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古传说
一般而言，古代传说本不足以论史，因为古代传说中常常人神不分、真伪夹杂，人们会习惯地将传说混同于神话。又有谁愿意把神话当作历史呢？然而讲中国的上古历史，又须从传说讲起。为什么？因为中国古代传说不等于神话。这是我的发现，也是我的观点。
我以前学习和研究史前史，读到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摩尔根将史前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前两个时代又各自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依摩尔根的分期，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人们为了在大猛兽中间生存，不得不住在树上；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人们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使用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人们开始由渔猎转入畜牧业，其特有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人们已懂得谷物的种植；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这一阶段发明了文字，并应用于文献记录，逐渐过渡到文明时代。这是摩尔根对西方史前各文化阶段分期的大略。
随后我读到清人马骕编的《绎史》，发现此书所排列的中国古代传说有一个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前后延续的系列，这个序列正好与摩尔根所述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各个阶段一一对应。我据此提出，中国上古传说由来有自，很可能是由上古时代口耳相传的“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因而这些传说有真实历史的影子在。
根据这个发现，我写了一篇文章——《论中国古代文化基因的形成》，三万多字。首次发表于杜维明先生主持的世界人权学术讨论会上。当时来了多位外国著名学者。会上，外国学者讲了什么，杜维明先生现场翻译给中国学者听；中国学者讲了什么，他又现场翻译给外国学者听。他在翻译并评论我这篇文章时说：“姜先生的文章是这次会议上最长的论文，其中讲了中国上古的神话。”我当时立即插话纠正说：“不是上古神话，是上古传说。传说与神话不同，有真实的史影在其中。”我这篇文章根据传说来立论，从实证历史的角度看，不免有些大胆。但我了解到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大学者都很赞同我的看法。
关于中国上古历史的记载，主要依据《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这几部经书。这几部书不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也是最古老的书。还有哪些书比这些书更早？没有。这些书就是中国从上古流传到今天的最古老的书，我们称之为“中华元典”。“元”有“开始”的意思。
关于“六经”或“五经”，有两个排序方法。最早的排序，或者说先秦的排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儒家根据这些文献在当时教育上受重视的程度或作为教材的先后来排序的。然而到了西汉刘歆那里，便依据各部经典中出现得最早的人物来重新排序：《周易》在《易传》中谈到了伏羲，因而把《周易》排在了最前面；《尚书》首篇《尧典》谈到了尧、舜，因而排在《周易》之后；《诗经》中最早谈到殷商的祖先契和周族的祖先后稷，因而排在《尚书》之后；《礼》相传为周公所作，因而排在《诗经》之后；《春秋》为孔子所作，时代最晚，所以排在最后。
《周易》《尚书》所谈到的伏羲、尧、舜、禹的事迹，属于后人的追述。因为没有伏羲、尧、舜、禹时代的文字作佐证，我们将之视为“传说”，它接近我们通常所说的“口述历史”。是古人通过历代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下来的集体历史记忆。
中华元典“五经”与基督教的《圣经》不一样。基督教《圣经》开篇的《创世纪》讲“上帝创世”，没有什么历史依据。中华元典“五经”所讲的历史是有根据的，它有真实历史的影子。
中华元典“五经”所反映的上古历史，与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有很大不同。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常常歌颂武力征服，讲他们的英雄先祖征服了哪些国家和部族，作为史诗流传下来。什么是“史诗”？就是关于先祖的历史故事，通过古老诗歌的传唱流传下来。那时候没有文字，只能靠口头传诵。诗歌有韵，便于背诵，便于记忆。有的传播者是盲人，盲人的记忆力超强。荷马就是盲人，他所传的史诗就称作《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就是一部英雄史诗。英雄史诗的中心人物是英雄，史诗的内容是歌颂武力征服，一个部族征服其他部族。
中华民族没有英雄史诗，你见过哪一部书是英雄史诗？没有。但中国也有史诗，《诗经》里“颂”和“大雅”的一些内容就是史诗。里面歌颂周人先祖，但歌颂的不是征服其他部族，而是歌颂周人先祖如何筚路蓝缕，建设家园，歌颂先祖有什么发明，如《后稷》篇歌颂后稷对农业的贡献。这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的是“人文化成”，而不是武力征服。
《周易》中所提到的伏羲氏被视为中国的“人文始祖”。伏羲氏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是农业文明之前的渔猎时代。那时人们靠捕鱼、狩猎、采集植物种子维持生存。
往后是神农氏时代，神农氏也在《周易》中被提到。神农又被称为“炎帝”，因而有“炎帝神农氏”的说法。神农时代，人口慢慢多起来，只靠以前捕鱼、狩猎和植物种子采集不足以维持人们的生存。后来人们渐渐发现，植物的种子不仅可以吃，还可以种植、收获，于是有了农业种植，正如《白虎通·号》记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农业时代和以前的渔猎时代有很大不同，在渔猎时代，有时打猎要跑到很远的地方。这就需要有很大的空间范围。农业社会不一样，农业种植只要有一块田地，就可以养活较多的人，人们由此可以相对稳定地居住在一个地方。在传说中，神农也是医药发明的祖先，所谓“神农尝百草”，说的就是这件事。
然后是黄帝时代，今天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即炎帝、黄帝的子孙。
这是华夏文明的酝酿期。相传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如房屋、舟车、衣裳、水井等。“黄帝”又称“黄帝轩辕氏”。“轩辕”跟车有关，有人说是最早的北方高车。我们现在看内蒙古牧民转场，当一块放牧地的草被马、牛、羊吃过后，就要转场。牧民毡房等物要用车拉着走，这种车可能就与“轩辕”有关，在黄帝时期那可是非常先进的生产力。《汉书》记载：“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交通的方便加强了不同地域人们的交流，促进了不同文明的碰撞融合。
那个时候，所谓“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不一定是一个人，可能是延续若干代的氏族。中国古籍《尸子》说“神农氏传七十世”；《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传十世。按这种说法，“炎帝”“黄帝”所指就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一种氏族世代的代称。
根据现代考古界的说法，中国农业文明至少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流域和六千五百年前的西安半坡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时期应该是传说的神农时代的早期。又过了两千多年，才到黄帝时期。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从考古学的角度说，当然不止五千年文明。但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说，从甲骨文算起到现在，不到三千五百年。之所以要说五千年文明，是顺着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讲的。司马迁从炎帝、黄帝开始讲中国历史，五千年是个约数。
因为司马迁《史记》关于夏朝有明确的世系记载，我们通常把夏朝以前的历史称为“传说”。但也有人认为应该更严格一点，凡没有当时文字佐证的历史，都可以视为“传说”。如果这样，距今三千五百年前的历史暂时都应以“传说”看待。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个人还是愿意从上古传说时代说起。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从黄帝开始写，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黄帝以后的颛顼值得提一下。从颛顼时代开始有了原始的垄断性的宗教。原始社会，巫术盛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巫术”与天神沟通，人人都可以传达所谓“天神”的旨意，这就导致了社会的混乱。为了平息这种混乱，颛顼时期开始进行原始宗教的改革，明令规定只有大酋长指定的巫师才可以进行与天神沟通的活动，禁止其他人胡乱作巫术，断绝地上其他人与“天神”相沟通，叫“绝地天通”。这样就形成了政治统治集团垄断性的宗教。
再往后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尧舜时代。尧舜时代是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尧舜时代，最高政治权力实行“禅让制”，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实质上，“禅让制”属于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推选制。尧舜时代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和谐的关系，构成了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模式，为儒家所津津乐道，因而有“祖述尧舜”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