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研究综述

鱼汲胜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中，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内的爱国名将张学良和杨虎城及其所部广大官兵，为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义无反顾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我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努力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以此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很快实现了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一历史性转变，国共两党终于结束内战，重新携手，共赴国难。

对于西安事变和张、杨两将军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曾给予极高评价。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的论著逐年增多，取得了明显进展和可喜成果。

一

详尽地占有资料，是历史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近年来，史学界和各有关方面通力协作，突破研究西安事变的禁区，使有关资料不断问世，从而使西安事变的历史事实更加清晰和完整。

自1980年1月至1981年5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征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先后选编了《西安事变资料》共四集，收入汪锋、高崇民、邵力子等几十人的回忆文章100余篇，近60万字，作为内部征求意见和编写西安事变历史的参考资料。

在此之前，陕西省出版了由西安三个单位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紧接着，人民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两辑《西安事变资料》。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也将由档案出版社出版。

从1981年以后，《历史档案》《文献和研究》等杂志陆续发表了有关西安事变的密电、信函二百余件，为系统研究这次事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

1983年夏天，张学良1936年底送蒋离陕前留下的手谕石印件，从辽宁省新民县被发掘出来。这是迄今大陆发现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唯一手迹，是研究西安事变极其宝贵的史料，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

最近，中共陕西省蓝田县委党史办公室和该县档案馆在认真清理历史档案中，发现了1937年1月，由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署名发布的《抗日人民红军前敌总司令部、政治部布告》；1937年1月10日由抗日人民红军政治部发布的《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由西安绥靖公署政治处印发的《为“双十二”抗日救亡运动告全国民众书》和《告西北武装同志书》。不久前，民进会员、西安市二十一中教师黄云兴又捐献了一批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这些难得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西安事变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十年来，史学界根据大批资料对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开展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先后发表了李新的《西安事变初探》等有关论文数百篇。全国各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合写的《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米暂沉的《杨虎城传》，杨中州的《西安事变》，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房成祥的《西安事变史话》，应德田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云峰的《西安事变史实》，惠德安的《张学良将军轶事》等专著和回忆录。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日子里，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张学良和东北军》《杨虎城将军传》《西安事变风云记》也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这些年来，台、港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所进展。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保存有较完整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档案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将大批档案转移到台湾。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台湾、香港等地出版的众多史学论著中，有关西安事变的专著、资料和回忆录很多。如：1960年出版的孔祥熙著《西安事变回忆录》，1962年澳门大地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三忆》，1966年出版的刘健群著《银河忆往》，香港春秋出版社1968年开始出版的《西安事变珍史》（共三辑），1972年出版的李金洲著《西安事变亲历记》，1982年出版的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1984年出版的司马桑敦等人合著的《张老帅与张少帅》，等等，披露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真相的历史资料。如：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副主任李云汉教授在其专著中一反蒋介石、何应钦长期坚持的“红军因被追剿得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于1935年秋在长征途中派周恩来向陈立夫接洽，请求停止追剿”的说法，将周恩来致陈果夫兄弟信的落款时间，从1935年9月1日改注为1936年9月1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春，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了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秦孝仪主编的上百万字的《西安事变史料》（上、下册），内含总统府机密室和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收藏的大量档案和原始资料，不少属首次公开发表。此书还比较客观地收入了周恩来1936年9月1日致陈氏兄弟信和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通电。这批珍贵史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进一步研究。

二十多年来，台、港各报刊还发表了数百篇有关西安事变的论文和回忆录。如：王盛涛的《西安事变善后殉难的王以哲》、王天从的《西安事变》、万耀煌的《西安事变身历记》、曹振的《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处理的经过纪事》、张义举的《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陈立夫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吴汉文的《西安事变时的蒋介石》、丁文江的《假如我是张学良》、孙秉杰的《忆西安王曲军校》、莫知的《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微妙作用》等文章，均不乏独特见解和精彩论述，具有重要价值。

二

史学界通过多年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和较为一致的看法。

1.西安事变前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外交谈判

西安事变前，国内外形势极其复杂。中苏两国面对日军的威胁，各自从本国利益出发，都加快了改善相互关系的步伐。

首先，蒋介石于1934年10月派北京大学教授蒋廷黻以非官方身份出访莫斯科，试探与苏方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为两国通过官方渠道正式接触铺平了道路。之后，两国进行了较频繁的文化交往。

1935年秋，蒋介石在华北事变中提出有必要签订中苏秘密军事协定，并暗示：为此可表示与中共和解、合作抗日之愿望。不久，孔样熙、蒋介石分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提出通过新疆从苏联获得军援的要求。对此，苏方迅速作出反应，同意向中国出售武器。

1936年1月22日，蒋与鲍大使再次会谈时表示：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保持现有编制，参加抗日，他可同中共谈判。同年1l月19日，苏驻华临时代办和苏外交人民委员分别会见陈立夫和中国当时的驻苏大使蒋廷黻，就中苏谈判地点移至莫斯科及绝对保密等问题继续磋商。六天以后，德、日加紧勾结，签订《共同防共协定》。又过了十七天，西安事变爆发。

在上述谈判中，围绕中日关系问题这一中心，中苏双方是各有所需、各有打算的。这些，在西安事变时表现得尤为充分。

2.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的重新接触和谈判

蒋介石为实现自己对苏联作出的“可同中共谈判”的承诺，不得不做出改变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某种姿态，以求得在对苏谈判中的较为有利的地位，从而获取苏联的支持和遏制日本侵华势力。

在这种背景下，从1935年底到西安事变前的一年间，国共两党经四条渠道，重新开始了一系列绝密的较低级别的接触和谈判。

一是1935年底，蒋介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会谈多次，王指定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谈判。

二是宋庆龄和宋子文派董键吾秘密前往陕北给中共中央送信，表示愿意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董于1936年2月27日抵达瓦窑堡，与博古等会谈。3月5日，他带着中共中央愿与南京谈判并提出五项条件的复信离开陕北。

三是陈立夫和宋子文派曾养甫具体负责打通中共关系的工作。曾托谌小岑找到了共产党员。1936年夏，曾、谌二人先后与吕振羽、周小舟等共产党人在南京反复谈判，并提出与周恩来直接谈判的要求。

四是谌小岑在1935年底还通过左恭找到共产党员张子华。张同曾养甫会谈几次后，与董健吾在西安不期而遇，在张学良协助下一道秘密进入陕北苏区。以后，张子华成为国共双方联络的秘密信使。

1936年8月8日潘汉年抵陕北后，被指定为中共代表与陈立夫等谈判。此后，其他三条渠道逐渐停止活动。

这种由全面对抗转为有限对话的谈判，使国共长期战争的紧张关系开始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党多年积怨，促进了两党再次合作。

西安事变的爆发，迫使蒋介石放弃了用军事行动迅速消灭红军的企图，但他还始终幻想通过谈判“收编”红军。围绕“改编”还是“收编”等关键问题，国共两党在1937年的多次最高级别谈判中，继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3.党对东北军的工作及张学良的思想演变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高度发展与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张学良的思想演变，同我党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他从青少年起就具有初步的民族意识和反日爱国思想。这种思想在张作霖被炸死和九一八事变后，则表现得日益强烈。

1934年张学良从海外“考察”回国后，盲目追随蒋介石反共。但他在陕北“剿共”三个月就损兵近三个师，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战死或被俘。这使张学良痛感“剿共”绝非出路，并逐渐觉察出蒋介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祸心。同时，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和红军对东北军俘虏的宽大优待，也深深触动了张学良的思想，使他开始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所认识。1936年初，张到上海秘密通过杜重远、李杜等积极寻求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同年3月，上海地下党应邀派刘鼎去西安与张联系，被张待为上宾。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和遵义会议，已走向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东北军采取了正确的政策。1936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白军工作委员会”。同月25日，以红军将领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随后，毛泽东亲笔致信张学良、王以哲、于学忠等，呼吁一致抗日。这在东北军官兵中引起极大反响。

1936年3月，中共代表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到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这是张联共抗日的重要开端。4月9日，周恩来亲赴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会谈，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张还拿出自己的两万元钱资助红军抗日。从此，他基本转变了政见。延安会谈，是张学良真诚同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对他走上促蒋抗日的道路直至发动西安事变，具有决定意义。

应张学良邀请，中共先后派马绍周，宋黎、叶剑英等到西安，在东北军工委刘澜波等同志配合下，帮助东北军改进政治训练和组织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抗日准备。

同年8月29日，西安发生“艳晚事件”。蒋介石电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逮捕了共产党人宋黎等。张学良毫不犹豫地立即派兵去抢被捕人员，并查抄省党部的特务档案，再次表明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和胆略。这一事件，成为西安事变的前奏和序幕。

4.党对十七路军的工作及杨虎城的思想演变

杨虎城靠拢中国共产党有历史的渊源。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20世纪20年代初，杨在陕北结识进步人士杜斌丞和共产党员魏野畴，对党和革命有了初步认识。以后，他陆续任用南汉宸、王泰吉等共产党人和杜斌丞、王菊人等进步人士担任其政府及军队中的要职，并对他们加以保护。

1935年，杨虎城听命于蒋介石，对经过长征入陕的红二十五军进行“围剿”，结果被歼近三个旅。这一沉重打击使他认识到，“抗日，大家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

我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我地下党派申伯纯向杨虎城传达，他表示赞同。不久，毛泽东派汪锋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的亲笔信去西安会见杨等。同时，我党派王炳南、张文彬、王世英等到杨部做了大量工作，使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升华。

尽管杨虎城与张学良出身、经历和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但两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却是相通的。杨虎城在其坎坷曲折的戎马生涯中，与我党交往连续不断，长达十三年之久，对党和革命始终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力所能及的支持。这是他在西安与张学良合作的重要基础。

由于我党的努力，张、杨两位将军殊途同归，都自觉地站到了联共抗日的旗帜下。到1936年夏，红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在大西北一隅首先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进而实现全国抗战大好局面的开端。

5.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张、杨捉蒋，引起国内外各政党、派别、团体的不同反应。除日、意、德等国指这次事变为赤化外，共产国际和苏、美、英、法等国均取调和态度。由于事变打乱了苏联对华新政策的实施，使苏大为不满，他们一面斥责张学良，支持蒋介石；一面发声明，提抗议，极力表白与西安事变无关。法国激进党则称：“张学良已成中国第一有权威之人物。”

在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事变中开始了较量。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张、杨捉蒋后，即成骑虎之势。事变当天清晨，他们就紧急电请中共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处理捉蒋善后事宜。中共中央收电后，立即在保安召开紧急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迅速对复杂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估量，从民族长远利益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排除了“杀蒋”的主张，决定了支持西安爱国义举的五项措施和处置蒋介石的四项办法，初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这一天，我党向共产国际发出两份“万万火急”电报，报告西安事变情况和我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请求国际指示。以后的几天中，我党每天都发出这类电报。迟至12月16日，中共中央才收到国际复电，因电码差错，“完全译不出”，我党电请国际“检查重发”。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完整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基本方针。

12月20日，中共收到共产国际重发的电报，该电报采取与苏联一致的立场，就西安事变指责张学良，但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次日，我党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指出：“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6.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轮四方谈判

12月17日晚，中共代表周恩来一行乘坐张学良专机，从延安飞抵西安。周分别会见张、杨，对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及其发展的估计，三方迅速取得一致。

继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两飞西安斡旋之后，宋子文也于12月20日冲破何应钦一派的阻挠，赶到西安请和。他与周恩来长谈，探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向后，急返南京。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飞抵西安。蒋介石因有伤病和有其他考虑，委托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西安三方谈判。

23日上午，西安三方与南京方面在张学良公馆举行第一轮谈判。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参加。周恩来根据我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并综合张、杨意见，提出各方均可考虑接受的六项主张，宋子文也认为无可挑剔，答应转告蒋介石。

当天下午，进行第二轮四方谈判，仍是前四人参加。对组织过渡政府和何时放蒋等关键问题进行商谈。

24日上午，开始第三轮谈判。除前四人外，宋美龄也参加。四方经反复协商，达成“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等9条协定。

当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这是国共长期分裂和内战之后，两党最高级领导人在西安事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首次接触，双方进行了实质性会谈，从此开始了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系列艰难谈判。蒋介石面对现实当场向周恩来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三项口头承诺。

25日下午4时，张学良亲自送蒋离陕回宁。

7.西安事变导致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了和平解决，但这种解决并不彻底，内战危险依然严重存在。

蒋介石一到南京就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命令中央军分五路进攻西安。应杨虎城请求，数万红军南下，急速开抵关中。面对西安三军连设的7道壁垒森严的防线和全国反对内战的强大舆论，蒋介石不敢贸然大打。于是，国共又开始了西安事变后在西安、杭州、洛阳、庐山、南京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六次正式谈判，双方围绕对红军是“改编”还是“收编”等要害问题展开了尖锐斗争。

七七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逼南京。这时，蒋介石才决心联共抗日，不再提向红军派人等无理要求。在周恩来等人的巨大努力下，两党南京谈判取得重大成果。

8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8.西安事变的现实意义

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与研究这次事变，汲取西安事变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坚持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对展望和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和平统一的千秋大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年，国共两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顺应了民族意志和历史潮流。今天，两党更应以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重，在祖国统一大业中，作出明智的抉择，迅速结束四十年分裂的历史，以顺应海峡两岸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历史发展不可违抗的规律。

当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被扣，都可用和平谈判方式，予以圆满解决。今天，同胞骨肉兄弟之间，也没有任何问题不可商量和不好商量，两党完全可以通过对等和平谈判，加以妥善解决。

当年，中国共产党为释放蒋介石，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计十年内战的深仇大怨，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努力。今天历史的规律和人民的力量，把国共两党调换了一个位置：共产党掌握着全国政权，国民党只保留了台湾一省的地方政权；而我党所倡导的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及商之于国民党的条件，比起当年，更是明智、宽容、优厚、实际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尽早作出回归祖国的正当抉择，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三

随着西安事变研究的步步深入，史学界围绕以下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观点。

1.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的提出

一般都认为，提出这一策略的时间是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或召开瓦窑堡会议。但有的学者认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就已逐步形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并不断发展、完善。开始，由于党中央的“左”倾指导，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统战对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倾向。1935年中期，党在这些问题上开始转变政策，《八一宣言》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突破性发展和基本完善。同年底的瓦窑堡会议，大致完成了这一转变，从政治、理论上奠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和张、杨主张的不谋而合，它使“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最终得到实现。

2.中共“逼蒋抗日”政策的提出

对我党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到“拉蒋抗日”方针的演变过程，党史界始终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逼蒋抗日”是从1936年“五五通电”开始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改称“蒋介石氏”，只是宣传口号的改变，而不是逼蒋抗日的开始。根据是《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毛泽东致阎锡山信》、《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和1936年6月19日《中央关于形势和党的任务、方针指示电》。第三种观点认为，逼蒋抗日是从8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开始的，因为它首次确认南京政府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并提出“请蒋抗日”。第四种观点认为，此文件还未摆脱抗日反蒋政策。我党转为逼蒋抗日的标志是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日党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党内指示，从此，我党完全放弃了抗日反蒋策略，由此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3.关于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大家一致认为，我党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是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相联系的。其中一种意见是，中共从得知事变发生时起，就确定了这个方针；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中共明确提出这一方针，有个短暂的酝酿过程。

4.关于中共对处置蒋介石的态度

通常认为，我党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由“审蒋”到“放蒋”的变化过程，毛泽东在最初的电报中甚至把蒋介石称为“元凶”，“审蒋”的态度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有的同志则将党对蒋的态度同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联系起来，认为党对处置蒋介石的态度也是始终如一、没有变化的。

5.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过去人们多以张国焘和斯诺的说法为根据而进行种种推测。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在事变中的有关电报和万里、高里耶夫等将季米特洛夫在事变中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公诸于世，此问题已大体得以说明。目前，仍存有两种看法：一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主要是由于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积极工作；二是，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并解决的，中共及其代表团则是处在协助张、杨妥善处理西安事变的地位，张学良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要决策人。

6.关于张学良送蒋离陕问题

传统说法是，张事前未通知中共代表团，主要根据是周恩来在1946年9月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说：“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最近，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张事前就通知过中共方面，周恩来等人并对他进行了坚决劝阻。主要根据是周恩来1936年12月25日和博古联名签发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以及周恩来20年后的一次重要讲话。至于周恩来1946年的谈话，当时也许是出于策略上的某种考虑，或是回忆中的错误，也可能是谈话记录中的失误。

7.关于张学良是否料到他到南京后会被囚禁

以往认为，张过于轻信蒋介石，没有预料到陪蒋回宁后会变成阶下囚。根据是周恩来上述谈话中指出的：“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等资料。目前，有的同志对张离陕前的几封电报和手谕进行分析和考证，认为张亲自送蒋走是经过深思熟虑并有所准备的，他对到南京被囚的可能性早有预料。

8.对张学良陪蒋回宁的评价

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许多对此深感遗憾的人认定，张此举是错误的，属重大失策。另一种意见是，此事从个人命运看是失误，从国家命运看是正确的。张学良送蒋回宁，从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上来看，是必要的；从张的主观愿望和社会效果看，是明智的；从张、杨、蒋三人的本质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张、杨个人的悲剧及其部队的被瓦解是必然的。

9.对杨虎城的评价

一种意见认为，杨虎城与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对民族解放运动作出重大贡献，因而张、杨齐名。另外的看法是，虽然杨虎城的部队数量和职务都不及张学良，但他与中共的联系比张早得多，他本人也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未获得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的批准。他比张年长八岁，更成熟老练。在发动和解决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杨起了主导作用。

10.关于杨虎城在事变中对蒋介石的态度

一种观点是，杨倾向于惩办蒋介石。第二种观点认为，杨深明大义，他虽然反对轻易放蒋，但却不主张惩办蒋介石。

11.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谈判的参加人

有争议的是宋美龄和端纳。有人说宋参加了全部谈判，有的说她只参加了24日上午的最后一次谈判。至于端纳，有人说他参加了全部三轮谈判，也有人说他只参加了部分谈判，还有人说他当时已不在西安。

12.关于西安事变后期有无托派分子参与破坏

多数专著都讲，事变爆发后托派分子张慕陶从太原窜到西安进行破坏活动。根据近年来的研究，一些同志提出了张慕陶不是托派的观点。据此，西安事变后期有托派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说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13.关于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缺乏文字档案记载，而蒋介石和国民党有关人士在西安事变后又异口同声地声明“蒋之脱险并未附带任何条件”，一再否认蒋有过“变节行为”，因此至今这仍是引起争议的问题。近年来，鉴于大陆史学界在西安事变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和海外舆论倾向大陆研究观点的情况，台湾某些学者也抓住这次事变做了不少文章，一方面替蒋介石“正名”，否认在事变中蒋有过任何与其“革命志节和爱国情操”不符的“口头承诺”；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料，力图将大陆的研究成果驳倒，以争夺海外华侨及其政治舆论。

14.台湾方面的其他主要观点

一是对张、杨“劫持领袖”始终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二是为蒋积极内战消极抗日的行为辩解，称蒋早在济南惨案后，就立志抗日雪耻，只是一直未具备抗日的条件；三是诋毁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说中共拥蒋抗日，关键还在于张学良的影响；四是声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停止“剿共”，是由于中共已做出保证，放弃叛乱的政策与行动，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政令与指挥。其实质仍等于中共向政府输诚乞和。严格说来，“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词不能成立。

近年来，史学界还从各个层次和角度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事件、人物、时间及地点等问题作了考证，涉及“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成立、撤销及张学良的任职；事变爆发的具体时间和行动指挥部的处所；张学良下决心送蒋走的时间；杨虎城是否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离开保安、到达延安和飞抵西安的时间；西安学生的“一二·九”请愿；12月4日蒋介石赴西安时前往车站迎接的人员；事变期间，各方人士进出西安的时间；高崇民、孙铭九、应德田等人所起的作用等许多重要史实。认真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更深入系统地研究西安事变有积极作用。

总之，研究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虽取得相当进展，但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及其因果规律完全揭示出来，还有待学术界和各方面的继续努力。从已发表的论著看，从政治角度研究事件、人物等居多，而对事件背景社会经济状况、历史根源，人物经历和阶级活动的关系以及群众运动等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对事变前国内外形势和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相互转化的分析研究也显得不足，对中共和红军在事变期间的活动及其同共产国际、苏联联系等方面的研究也未充分展开。今后还应进一步挖掘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不懈地探讨，并运用其成果，更好地为当前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现实服务。

原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