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多样性：特别的文化盛宴

庞德几乎在《诗章》的各个章节里都镶嵌充满异域风情的人类民族文化。而且，他在《诗章》中借助独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再现的人类文化，就像一系列特别的文化盛宴，除了呈现人类文化的多姿多彩，还呈现人类文化的自由对话和狂欢场景。这种文化呈现方式刚一横空出世，就让读者震撼[6]。

一 《诗章》中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提到人类文化，首先要明确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文化”一词的英文表达是 culture，其本义出自罗马雄辩家西塞罗的一个术语“cultura animi”，意思是“cultivation of the soul”，即对灵魂的教化；还可以指与人类耕作或者耕种有关的生产活动。到了20世纪，culture一词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泛指除去基因遗传之外的人类现象及相关领域[7]。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2014）对culture的释义是“the ideas，beliefs，and customs that are shared and accepted by people in a society”[8]，即在一个社会中被人们分享和接受的思想、信念和习惯就是文化。在《诗章》中，庞德并没有使用culture的英文表达，而是把文化写作kulchur（Pound 287）。这是一种比较古典的写法。1938年，伦敦费伯&费伯出版社出版了庞德的《文化导读》一书，书名里就旗帜鲜明地使用Kulchur，包括1968年纽约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庞德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这本书不是为饱学之士所写。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没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者或年轻学者，无论他们是否受到过大学制度的约束，希望他们在50岁时能够知道比我今天知道的更多的东西，而且我还想象着可能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9]

庞德用kulchur 来指代文化的目的，不只是要引领读者对现代文化（culture）进行关注和批判性思考，还要带着一颗敬畏之心对远古文化（kulchur）、非流行文化，抑或是被历史即将淘汰和边缘化的文化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它们从边缘回到中心[10]。

的确，当读者翻阅《诗章》寻找文化的踪迹时，在字里行间看到的，就是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人类文化现象。这里不仅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还有近现代的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印度文化、德国文化、俄国文化等；不仅有欧洲文化、美洲文化，还有亚洲文化、澳洲文化和非洲文化等。各种文化现象，纵横交错，让人眼花缭乱。

在《诗章》的首章，我们最先发现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表现方式有两个：一是借助神话人物及其典故，引起读者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原型想象；二是通过诗人庞德戴着面具吟唱抑或言说[11]，实现对远古文化的还原。比如，庞德提到希腊神话中的女神赛丝，她是一位“剪过头发、戴着头巾的女神”，长得貌美如花，精通巫术，“从船尾吹起风/用鼓起的船帆送我们远行”（Pound 1）；冥王布鲁托力大无比，王后普罗瑟派恩受赞美，呼唤他们名字的是“用血泪浸染的灵魂”（Pound 1—2）；古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尼普顿邪恶万分，他要让“我”的化身奥德修斯，在归家的途中漂泊在黑暗的大海并且“失去所有的同伴”（Pound 2）。之后，庞德在《诗章》第6 章写到忒修斯，他是“艾格斯的儿子”（Pound 21），是希腊神话中阿蒂卡的英雄。在《诗章》第76章，庞德写到“在高高的悬崖上阿尔克墨涅，/德莱亚斯，哈玛德莱亚斯与/赫利阿德斯姐妹”（Pound 452），前两位是希腊神话中的林木女神，后两位是希腊神话中日神阿波罗的女儿，因得罪主神宙斯被化成白杨树。庞德还写希腊神话中最贤惠的海洋女神忒提斯：“在清澈透明的水里，轻快地升腾”（Pound 459）……因为庞德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特殊的感情，使得关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意象和典故贯穿《诗章》始末。

庞德写古代以及现代的印度文化，涉及印度神话、诗学、政治与贸易。庞德在《诗章》第76章中写到印度教中的虚幻女神玛耶：“在天空中有形并转化……/玛耶”（Pound 459）。玛耶乃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毁灭神湿婆之妻，往往被人格化为“少女的土地之母”[12]。在《诗章》第77章写到印度中世纪神秘主义诗人卡比尔和印度近代著名诗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13]：“卡比尔如是说：‘政治上，’拉宾德拉纳斯说，/‘他们（即印度农民）很不活跃……”（Pound 474）。这两位印度先驱诗人似乎是在讨论印度民众的政治文化状况，其实是要影射印度农民的现实生活。由于庞德本人很欣赏泰戈尔的才华并有过私交，泰戈尔诗中深刻的宗教和哲学见解又对他影响很深，所以庞德对印度神话及传统产生兴趣并写入《诗章》也是情理之中。此外，庞德还谈到印度的商业文化及其贸易，比如在《诗章》第18章中写道：“然后印度商人来了/必须放弃他们的珠宝，拿走纸质的/钱/（贸易还在继续……）”（Pound 80）。

庞德写伊朗以及古代巴比伦文化。在《诗章》第15章，庞德有意识地把话题迁移到伊朗古镇尼沙布尔和古都巴比伦：“睡去了，浑身乏力恶心/‘是否到了尼沙布尔或者巴比伦’/我在睡梦中听到声音。”（Pound 66）这是庞德作为“奥德修斯”在“睡梦中”产生幻觉或者说想象，他在想象古代巴比伦那穿越时空的声音和充满魅力的古代巴比伦文化，希望历史不要忘记它们。在《诗章》第103 章，庞德再次提到巴比伦，不过这次是把它与罗马进行对比：“罗马 对 巴比伦/在主权国家里没有意义的辩解/也就是说，发行权”（Pound 732）。庞德把罗马与巴比伦这两种文化建构在一起，意味深长，尤其是在主权和发行权层面，似乎有弦外之音。

庞德写英伦文化，涉及多方面内容。庞德写英国首相丘吉尔当财政大臣时“从印度农民身上榨取/以丘吉尔式辉煌上升的高利”（Pound 426）；写英国诗人邦廷“一战”后拒绝服兵役而入狱6 个月，因绝食而提前释放：“那人看来是个硬汉子/度日如千年”（Pound 432）；写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时流行的一首讽刺爱尔兰天主教的歌曲：“利利波勒罗曲”（Pound 434）；写穿越英国伦敦的、那条被誉为母亲河的泰晤士河：“在泰晤士河边反抗他们”、“在泰晤士河的岸上，一架印刷机还在工作”（Pound 437）；写英国人与众不同的文化品位，比如小说家里斯和剧作家格兰维尔-巴克都是典型的英伦式的“美的热爱者”（Pound 445），等等。庞德书写英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08—1920年，庞德离开美国后就待在他的梦想之地伦敦，并在那里感同身受英国的传统文明及文化遗产，一方面庞德收获了他人生的许多辉煌时刻，另一方面也亲眼目睹了伦敦的每况愈下。所以，庞德在《诗章》中书写英国时，情感是非常复杂的[14]。

庞德写法国文化，表达途径包括：直接用法语写作、镶嵌法国历史名人轶事、穿插法国地名等。比如，庞德从《诗章》第16章开始，经常情不自禁地使用法语，当然一方面是抒发情感、叙事写实的需要，另一方面试图呈现法国及其文化的独特魅力：“我的信仰，您知道，/都是全新的”（Pound 72）；“坚硬的头脑。这一点，您知道，/都是，都是可操作的”（Pound 73）；“在两个事物中选择/最好的信仰/和可能性”（Pound 402），等等。庞德多次写到法国文化名人拿破仑，借助各种鲜为人知的趣闻逸事对他所崇拜的英雄进行历史性还原：“‘我恨这些法国人’，年仅12岁的拿破仑说”（Pound 80）；“‘第五元素：泥。’拿破仑说”（Pound 166）；“拿破仑征服了意大利”（Pound 349）；“十年一次祝福，/五年一次厌恶，/那就是拿破仑”（Pound 782）；等等。在《诗章》第107 章，庞德写到法国著名的街道田园圣母院街，那是一个充满传奇历史故事的街道：“戴安娜雕像在田园圣母院街粉碎/但是青铜碎片应该在什么地方”（Pound 761），等等。

庞德写意大利文化，最明显的是《诗章》第9—12章。因为在这些章节里，庞德用大量笔墨并频繁使用意大利语，讴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人物马拉特斯塔，不仅以他为焦点描写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通过颂扬他的圣贤风度和人文主义精神，比如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全力保护有价值的艺术和那些有成就的艺术家、复兴和弘扬古希腊文化的遗风余韵等，旨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进行回首、管窥和纪念，这当然包含庞德本人那深藏于心的文化意图[15]。相比之下，现代的意大利人文环境困难重重，问题众多，在庞德看来，需要墨索里尼这样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公牛”进行社会变革和文化重塑。《诗章》第72—73章是著名的《意大利诗章》，用意大利语写成，由于充分暴露了庞德的亲法西斯主义态度和反犹太主义思想，被许多出版社拒之门外，所以1971年的《诗章》全集里并没有收录该部分内容。

庞德写荷兰、比利时、波兰等欧洲北部诸国的文化及其特点。不过，庞德的思维跳跃性很大，需要普通读者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比如，在《诗章》第76章，庞德写道：“除了那些身着毛皮的美丽姑娘们/还有更富有北方风味的（不是北欧）/传统，从梅姆灵到埃尔斯卡姆普，再到/格但斯克的船模型……/假如那东西没有被毁/连同加拉的安息，以及……”（Pound 455）。这短短几句不仅描写了现代社会追求时尚的摩登女郎：“那些身着毛皮的美丽姑娘们”，而且强调说“还有更富有北方风味的”传统。当然，庞德还故意从地理和空间概念方面向读者强调：“欧洲北部”“不是北欧”，然后谈道“不是北欧”的那些文化传统。在庞德看来，“更富有北方风味的”传统中，荷兰文艺复兴时期弗兰德斯画派代表人物梅姆灵是一个符号、比利时象征派诗人埃尔斯卡姆普是一个符号、波兰港口城市达恩茨哥展出的“船模型”是一个符号、罗马皇后加拉是另一个符号。这些文化符号之间无论是空间层面还是时间层面，跨度都非常大，对读者的阅读期待是一种挑战。

庞德写到德国文化及其哲学，展现的不仅有伟大的历史人物（如马克思），还有被世人唾弃的反面人物（如希特勒）。在《诗章》第19章，庞德提到《论犹太民族问题》的作者、哲学与社会科学的鼻祖之一马克思：“他尽力把我引到马克思的话题上来/……/他唯一想谈论的就是马克思”（Pound 84）；在《诗章》第46章继续写马克思，影射他的《1844年经济和哲学手稿》：“卡尔·马克思先生，没有/预见到这个结论，你已经目睹了大量的/证据”（Pound 234）；在《诗章》第48章又以复调的方式提到马克思：“‘变成下一代人的父辈，’马克思写到”（Pound 240）。不仅如此，庞德还写德国法西斯头目阿道夫·希特勒，如《诗章》第 76 章：“看守不认为那是‘元首’发动的/XL中士认为人口过剩”（Pound 457），这里的“元首”就指希特勒[16]；在第104 章，庞德再次提到他：“谁会绞尽脑汁满足感官的需要/……/阿道夫观察后愤怒了”（Pound 741）。庞德在这里以赞赏的口吻描写阿道夫的愤怒，至于他愤怒的后果，庞德认为那是“人员内部出现了一种盲目性”（Pound 741）。从庞德对希特勒的书写来看，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他的亲法西斯主义异端思想。在第80 章，庞德直接将德国人写入诗歌，不过这些德国人是被攻击的对象：“他把他所有的旧印花布/都扔在德国人头上”（Pound 504）；等等。

庞德写到俄国文化，涉及19世纪俄国舞蹈艺术家阿斯塔菲亚瓦，如《诗章》第79章写道：“阿斯塔菲亚瓦在威格莫尔/不可能会认识她/（肯定会放进推车里）”（Pound 484）；涉及对苏联大元帅斯大林的“政治提醒”：“没有广播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等于零/只需要提醒斯大林一点”（Pound 426），“头脑简单的斯大林/没有一点幽默感”（Pound 445）……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庞德对斯大林言论自由、幽默感方面的“不当行为”持批判态度。但是，庞德又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国际影响力，比如，他在《诗章》第84章说美国参议员“范登堡读过斯大林，或斯大林读过约翰·亚当斯”（Pound 540）。在庞德看来，斯大林关于革命的思想似乎来自亚当斯，因为亚当斯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就有“革命发生在人民心中”的论断（Pound 157，246）。此外，庞德还写苏联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列宁，谈论枪支买卖的危害及其连锁反应：“列宁说，枪支买卖导致更多的枪支买卖”（Pound 429）；庞德还写俄国存在粗制滥造，因为庞德认为俄国人“不懂劳动证券的含义”：“可在俄国他们粗制滥造，/显然/不懂劳动证券的含义”（Pound 441）；等等。

庞德写日本文化，策略是借用日本地名或者引用日本典故。比如，在《诗章》第76章，庞德写到日本文化的象征物富士山（Pound 458），认为那是让他充满想象力的东西；在《诗章》第77章，庞德提到道男，即日本艺术家伊藤道男：“因而道男坐在黑暗里，没有一个子儿买热水/然后却说：‘你会讲德语吗？’/对着阿斯昆斯，在1914年”（Pound 469）。在这里，庞德涉及有关道男的典故：道男在一战期间移居伦敦，曾经一贫如洗，在1914年一个夜晚巧遇英国首相阿斯昆斯，彼此用德语交谈，没想到自己因此发迹[17]。庞德以幽默的方式影射以道男为代表的日本人的狡黠，接着书写日本饮食与舞蹈文化：“丁凯太太从不相信他要他的猫/去抓老鼠/也不是为了一顿东方佳肴/‘日本人总是穿大衣跳舞’，他的评论/十分精辟”（Pound 469）。此外，庞德还写日本能剧，这是庞德本人比较喜欢的东方艺术，其中包括对羽衣的描写：“宁芙身披羽衣向我走来，/如同天使的花冠”（Pound 430）以及对日本能剧人物影清（Pound 442）、熊坂（Pound 485）等的描写和刻画等。

庞德写澳洲文化。在《诗章》第74 章，庞德写到旺吉那：“而旺吉那，应该说，是文人/或有教养之士/嘴巴被其父缝上/因为他造了太多东西”（Pound 426）；接着在《诗章》第77 章，庞德又以互文的方式写到此角色：“一个圆形的罐盖上/只有他的名字/因为旺吉那失去了嘴巴”（Pound 474）。庞德在这些章节中书写的旺吉那，是澳洲民间故事里的“虹蛇神之子”，传说他曾经给万事万物命名并创造了世界，但是“因为他造了太多东西”，他的父亲不得不缝住他的嘴巴[18]。在这里，庞德借助旺吉那的传说以及与他相关的文化意象，给读者们展示澳洲文化的传奇色彩和神秘主义特征。

庞德还写非洲文化。在《诗章》第74章，庞德提到非洲索宁克传说中的神秘城市“瓦戛都”四次消失、四次重现的奇特经历：“4 times was the city rebuilded”，同时书写非洲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那与“瓦戛都”和“发萨人”有密切关联的舞蹈节奏和旋律：“城市四次重建，嗬，发萨人！/加西尔，嗬，发萨人！/……/嗬，发萨人！……/嗬，发萨人！/……/嗬，发萨人！在舞蹈中重生”（Pound 430—431）。除了宗教色彩浓厚的非洲舞蹈和音乐，庞德还书写非洲第三长河尼日尔河。庞德认为它不是一条简单的仅次于尼罗河和刚果河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河流，而是非洲土著人安身立命、繁衍生息的文化场所和精神家园。不过，这条代表古老文明的河流在《诗章》中有了不和谐的内容：殖民者入侵，反殖民者在尼日尔河边奋力抵抗，“在尼日尔河边，在尼日尔河边用枪/抵抗”（Pound 437）……

当然，除了上述内容，《诗章》还涉及其他民族文化现象，如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古波斯文化、土耳其文化、古巴文化、巴西文化，等等，不一而足。难怪评论家达文波特在他的著作中一针见血地说：“《诗章》……是一首关于各种文化现象的诗”[19]。

二 《诗章》中东西文化的对话和狂欢

庞德《诗章》的一大特色就是东西文化的对话和狂欢，这既是庞德书写民族史诗的主旨，又是展现世界民族文化的独特方式。

第一，关于对话性。巴赫金在《对话、文本与人文》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表述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话（交际和斗争）中的一个对语。言语本质上具有对话性”；“每一个表述都以言语交际领域的共同点而与其他表述相联系，并充满他人话语的回声和余音”。[20] 也就是说，对话性是文本的一个基本特点，任何文本只要想被人理解和认识，就一定存在对话性；对话性在文本世界里客观存在并积极地发挥作用，有时甚至并不会被人察觉。人类文化作为文本的一种表现形式，自然具有对话的属性；东西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由于异质性必然要求文化之间进行相互借鉴和交流，所以东西文化的对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不可避免。在庞德看来，西方文化日渐衰微，如果要挽救西方文化于水火，必须要参考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庞德心目中，东方文化是值得西方文化学习的对象，但是西方国家和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在《比萨诗章》第76章，庞德这样意味深长地写道：

政府不会信赖这个 中

这个字已造得

完美无缺 誠

献给国家的礼物莫过于

孔夫子的悟性

那名叫仲尼的人

（Pound 454）（黄运特 译）

在该部分，第一行中的“政府”是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和政府。庞德认为西方国家和政府因为狭隘的价值观与理念，加上夜郎自大，不愿学习和借鉴，导致他们对东方优秀的文化思想，如中庸（Chung）思想，竟然一无所知，更“不会信赖”（Pound 454）。东方国家里的“誠”之所以“完美无缺”，就在于它不仅以艺术的形式和以文字的方式庄重地告诉世人“说出的话要能够做到”，而且从其意义和伦理价值角度强调人必须要诚实、守信，可惜西方政府盲目无知，看不到“誠”的价值和功能，这才导致西方国家的混乱和不诚实。为此，庞德希望尽自己的努力，通过《诗章》把“誠”介绍给西方统治者及其人民，因为这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同时，庞德希望西方国家还要知晓孔夫子（Kung fu Tseu）（Pound 454），“那名叫仲尼的人”，因为正是他提出“誠”的重要概念和思想。“而孔子‘誠’的确切定义/传递给西格斯蒙德，/再传递给杜乔、祖安·贝林，或传到罗马外台伯区新娘教堂，/……/直传到我们的时代/神话的帝王”（Pound 425）。庞德的意图很明确，希望东方哲学家孔子“誠”的思想泽被西方世界，传给道德高尚的人，传到教堂，“直传到我们的时代”，给麻木的统治者和“神话的帝王”作为参考，让他们有所醒悟，然后惠及众人。

但是，东西文化对话的条件是什么呢？庞德认为是“扯下汝之虚荣”，并明确地指向西方世界。在庞德看来，西方世界因为傲慢和自以为是，对东方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最终导致东西方文化沟通不畅。这其中的罪责主要在于西方虚荣且不愿学习。所以，庞德在《诗章》中以一种犀利且批判的口吻对西方文化的传承者，比如帕坎，这样说道：

扯下汝之虚荣，

帕坎，扯下！

那绿色盔瓣远胜尔之典雅。

“战胜自我，而后人从尔矣。”

扯下汝之虚荣

……

扯下汝之虚荣，

急于摧毁，羞于慈善，

吾命汝扯下。

实行而非怠惰

此乃非虚荣

（Pound 521）（黄运特 译）

这明显是庞德一语双关式的书写。除了“扯下汝之虚荣”，“战胜自我，而后人从尔矣”，庞德认为西方文化的传承者还要像英国诗人布伦特那样敞开心扉，用积极、自觉的态度吸收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从氛围中收集活传统/或从敏锐之老眼光看那不灭之火/此乃非虚荣”（Pound 522），与“实行而非怠惰，此乃非虚荣”相统一。基于该认识，庞德认为西方文化在与东方文化对话过程中存在的根本的问题是：“谬误在惰于行，/在犹豫之怯懦”（Pound 522）。然而，西方文化的传承者应该秉持怎样的求知态度去维持西方艺术仅存的一点风姿呢？庞德给出的答案是：

造就勇气，或造就秩序，或造就恩典，

……

在绿色世界寻找属尔之地

凭逐步创造或真正艺术

（Pound 521）（黄运特 译）

此外，庞德通过对东西文化的考察发现并察觉到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因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在客观上讲，如果西方文化不了解东方文化，会与东方文化不了解西方文化一样可怕：

对唐史一无所知的傲慢的野蛮人用不着骗谁

宋子文[21]来路不明的贷款也骗不了人

说白了，我们觉得宋子文自己有些钱

在印度比价降为18 ∶ 100

（Pound 425—426）（黄运特 译）

如果西方世界认识不到这一点，继续以傲慢的姿态对待东方文化，并且不屑于与它对话的话，那么结果一定很悲惨。庞德以意大利为例：

整个意大利你连一盘中国菜都买不到

这就要完蛋啦

（Pound 507）（黄运特 译）

当然，从对话的平等性来讲，庞德警告西方世界不懂东方文化具有巨大的危害性，这对东方世界也是一种善意的警示和提醒。毕竟，“对话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22]。而且，也只有这种有针对性和互动性的对话存在，一个完整的中西文化对话才会产生并发挥作用。不过，从时代背景来看，东方文化在那个时候因为封闭且遥远，的确显得有些被动[23]。好在以庞德为代表的一批热爱东方文化的西方学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先知先觉的能力，能够积极主动地将自己习得的东方文化观念付诸行动，最终对东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起到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第二，《诗章》里除了东西文化的对话，还有东西文化的狂欢。这种狂欢“使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聪颖与愚蠢等接近起来、融为一体，使等级规范的界限被打破，从而形成众声喧哗的杂语世界”[24]。

首先，东西文化的狂欢表现在东西方语言的狂欢。在《诗章》中，真可谓杂语纷呈：不仅有（古）英语、希腊语、拉丁语、罗曼语、普罗旺斯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西方语言，还包括汉语、日语、印度语等东方语言，是20多种语言文字的自由嬉戏和诗性唱和[25]。这里试举两例：《诗章》第51章虽然简短，诗行之间却有多种语言交相辉映。除了英语是主要媒介用来描述“usury”的弊端，里面还出现意大利语“La Calunnia”、希伯来语“neschek”、德语“Königsberg”，并且在该章的最后使用汉语“正名”，这也是《诗章》第一次使用“正名”[26]，第二次使用汉字[27]。在《诗章》第74章，涌现出更多语言的嬉戏和狂欢。除了现代英语表达，还有古英语“bringeth”“giveth”、现代意大利语“la Clara a Milano”“la Donna”、意大利古语“virtù”、希腊语“χθóνιá γɛ'α，Μƞ'τηρ”、拉丁语“consummatum”“Sunt lumina”、古代波斯语“Zarathustra”、希伯来语“Jeremiah”、德语“Von Tirpitz”、日语“Fujiyama”“Kagekiyo…Kumasaka”、菲律宾语“Dai Nippon Banzai”、罗马尼亚语“Perdicaris”、法语“Le paradis n’est pas artificiel”、西班牙语“San Juan”、俄式英语“tovarish”“Nevsky”、庞德根据英语“paradise”戏仿的词“Hell-a-dice”、英语与汉语拼音的混搭“Mt.Taishan”、纯粹的汉语拼音“Yao”“Shun”“Yu”、庞德自造的汉语拼音“Ouan Jin”、汉字“莫”以及“显”的繁体字“顯”，等等。因为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发展和思想传承的载体，也是文化意义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载体，所以东西语言的狂欢也意味着东西文化的狂欢。

其次，东西文化的狂欢表现在“一符多音”的文化呈现及其表述。文论家哈桑曾说：“‘狂欢’……丰富地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性、无我性、反讽和种类混杂……狂欢在更深一层意味着‘一符多音’。”[28] 在《诗章》中，读者可以找到许多“一符多音”的东西文化狂欢的例子。这里试举一例：

在《诗章》第84章，庞德写道：

当你踏上最高的台阶

阶层

此为清晰的区别

ming明 此为区别

约翰·亚当斯，亚当两兄弟

具有我们精神的规范

……

弥迦曰：

各以其……之名

因而瞧着那噼啪作响的尼古丁罐和

陈旧的威士忌

（在出去的路上）

熊同志[29]说：

我愿意相信美国人。

（Pound 539—540）（黄运特 译）

对于该部分，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其多声部的表述进行论证和考察。从语言方面来看，这里有九种不同风格的东西方语言的唱和，包括法语“quand vos……”、意大利语“l’escalina”、希腊语“ƞ' θoɛ'”、英语“gradations”“distinctions”、汉语拼音“ming”、汉字“明”、古英语“saith”、希伯来语“Micah”和庞德杜撰的俄式英语“Kumrad”等；从叙事方面来看，这里实现了多个人称的复调：有第一人称“我”（I）和“我们”（our）、第二人称“你”（vos）、第三人称代名词“约翰·亚当斯”和“亚当两兄弟”（the Brothers Adam）；从内容方面来看，这里着力于凸显“一符多音”式的喧嚣场面：庞德首先以对话方式主动邀请读者思考和讨论“当你踏上最高的台阶”会怎么样？接着用断裂式的语言提示“台阶”与“阶层”有清晰的区别，如同“ming”对应的汉字“明”一样；“明”字包含“日”、“月”，“日”、“月”都会发光，但是“日”与“月”属于两种不同的物质。亚当斯是美国第二任总统，在庞德看来，他是美国领导人当中的杰出典范；“亚当两兄弟”除了指亚当斯自己，还包括为美国立下汗马功劳的“sheriff”[30]，他们都代表“我们精神的典范”。庞德在此引用古希伯来先知弥迦的话解释说：“各以其……之名”。可是现实社会又怎样呢？看看“出去的路上”“那噼啪作响的尼古丁罐和/陈旧的威士忌”就知道了。这是一种反讽式叙述，庞德试图表明现代社会的混乱和颓废。“熊同志”也经不住发表言论：“我愿意相信美国人”。这其实是庞德“一符多音”的结果：一方面让读者知道那混乱的社会原来暗指美国，另一方面表达庞德本人对美国社会现状的批判和不满。或许庞德还有第三个用意：在他看来，“熊同志”所代表的俄国本来与美国实力相当，但是如果美国再不改变现状，“日日新/日新月异”，美国就会落后，那么美国一定会被俄国嘲笑。由此可知，庞德此处的“一符多音”除了表达哈桑所说的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之外，还表达一种潜在的意图，即他的个人隐忧和拳拳爱国之心。

此外，东西文化的狂欢意味着东西文化遗产及传统之间的自由共享与相互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庞德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风格特点，才使他创造性地翻译出彪炳史册的《神州集》；正是因为庞德孜孜以求地吸收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及传统，才使他的《诗章》充满磅礴汪洋的内容。对于这方面的思考和认识，新超现实主义诗人默温说得恰到好处：“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的影响，美国诗无法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