕甘军事问题的解决，西安事变才算最后结束。3月9日杨虎城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三十八军遵令改为两师，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撤销。[17]而3月8日，东北军已开始从陕甘撤军。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到1937年3月9日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撤销，东北军撤出陕甘，陕甘地区中国工农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解体，西安事变才算最后结束。在此一时段，南京、西安、延安是国人关注的中国政局中心。
1.西安事变的酝酿阶段
西安事变的酝酿阶段，从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抵西安，驻临潼华清池，布置西北“剿共军事”。张学良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遭蒋拒绝开始，至12月10日张学良、杨虎城已经对蒋介石失去希望，准备采取兵谏。
在蒋介石进驻洛阳、西安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张学良、杨虎城曾经7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剿灭陕北红军计划，[18]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坚持民族大义，锲而不舍，苦口婆心地劝说。蒋介石则顽固坚持其剿共主张，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没有丝毫之改变，且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劝谏，一次一次的痛批，一次比一次严厉。张学良、杨虎城痛心疾首，为民族抗战，不得不采取兵谏形式，迫使蒋介石接受他们的意见，联合中共及全国各种政治势力共同抗日。
张学良曾经在西安事变之后在对东北军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中，将自己的心态、思想变化及其准备实行的几个办法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因与蒋介石的政策不和，蒋要剿共，自己要联合中共抗战，谋不合则想办法解脱。第一个办法，与蒋告别，自己脱离蒋介石，辞职出走；第二种办法，对蒋介石作最后的诤谏，促使蒋改变自己的误国政策；第三种办法，采取非常行动，实行类似“兵谏”的办法。[19]张学良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训词，是我们了解西安事变前西安事变酝酿阶段情况的最好见证。张学良、杨虎城并非一开始就要发动西安事变，只是在苦心诤谏无效后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形式。
2.西安事变实施阶段——捉蒋兵谏
从12月10日张学良、杨虎城劝说蒋介石接受其联合中共共同抗日无效，被迫确定实行兵谏，到12日兵谏顺利进行，蒋介石被捉。此一阶段虽然为时两天，但惊心动魄，计划周密，实施顺畅，不仅将蒋介石安全活捉，而且将跟随蒋介石进驻西安的十几位国民党大员全部拘禁起来，并控制了西安机场的50架飞机。
虽然自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入驻西安后，张学良、杨虎城已经有了兵谏的想法，但没有付诸实践，没有下定决心，没有向亲信将领和部下部署具体的行动。直到10日，得知蒋介石所言如果张杨不服从其命令，将对张杨进行处置时，张杨才最后下定决心。“11日，下午2时，张学良、杨虎城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秘密商定武力捉蒋部署，并大体上作了分工：东北军到临潼捉蒋，十七路军捉拿驻在西安的蒋系军政大员，解除南京驻西安的武装力量。”[20]随后，他们分别召集亲信，部署了兵谏计划，分配了各部的具体任务。东北军负责临潼华清池捉蒋，以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担任外围警戒总指挥。第十七路军负责逮捕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大员，以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为西安市内总指挥。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又分别召集亲信部下，作了最后的部署：
夜11时许，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缪征流、刘多荃、鲍文越、洪钫、卢广绩等，宣布“兵谏”计划，并当场给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下达扣蒋命令，反复叮嘱，不要对蒋有任何伤害。随即率领东北军高级将领前往新城杨虎城公馆，设立联合指挥部。[21]
杨虎城的最后部署与安排如下：
杨虎城命令赵寿山、孔从洲、孙蔚如、李兴中等研究西安的军事行动计划。经查：当时国民党在西安的单位有100多个。其中42个有武装，以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省保安处（处长张坤生）、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等处的武装最多，枪支约在3000以上（其他蒋系特务机关、各军、师在西安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未计算在内）。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大部在陕北前线。东北军在西安城内只有张学良的卫队营。十七路军当时在西安的部队有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教导团（团长李振西）、杨虎城的卫士队（队长白志钧）及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总起来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约3000多人。根据以上情况，杨虎城命令宋文梅领特务营捉拿当晚住在西京招待所、花园饭店的蒋系高级官员，孔从洲率警二旅解除宪二团、公安局、省保安处等处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22]
西安事变做好了一切准备，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12月12日凌晨六点，清脆的枪声打破了西安凌晨的寂静。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同时在临潼、西安展开行动。东北军方面在临潼的捉蒋虽然稍有波折，张学良的卫队营强行冲进华清池大门时遭到蒋介石卫队的抵抗，双方枪击的枪声惊醒了蒋介石，仓皇跳墙逃到华清池后边的骊山上。张学良的卫队营冲进华清池五间厅03号房间蒋介石的寝宫，没有发现蒋介石，但其被窝的温度及蒋介石的假牙等物的存在，说明蒋介石没有跑远。卫队营马上进行搜山，8时左右将躲藏在骊山北麓虎斑石背后的蒋介石捕获，并将其安全带到西安。西安方面，第十七路军一举将在西安的蒋系武装解除，拘捕了所有军政要员蒋鼎文、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15人。
西安事变由于组织严密，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情绪高涨，上下一心，得以顺利实现。
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一阶段
即从12月12日西安事变成功发动，蒋介石被捉，张学良、杨虎城电告全国，说明西安事变真相，邀请中共到西安协助处理，与蒋介石亲人宋美龄、宋子文等谈判，蒋介石基本接受张、杨意见，到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告一段落。
12日蒋介石被押至西安新城大楼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事变真象，并列举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为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处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促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征流。
叩文。[23]
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通电说明事变缘由及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王以哲及刘鼎电报，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于当日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会议肯定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并决定派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组织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长，协助张杨主持大计。根据国内外局势，以联合抗日为前提，斡旋各方，力主和平解决。周恩来12月17日下午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谈，了解西安事变情况，征询张、杨的意见，并与张、杨商定了与蒋介石谈判的五项条件：
（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24]
西安事变如晴天霹雳，更震惊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一时群龙无首，各派政治力量竞相登场，最后形成主战、主和两大力量，他们之间既互相对立，矛盾重重，又互相配合，努力方向是高度一致的，即营救蒋介石，使蒋介石尽快安全返回南京。所以主战派作出讨伐张、杨的决定，派遣大量军队兵进潼关，给张、杨以极大压力，迫使张、杨就范；主和派则主张，在和平解决的同时也要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的顾问瑞纳、夫人宋美龄及妻兄宋子文是主和的主要代表人物，先后飞赴西安，与张、杨和谈。
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之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的协调和帮助之下，与蒋介石及其代表宋美龄、宋子文于23日、24日进行了谈判。最终原则上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停止剿共、联合中共等各种政治势力共同抗日的五项政治主张，又具体为10项协议。周恩来将谈判结果电告中央。即：
1.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2.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3.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4.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5.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6.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7.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8.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9.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10.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25]
十项协议方方面面，非常具体，内政外交，结束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改组政府，召开救国会议等，而且责任分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完全达到。
蒋介石提出，愿以人格担保答应西安方面提出的条件，但坚持不签署书面文字。为了迅速解决问题，周恩来采取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经张学良、杨虎城同意，答应了蒋介石不签字的条件。
蒋介石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获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西安方面，有条件还是无条件释蒋问题意见极不统一，尤其是东北军中下层军官方面反对无条件释蒋。为了尽快安全释蒋，张学良拍板于12月25日下午秘密与杨虎城将蒋介石送至机场，张学良并亲自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由洛阳次日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暂时告一段落。
在西安机场，蒋介石对杨虎城说：
（一）明令中央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25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26]
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而获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西安事变并非如此简单，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手握南京政府军政实权的领袖型人物，张学良、杨虎城为地方军政长官，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冒犯领袖的兵谏形式迫使蒋介石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英勇行为得到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但他们的行为却不为全国其他政治势力包括社会贤达及新闻媒体所支持，谩骂、谴责、攻击之声不绝于耳，要求对他们进行严惩。[27]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不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处，而且对他们依托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进行打击或削弱，对西安事变前的西北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陕甘军事局面进行破坏，消除张学良、杨虎城的影响。鉴于抗战大局，张学良、杨虎城不得不接受。从12月26日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囚禁张学良，到1937年3月9日杨虎城被迫接受南京政府关于陕甘军事办法的处置，将第十七路军番号取消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阶段。至此，西安事变才最后终结。
蒋介石在离开西安之前在机场对杨虎城的承诺，从后来的情况看，大部分还是履行了，如停战、联共抗日、改组政府等，但对第六项“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的诺言不仅仅完全食言，而且变本加厉，加大加重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惩罚。
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惩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审判、囚禁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是张学良顶着极大压力而秘密进行的，张学良又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是发动西安事变捉蒋以来的又一次英勇之举，是从抗战大局出发所进行的一次英明之举，维护领袖形象，团结抗日，捉蒋而又释蒋，不仅释蒋而又亲自送蒋，其行为本身含有对发动西安事变有损领袖形象的自责，无论是从抗日大局还是政治人物的政治道德方面来看，应该给予高度赞赏。在张学良遭受南京审判的次日，远在北方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高度评价张学良的行为说：“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28]尽管张学良如此行为，但还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理解和谅解，蒋介石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权力，对张学良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12月31日，南京军事委员会组织以李烈钧为审判长的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审判，以所谓“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5年”的罪行。下午2时，蒋介石呈函国民政府，要求“特赦”张学良，“并责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赎，藉观后效。”1937年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一致通过对张学良特赦，并发布主席令：“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予以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长居正（副署）。”[29]张学良自此被囚禁，完全失去了自由，酿成了一生的悲剧。
第二，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迫使杨虎城等接受，将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番号撤销，东北军调出陕甘，中央军进驻陕西、西安，西北三位一体解体，南京政府完全控制了陕甘局面。
1月5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发表整理陕甘军事办法：（一）人事方面：①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②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③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军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撤职留任，戴罪图功。（二）驻地分区：（略）。[30]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31]
杨虎城等对南京政府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尤其是人事安排极为不满，因为杨虎城虽然保留了西安绥靖主任一职，但受顾祝同西安行营主任的制约。1月6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说，“目前中心在坚决奋战，拒顾迎张，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被迫登山”[32]。加上将叛杨投蒋的原杨虎城部下冯钦哉委以重任，如杨虎城背上刺，是非常难受的。派遣部下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有进一步分化杨虎城部属之意。为此杨虎城在中共及东北军的支持下，对蒋介石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进行抗争，提出自己的善后意见，并派人呈送给蒋介石。杨虎城的《解决陕事之方案》主要者如下：
（一）甲、维持中央威信问题：（1）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接受中央命令；（2）取消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临时组织，恢复一切常态。
乙、张副司令出处问题：A.（1）设陕甘绥靖主任，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2）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以上两条同时并行。B.（1）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2）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顾祝同、杨虎城为副主任；
丙、军事善后问题：一、A.为免除国际间误会期间，潼关、华阴一带酌留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各地，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分驻，其防地划分经三方商定后，呈请委员长批准。B.（1）东北军驻武威、兰州、咸阳、宝鸡、固原、天水一带地区；（2）十七路军驻西安、泾阳、洛川、韩城、朝邑、华县、商县一带地区；（3）红军驻延长、延川、肤施、富县、庆阳、淳化一带地区，并一部驻凉山以西；（4）中央军护路部队最大限三至四团。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在委员长指挥之下，其用人行政及训练事宜由各本部全权负责办理。三、为免除国人疑惧起见，在承商期间，请委员长令何部长，停止中央各军前进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
附记：委员长在西安所采纳之各项具体救国方案，请负责实现。此外，对于一切善后所需军费及军队编制饷糈，另定方案办理。
（二）（1）给杨虎城以援绥名义，率领第十七路军及东北军或骑兵一部组织援绥军；（2）东北军开甘肃，十七路军仍驻陕西，中央军驻潼关、汉中；（3）为建设西北计，陕省主席仍由中央派人。[33]
杨虎城的《解决陕事之方案》既维护了中央威信，同时也维持了自己的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利益，应该说是一个较好的方案。蒋介石既要维护中央的威信，又要将陕西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破坏与拆散，将陕甘及西北完全控制在中央政府之内，以免后患，所以不可能接受杨虎城的意见。他一方面与杨虎城等虚与委蛇，一方面派遣中央军兵临陕境，迫使杨虎城接受中央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安方面，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解决陕甘军事方案形成了主战、主和两大派别，主战的东北军下层军官于2月2日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军长，酿成了“二二事件”，促使东北军的大多数将领接受了南京政府的乙种方案，即东北军撤出陕甘，接受改编。[34]
3月2日原驻防陕甘境内的东北军开始东调。一○五师刘多荃部由陕西商县龙驹寨出紫荆关，徒步开往河南南阳。六十七军、五十一军由甘肃集中经陕西开往安徽蚌埠，东北军一二○师、一一一师、一○九师由西安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开往河南周口。[35]3月8日南京政府决定，将调往河南、安徽的东北军整理改编为四军八师，以于学忠、何柱国、缪澂流、刘多荃四人分任军长。[36]3月9日杨虎城举行记者招待会，谈陕事的处理经过。并宣布：三十八军遵令改为两师，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撤销。[37]至此，发动西安事变的两大政治精英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随后不久被迫辞职，[38]张学良、杨虎城所依托的东北军被缩编肢解，第十七路军番号被取消缩编，西北地区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解体，作为南京政府忧患的陕甘军事问题不复存在。西安事变最后降下帷幕。
如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一阶段为张杨控制局面，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为使蒋介石早日脱离生命危险而对张杨提出的条件而不得不接受，不得不妥协的话，那么第二阶段，蒋介石自26日返回南京，以国家领袖身份完全掌控全国军政局面，张学良、杨虎城则被蒋介石完全控制。张学良受南京政府审判，成为蒋介石的囚犯。蒋介石一方面下令中央军继续西进，对陕西方面施加压力，一方面提出陕甘军事办法，即瓦解和支离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等虽然提出抗争，但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将东北军调出陕甘，将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撤销，缩编为第三十八军，中央军开赴陕西和西安，完全控制陕甘局面。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中共抗日的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中共与南京政府开始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得以实现，但两人的政治生命由此终止，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三 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意义与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14年抗日战争史上特大的政治事件，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发展及中国国家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安事变研究80年来，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给予高度评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在这里作进一步深入阐述。
1.西安事变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史的一次伟大转折，是中国由内战转向全民族抗战的开端，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是中华民族由遭受屈辱到独立解放的重要转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强占我东三省，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人民顽强抗战，但西安事变之前的10年，是中国内战的10年，不仅中共与国民党的严重对立，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也十分尖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利用了中国内部矛盾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是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变了其剿共政策，联合中共共同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华民族一次新的觉醒，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政党与各政治团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御侮，保卫国家，持久抗战，这种局面的形成，从西安事变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转折，又经过了8年艰苦抗战，最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国际威望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鸦片战争以来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一一废除，一向被欺辱的中华民族终于向世界说明，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被任意欺负的民族。民族的尊严与民族的地位，与民族团结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西安事变，国共两党结束了内战，结束了纷争，团结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对西安事变在中国国家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当时的政治人物就曾给予公正的高度评价，都认为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划时代的事件。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在1937年元旦发表的《告东北将士书》中说：“去年双十二节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相互斫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39]同日，杨虎城在《抗日联军元旦阅兵训词》中指出：“自双十二事件以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今年元旦而到来的，是残酷的内战的完全停止，光荣的抗日战争的立即发动。”[40]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如此认识，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有同样的认识。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西安事变报告中高度评价西安事变，认为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41]在次年9月29日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毛泽东还指出，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42]直接参与西安事变和谈并在和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认为，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43]周恩来还认为新阶段的开端有四个标志，及内战停止、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终结、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陕甘成为抗日根据地的现实可能性等。[44]
即经历西安事变的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促进国内人民的团结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的正能量也是给予承认的。他在安全回到南京后的次日就说：“自经此次事变（当然为西安事变——引者注）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的力量，此种威力……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称庆者也。”[45]
2.西安事变不仅促使蒋介石真正统一了中国，而且还提高了蒋介石个人的威信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多次进谏失败后不得不采取的兵谏形式，促使蒋介石接受他们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张杨的兵谏，骊山捉蒋，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尊严、形象受到影响，这是不能隐讳的。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蒋介石真正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各个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内部的各种派系甚至敌对长达十年的中共力量，均因为停止内战联合抗战暂时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拥护蒋介石抗日，支持蒋介石国家最高领导地位，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声誉大为提高。
1928年张学良易帜，东北地区由北洋时期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改换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北京政府，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国家的统一仅仅是表面的，非实质性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就有什么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李宗仁桂派等。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仅仅控制了江浙等东南地区，虎视眈眈问鼎中央政府的地方实力派或军阀，南方有广西李宗仁桂系势力、李济深粤系势力，西北冯玉祥势力，山西阎锡山势力，东北张学良势力等，各地方与南京政府矛盾重重，于是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中原大战等，虽然蒋介石先后战胜了他们，但其实力仍然影响政局的稳定与发展，以至于导致蒋介石几次下野，几次复职，其最高领袖的地位并没有为各种政治势力所认可。
西安事变，团结抗日，蒋介石南京政府真正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蒋介石的个人威信与威望无人质疑，无人不拥护，无派不支持，真正成为中华民国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在七七事变后对蒋介石的庐山谈话给予高度评价，坚决拥护蒋介石抗战：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46]
共产党人如此拥护蒋介石抗战，其他党派及政治势力莫不如是。
在西安事变促进国家统一问题上，孔祥熙认为：“两广问题及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均足为统一力量之证据，而不复为军阀时代之不统一，无纪律之国家矣。”[47]即使侵华的日本当局也承认，西安事变是中国统一之标志，“西安事件，实为中国统一化不可动之证据”[48]。
西安事变以后的抗战8年，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地方实力派或党派、政治团体，有分裂分离行为，敢于挑战蒋介石权威的。[49]是西安事变凝聚了中华民族人心，并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是西安事变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威望与政治地位。蒋介石威信、威望与政治地位的提高与稳固，是有利于抗日战争的进行的。
3.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共力量，中共力量由弱到强，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崭新力量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集中几十万兵力，准备对中共红军力量以最后一击。中共红军经过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损失惨重。虽然经过万里长征，艰苦转战，由南方转移至西北，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甘，但面临严峻的形势。客观地说，红军越战越强，固然可以再次冲破围剿，但再次遭受严重损失也是不能隐讳的。西安事变的爆发，张、杨要求停止内战，联合中共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迫使蒋介石接受，使蒋介石最后剿灭红军的计划落空，所以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共，挽救了抗战的有生力量，挽救了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与进步的崭新力量。经过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共同抗战的一致意见，中共接受南京政府的统治，苏维埃陕甘宁苏区改为中华民国特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中共武装力量开始由弱到强，并逐渐成长为抗战的主要力量。八路军主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主动开赴抗日前线，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强大的敌后战场，牵制和打击了日本侵华力量，由抗战的主要力量发展为中流砥柱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共抗日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120万人，是西安事变前的20余倍。中共武装力量的壮大，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与进步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西安事变，张杨扣押蒋介石，邀请中共派代表协助处理事变后的政局，中共高瞻远瞩，从全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并派遣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协助张杨。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贯彻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和平解决中协调张杨达成一致，协调蒋介石及其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一致——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共的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境界与为全民族抗战的博大胸怀，赢得了张杨的高度信任与赞赏，赢得了宋子文、宋美龄的信任与赞赏，赢得了全国各种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信任与赞赏，中共的威信与影响力大增，为抗战胜利及以后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西安事变是中共力量发展的重要转折。
中共的和平处理西安事变，在当时被一些人误解为“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毛泽东在1937年3月1日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曾经进行辩解与进一步的阐述。毛泽东说：
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十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们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50]
中共在日本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时刻，在西安事变的处理中，从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高度，适时地调整了奋斗发展目标与政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团结抗日，赢得了民心，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西安事变也有不少遗憾。遗憾之一，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有功于抗日战争、有功于国家、有功于社会发展，他们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但一个被蒋介石终身监禁，一个被蒋介石杀害，千古奇冤。遗憾之二：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在追随蒋介石剿共的实践中逐渐醒悟，与中共红军一起，结成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中共红军的三位一体，在西北区域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中的有生力量。可惜因为西安事变，三位一体解体，东北军被调出陕甘，第十七路军被肢解，致使没有发挥出其潜在的力量。虽然东北军以及被改编后的第十七路军（即第三十八军）也在抗日战争中奋勇杀敌，表现不俗，但群体力量的发挥受到制约。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另一面也应该为我们所重视。
[1] 论文统计截止到2016年5月底，主要限于大陆地区，非学术性的文章不在统计之内。
[2] 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吴天威：The Sian I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gan，1976。
[3] 杨颖奇：《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西安事变的发生》，《学海》1994年第3期。
[4]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页。
[5]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2页。
[6]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7]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演讲，第482页。
[8] 《蒋委员长致“剿共”各军师长电》，1933年3月21日，中央党史委员会藏。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
[9]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10]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页。
[11] 张学良：《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李立编著：《亲历西安事变》，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12] 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页。
[13]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14]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15] 南京国民政府及当时政界均如此认为，见杨中州《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学术界大多也如此看法。
[16] 刘建平：《再论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7]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0页。
[18] 杨中州：《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
[19]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20] 杨中州：《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21] 杨中州：《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22] 杨中州：《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23]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页。
[24]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25]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26]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页。
[27] 《西安事变史料》（上、下册），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九十四、九十五辑，台北1983年版；刘方富辑：《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8]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5页。
[29] 《中央日报》1937年1月5日。
[30] 杨中州：《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31]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0页。
[32]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4页。
[33]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309页。
[34] 郭维成：《西安事变后的“二二反差”》，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8页。
[35] 杨中州：《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36]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0页。
[37]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0页。
[38]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页。
[39]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3—1244页。
[40]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41]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0页。
[42]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363页。
[43]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44]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45] 《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7日。
[46]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317页。
[47] 《孔祥熙在美播音演讲》，《申报》1937年7月8日第7版。
[48] 《日本四相会议 检讨对华政策》，《申报》1937年2月28日第6版。
[49] 汪精卫叛国，成立汪伪政权为特例。
[50] 毛泽东：《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来谈西安事变》，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