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永远的苦难之旅》：饥饿

冯积岐的小说具有苦难、忧郁的气质，似乎这些人类永恒情感的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长在了他的身体里，与生俱来，如影随形，挥之不散。这种苦难、忧郁的感情种子一旦碰到适合生长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快速成长。不知幸运与否的是这种子真的碰到了合适的土壤，在作者身上、在他的小说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说其幸运是因为正是这种子成为作者的气质，成就了其小说的独特品质；说其不幸是因为这种子碰到的土壤的养分却是酸涩、苦难的，作者的气质、其小说的特质都是在这种养分中成长和获得的。

苦难在冯积岐的笔下呈现为多种形式。从苦难承受者角度来看，苦难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当然就冯积岐的小说写作历程来看，苦难最初表现在个体或者几个人身上，最后表现在群体身上，这表现出了作者把握生活的能力和观察主体的能力，也是作者主体创作意识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的显现。从苦难的内容来看，冯积岐小说中的苦难表现为多种形式，或者以饥饿、疾病、金钱匮乏等物质形式表现，或者以性欲不满、权力戕害等精神形式表现。这表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生活体验的敏感性。从苦难所表现的内质来看，在冯积岐小说中，大多表现出的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即人类苦难和困顿性的一面，生活中欢乐和幸福的一面似乎遥不可及，总被这些苦难遮蔽着。总之，冯积岐的小说总是在诉说着人类的苦难，而且这种苦难呈现出不能完结性——成为永远的苦难之旅。

在冯积岐的小说中，主人公一直都是敏感、忧郁的，似乎在他身上人性中欢乐和幸福的一面都被生活的苦难所遮蔽，生活呈现给他的永远是忧伤和艰难，这成为其小说主人公生活的主基调和主色彩。他或者被时代所压迫，或者被同时代的人所压抑，在这种大小环境的双重压制下，主人公注定不能摆脱其苦难的生活与苦难的人生。另外，这种苦难的特质不仅表现在主人公身上，也表现在主人公所代表的特定群体身上。当然这种苦难并非是一开始就以群像的形式出现，在冯积岐的小说中，苦难的内容是双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有，但最终都以精神的痛苦为主，这其中渗透进作者多重的观察视角，也有其在这一方面写作的路数，那就是物质上的痛苦最终将转变为精神性的痛苦，苦难总以精神痛苦的形式向读者展示，相比较而言，物质上的困顿和苦难似乎成了精神苦难的对比物，物质上的苦难最终似乎变得微不足道，而精神的困顿和苦难似乎总也逾越不了，它像个幽灵一样总徘徊在冯积岐的小说中。在冯积岐的小说中，苦难是人类生活的内质，似乎人类除了苦难还是苦难，这种苦难以其不可完结性在冯积岐的小说中表现出来，不仅表现在其众多的短篇小说中，还在他大多数的长篇小说中。

冯积岐的小说与其个人对生活的体验分不开，在他的少年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就在苦难中汲取生存的养分；他讲述了自己在1979年被纠正成分后，积极投入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开始写作。他的青年时期是在写作中证明自己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证明’建立在他人的肯定和承认之上是很痛苦的事情”[1]。他对自己的创作也是如此认为，他说：“我不可能像我的祖母一样，把自己在文学上的创造和价值建立在当代的某些人的认同或褒奖上。我顽固地相信，只有时间才是最好的证明。”[2]在他看来，真正的证明不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能干什么、干不成什么”[3]，而是对“自己没有达到自己所理想的高峰”[4]的迈进。所以他在青年时期的写作正如他一再强调的：写得很苦。这种苦，除了身体上的，从家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医院的身体之苦外，还有自身对于写作的绝望、对于人性复杂性和宽广性的不断探寻所产生的精神痛苦。这些在冯积岐的小说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冯积岐的小说中，苦难表现在人最应该幸福、最应该欢乐、最应该对未来生活抱有美好想象的少年时期；表现在人最应该奋斗、最应该积极、最应该对未来激情澎湃、最具有冲击力的青年时期。苦难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是有原因的，这与冯积岐的自身经历有关。冯积岐在其访谈录里讲道：“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脸上被刻上了‘红字’。最使我痛苦的是，我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一个‘狗崽子’的艰难人生我就不细说了。我开始了不是人的人生。我的生活状态如同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地洞》中的老鼠，即使在地洞中也是惴惴不安。在以后的青年和中年的前半期，我左冲右突，总是冲不出心理上的囹圄。”[5]他还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村和我年龄相仿的地主‘狗崽子’有三个自杀了。我也曾自杀过——用两颗钉子系住一根绳子去上吊，结果，钉子抽脱了，自己跌在了地上。”[6]这可以看出，他的少年时期过得极其压抑，这些话给了我们分析冯积岐小说的入口，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得本应幸福、欢乐、对未来抱有美好幻想的少年成了一个惴惴不安、毫无安全感的病态孩子。这种状态并不只是来自于物质上的压力，更多是来源于精神，在冯积岐的访谈中，他甚少谈到物质生活的困顿和匮乏，谈得最多的反而是对于知识探求的不可得所带来的痛苦，最使他痛苦的是他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冯积岐所认为的苦难是一种心灵上的，也就是他后来所讲的“我确实历经了其他和我同龄的作家很少历经的苦难，这不仅是饿过肚子，要过饭。创伤主要来自人格的凌辱，自尊心的伤害，尊严的被践踏。心灵的苦难才是苦难的真正块垒”[7]。这直接导致了他认为的“不是人的人生”，而这种不是人的人生使他的心理状态即使在安全的物质环境下，仍然惴惴不安。这种苦难比物质上的苦难更能折磨人，也更能消弭人的精神。在冯积岐的小说中，描写了很多人，每个人都性格不同，面貌各异，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生活悲惨，大多都经历过苦难的生活，身体和精神在苦难的生活中都受到磨炼。在他的小说中，身体的苦难大多来自于饥饿、病痛、性压抑；精神性的苦难大多来自于权力；小说中所呈现出的苦难以身体苦难为基础，继而上升为精神苦难。总之，这些苦难以饥饿、性、病、死亡等形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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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积岐的小说中描写了众多的饥饿图景，但大多都是对于饥饿感的描写，这种描写大多都是主人公少年时期的感受。他在《敲门》中描写了十三四岁的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饥饿景象，“母亲给丁小春说……母亲实在走不动了，就撅坡地里的野草吃。不要说那野草是什么味儿，只要能撅得动只要能咽得下，母女俩就吃，哪怕那野草含有毒汁毒素，哪怕那野草吃下去当即毙命，只要当时能把肠胃填一填。母女俩大嚼大咽，以致嘴角里绿水长淌，口腔里发涩发苦发麻，直到失去味觉。母女俩像牛一样贪婪地吃着野草，边吃边走”。而丁小春的母亲在叙述饥饿感时说：“人一旦饿极了，不要说吃草，看见石头都想吃。饥饿不但折磨人的肉体，也折磨人的心性。母亲说，外婆为了要一把面，把比自己小一辈的小媳妇叫姨叫婆。母亲说，假如有人把刀给她架在脖子上，她也不会跪下求生的，但在饥饿面前，她不屈服是不可能的。”[8]而这并非作者众多小说中的独一场景，在他的《关中》中，他描写了三年困难时期一群沦落为叫花子的“甘肃客”的饥饿景象。“甘肃客”都聚集在村子东边的地窖里，为了活命，大多女性和孩子就跟村里的光棍汉们生活在了一起，不问年龄，不问美丑，只要能活命。而忍受饥饿的孩子被人收留后，当“我问朋友，想不想他的亲生父母？朋友说，不想。我说，为啥？朋友说，亲生父母没有养活我长大成人。对朋友的这种感情，我很难过……饥饿改变个人的感情和性格”。饥饿让19岁的少女与村里40多岁的中年人生活在一起，而村里偷苜蓿的三个年轻女人，顾不得廉耻也要留住偷来的苜蓿，甚至有一个女性把裤子脱下来装苜蓿，当村里人要抢苜蓿时，她更是死命抱着不放。《沉默的季节》中宁巧仙为了200斤粮食，被六指占有，周雨言也讲：“饥饿是一种饱胀的感觉，是对食物强烈的难以抑制的欲念撑破肚皮的饱胀，欲念使你惶惶不安使你无可奈何使你丢弃了所有的标准规则而不顾，只想去满足你的欲念，即使你当即死去，欲念也不会随着死亡而咽气，它还在跳跃，在撺掇你去制服它或克服它。饥饿像一个打手，将我的意识越挠越清晰。”[9]周雨言的母亲因为饥饿难耐，“将手伸进了主人家的猪食槽里去抓吃一块被主人丢弃的高粱面搅团，主人发觉之后，以为她是一个明目张胆偷人的贼，就将她的头颅硬向猪食槽里按”[10]。在冯积岐的笔下，饥饿不仅给人的身体带来不可抗拒的伤害，人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摧残，人变得没有尊严，没有羞耻感，以至于人的亲情也会因为饥饿而消失殆尽。正如作者所言：“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觉得，饥饿确实会扭曲人性，使人变得像狼一样凶。饥饿太神圣了，饥饿太残酷了。”[11]饥饿的感觉不仅来自于肠胃，来自于身体，它还会上升为精神内容，改变情感，扭曲性格，让人顾不得尊严，使人性扭曲，这成为冯积岐小说中探寻人性复杂性的一个入口。

注释

[1]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2]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3]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4]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5]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6]李继凯：《复杂人性的探寻和文学生命的建构——关于冯积岐小说创作的对话》，载李继凯主编、苏敏选编《冯积岐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53页。

[7]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载《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8]冯积岐：《敲门》，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9]冯积岐：《沉默的年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10]冯积岐：《沉默的年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11]冯积岐：《关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