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国内外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应该说还是比较充分与深入的，尤其是青藏高原本土学者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相关专著，但是对于史诗从说唱到戏剧的演变研究一直以来在学界是空白的。对于史诗研究取向大致沿着梳理格萨尔史诗文学的诸构成要素和探析格萨尔史诗的宗教渊源与社会行为这两种发展方向演变而进行。其研究着眼点集中于格萨尔的文本翻译、语言修辞、艺人演唱类型等诸多方面，且取得了颇多的成果，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以抢救、搜集和整理艺人的文本为主，以艺人和文本的研究为辅，认为格萨尔史诗是由散韵文演唱而成的，由研究者将发现的口头艺人说唱故事录制编辑，对此进行了严谨而认真的探索，并依据民间叙事诗的形式解读史诗。

此阶段研究的代表人物有角巴东主、黄志、旦正等研究员。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搜集、整理《格萨尔》史诗这样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在“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连续三次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九五”期间，则把编纂出版40卷的精选本作为重点科研项目加以推进。这其中，青海省由于是《格萨尔》史诗流传最广的地区之一，自然成为发掘、整理、翻译、出版、研究《格萨尔》起步最早的省区之一。据著名学者角巴东主先生介绍，早在1953年，青海省就开始搜集整理《格萨尔》口头说唱本，1958年搜集到16部，40万字，并译成汉文。在20世纪60年代，青海省《格萨尔》研究所开展大规模的民间调查搜集工作，获得了大量的《格萨尔》手抄本、木刻本和画卷、绣像、雕塑、宝剑、铠甲、弓箭等文物。长期以来，该所对格萨尔口头说唱本、说唱艺人、格萨尔遗迹、文物进行记录、整理、翻译、录像、艺人保护等抢救工作。截至目前，发现说唱艺人100多名，并为其中的55位著名艺人建立了艺术档案。此外，出版学术著作、古籍整理、翻译著作等100余部，发表论文1000余篇。其中已搜集到藏文原始资料28部74种之多，并翻译为汉文；整理、出版《格萨尔》藏文本35部。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1957年青海省委发出了《关于继承发扬本省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指示》，号召全省文艺工作者，积极抢救流传在民间的民间文学。青海省文联根据有关指示精神，组织人力对史诗进行了初步调查和搜集。到1959年5月，全省已搜集到8部，初步译成汉文的约400万字。另外，还搜集到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收藏的藏文《格萨尔王传》影印本两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岭格萨尔的故事》全部，法国达维·尼尔的英译本《岭·超人格萨尔的一生》，蒙古人民共和国语言学副博士策·达木丁苏伦的《格萨尔王传》研究论文集等。据统计，1957年至1964年，青海省累计搜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有28部74种之多。当时，青海省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将全部藏文资料翻译成了汉文，铅印成内部资料本，2000多万字，拥有了可能找到的国内外所有的关于《格萨尔》的论著、参考资料、访问记等各种材料。[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有关单位及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三年的努力，青海省不仅聚拢了“文化大革命”中散佚的藏文手抄本、木刻本及铅印的汉译本资料，同时在玉树、果洛等地搜集到了15部资料本（含异文本）。据1987年统计，青海省已搜集到各种藏文本57部、120种（含异文本），汉译文28部、42种。此项工作为后来的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工作创造了条件。青海省在搜集史诗的整个工作中，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多，是其他省区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是最瞩目的。[3]

第二，在21世纪初期，不仅抢救、搜集和整理格萨尔艺人的文本，而且开始着重关注艺人和文本的研究。

梳理该阶段研究历程及内容，我们不得不提到青海省著名的藏族专家角巴东主。角巴东主系青海省文联原副主席、巡视员，青海省《格萨尔》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格萨尔》学会副会长，青海省《格萨尔》学会会长，中共青海省委党校聘请教授，青海师大聘请教授，青海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青海省政协咨政室咨政，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格萨尔》硕士生导师，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审视角巴东主的研究成果，我们不仅能切身感受到作为一名藏族地方学者对《格萨尔》史诗的热爱之情，更能捕捉到他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价值取向，即不仅抢救、搜集和整理艺人的文本，而且开始着重关注艺人和文本的研究。正是他的潜心钻研，角巴东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至今。出版的作品有：《格萨尔新探》、《〈格萨尔〉疑难新论》、《神奇的〈格萨尔〉艺人》、《藏区格萨尔遗迹遗物普查与考证》、《〈格萨尔〉儿童文学丛书》（六本）、《八部〈格萨尔〉汉译本系列丛书》等40多部书。其中专著《〈格萨尔〉新探》的出版，填补了无藏文版《格萨尔》研究专著的空白。其主编的我国第一部《格萨尔》儿童文学丛书（六本）于199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无藏文《格萨尔》儿童文学丛书的空白，此成果荣获1998年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入选奖。《八部〈格萨尔〉汉译本系列丛书》，于201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无《格萨尔》汉译本系列丛书的空白。此外，经他翻译整理公开出版的格萨尔成果有12部：《格萨尔·琼察五兄弟》、《格萨尔·丹玛青稞宗》、《霍岭大战》（上、下册）（精选本）、《吉茹珊瑚宗》（精选本）、《卡其松耳石宗》（精选本）、《托岭之战》（精选本）、《杂日药宗》（精选本）、《阿扎玛瑙宗》（精选本）、《格萨尔·岭国歌舞》、《格萨尔·吉祥五祝福》、《格萨尔综合本》等。此外，在《中国藏学》《西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论格萨尔的生平探讨》《论〈格萨尔〉与宗教的关系》《论蒙藏〈格萨尔〉的关系》《格萨尔遗迹考略》等60余篇藏学论文。由于他的学术影响力，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格萨尔》学术讨论会，例如，分别于1995年、1998年、2000年、2006年、2010年应邀参加了在奥地利、美国、荷兰、德国、加拿大、蒙古国等国举办的第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届国际藏学会，并宣读论文。2002年10月，参加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并担任副团长出访法国、德国、葡萄牙三国进行学术交流。2011年应邀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讲学，2012年3月应邀赴日本外国语大学讲学等，为传播弘扬《格萨尔》史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2年，由角巴东主先生主编完成《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包括《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一——《丹玛青稞宗》，《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二——《辛丹内讧》，《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三——《大食财宝宗》，《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四——《卡切玉宗》，《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五——《象雄穆德宗》，《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六——《歇日珊瑚宗》，《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七——《雪山水晶宗》和《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八——《阿达拉姆》。为格萨尔遗产的挖掘与整理做出了贡献。

为进一步将有关研究系统化、深入化，角巴东主先生围绕《格萨尔》史诗内容，积极申报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课题，例如，2003年全国哲学社科研究项目“格萨尔数据信息建设”、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藏区《格萨尔》遗迹遗物普查与考证”并于2006年被列为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2007年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40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2008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攻关项目“《格萨尔》新探”、2009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藏区‘格萨尔’说唱艺人普查与研究”、2013年“藏文《格萨尔》流传版本普查与研究”被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由于角巴东主先生所做的巨大贡献，1997年被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授予“《格萨尔》抢救与研究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称号；2004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国文联授予“全国首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12年被授予“青海省有突出贡献老文艺家”称号。

在这里，还要提到格萨尔学著名大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自1958年他从事藏文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开始，到1980年夏，主要从事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和藏族当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在“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连续三次担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王传》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的项目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1986年由他撰写的《〈格萨尔〉初探》出版，这是我国研究格萨尔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我国学术界研究我国史诗的第一部专著。它填补了我国民族民间文学领域里一个重要的空白，从此结束了我国没有研究史诗专著的历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中《格萨尔论》 对史诗文本结构、文本内容的分析和理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把“社会反映论”的原则作为唯一的审美标准对文本的历史、文化、思想、艺术的元素加以解读，用实证主义方法分析艺人类型，为此后格萨尔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自2010年以来，从文艺学和文学批评的视野下阐述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元素和主体性作用，并从比较和互文性审美意识对史诗艺人、文本和语境做全面的理性透视。

此阶段研究代表人物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员诺布旺丹。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伏藏史诗：藏族史诗的困境》，阐述了伏藏在《格萨尔》史诗中既表现为一种传承形态，也表现为一种文本类型。它是佛教伏藏传统在《格萨尔》文化传统中的嫁接和移植，也是史诗佛教化的主要因素。佛教化在《格萨尔》史诗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史诗思想内容和故事范型的佛教化、史诗传承形态的神秘化和史诗文本类型的书面化。《艺人、文本和语境：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正是诺布旺丹通过对格萨尔文本、艺人和语境三者结构性关联和互动的阐释，揭示了活态史诗格萨尔的演进历程。就史诗文本而言，格萨尔史诗经历了从历史到民间故事、从民间故事到神话、从神话再到史诗的发展过程。从艺人身份的演变角度讲，经过了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再到职业化或半职业化三个阶段。从史诗语境的变迁来说，经历了诗性思维、泛佛教化和后现代三个阶段。本书的写作在掌握了大量的田野资料基础上，借鉴和应用口头诗学、宗教学、符号学、象征学和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格萨尔史诗的发展脉络，而且对格萨尔艺人的称谓、类型与源流批评，格萨尔文本化的发展历程，格萨尔的当代语境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格萨尔史诗的逻辑发展脉络便是，发端于“史”，演进于“喻”，完成于“境”。

对于诺布旺丹的研究，国际史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文所所长、研究员朝戈金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迄今为止，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大多数还是对外在现象的描述式文字，理论的提升很不够。就此而言，诺布旺丹的著作，在问题意识上，在研究方法上，在解析材料上，进而在较为宏观地把握史诗传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语境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这是要充分肯定的。

著名作家阿来对于诺布旺丹的研究认为：《格萨尔》史诗可以说是一部藏族人的心灵史，一部藏文化的百科全书，于是，格萨尔史诗的流传与艺人的特殊生存状态本身自然就构成了一种特别的“社会事实”，旺丹这部专著，从诸多艺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入手，也就是以“叙述体加以呈现”，详细地呈现了这种具有特殊性的“社会事实”，结果自然就构成了一部奇特的“民族志”——关于一部伟大的心灵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由那些看似寻常，却以通灵一般的状态民间艺人所传布的“民族志”。

第四，在格萨尔音乐方面的研究学者和成果比较多。青海省扎西达杰发表于《中国藏学》1993年第2期的《〈格萨尔〉的音乐性》[曾于第二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一文从“贯穿始终的音乐性”“浓笔描绘的音乐现象”“庞大的音乐曲名体系”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史诗本身包含的丰富的音乐内容和表现出的高度的音乐性。他认为：（1）最早的《格萨尔》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唱出来的；（2）从散文到诗歌，整个的故事、对话都是在“歌唱”状态中进行；（3）在《格萨尔》中，音乐不是外加的饰物，而是史诗本体、本质的反映；（4）《格萨尔》的音乐不是简单的、原始的音乐，而是形成了一定见解、理论，并具自己体系的较高级、较复杂的音乐。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和一定的实用价值；（5）《格萨尔》中描述的丰富的音乐现象，为认识、研究藏族古音乐、古歌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参考的依据；（6）史诗文字本身反映出的强烈音乐性，说明《格萨尔》是熔史诗特点与剧本特点于一炉，将文学性与“歌唱式”聚于一身的混合产物。即从文学角度讲是鸿篇的英雄史诗，从艺术角度讲是巨型的音乐诗剧。实际上，扎西达杰已经涉及戏剧领域的研究了。青海省学者郭晋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就格萨尔藏戏曲牌音乐有较为详细的研究。

第五，关于藏族格萨尔藏戏的发掘与研究，晚于史诗本体的研究。主要由曹娅丽教授在长期的从事藏戏学研究中，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青海果洛地区演出《格萨尔》戏剧剧目十余部，戏剧团体24个。

那是2002年7月，笔者在青海果洛地区考察时，首次发现了以演出格萨尔史诗为主的藏戏，亦称为果洛“格萨尔”藏戏。在每年藏历新年，青海果洛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均有演出格萨尔藏戏活动，格萨尔等剧中角色，穿着戏装，骑着真马，手执兵器，在高亢激越的《格萨尔王传》说唱曲调旋律中，“厮杀”在绿茵草原上。四周围观的牧民一厢情愿地把历史再现在现实生活之中，再现在自己的眼前，同主人公一起在失败与成功中经历悲欢离合的情感体验。特别是新年至时，也配合主人公唱起传统的说唱曲调。戏里戏外，角色与观众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完全融为一体。这次发现的学术价值，不仅了解到一种奇特的原始形态的藏戏演出，更在于从说唱艺术蜕变为代言体戏剧综合形态，存在于戏剧发生学的普遍含义。曹娅丽据此写出的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藏戏学界的关注[4]。

由此，曹娅丽教授开始关注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研究、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民族志研究。特别是，关于遗产背景下的格萨尔戏剧艺术这一研究，近年来有了较为深度的综合研究。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艺术学、民俗学、文学的著述也涉及格萨尔戏剧遗产各个领域，如马盛德、曹娅丽合著的《人神共舞：青海宗教祭祀舞蹈考察与研究》，有一章关于格萨尔戏剧研究的内容。西藏刘志群研究员著的《中国藏戏艺术》《藏戏与藏俗》和《中国藏戏史》，曹娅丽教授的《青海藏戏艺术》《藏地诗颂：青藏高原藏戏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和《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的研究》，还有戏曲理论家曲六乙先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王文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剧种发展史》等都有专章阐述，其中曹娅丽教授在对果洛格萨尔乐舞和戏剧的研究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与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为本项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借鉴。还有《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研究》从青海果洛格萨尔戏剧演述入手，对于格萨尔戏剧遗产传承现状，戏剧演述形态、戏剧功能等方面做了深入考察，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格萨尔戏剧演述形态与遗产保护的，即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变迁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在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学术成果、学术视野等方面引起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受到关注。

此外，在曹娅丽教授关于“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中对于格萨尔口头史诗表演传统文本与戏剧文本书写的比较以及所呈现的戏剧形式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发现史诗从说唱到戏剧的演变，是关于戏曲发生学的研究，这一发现值得深入而系统地考察与研究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过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展开以青海果洛、玉树、黄南等地区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研究，通过田野考察从艺术人类学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的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呈现出来的戏剧表演形态、格萨尔说唱者表演行为、文本书写进行观察，试图对格萨尔戏剧演述类型及文本多样性等做出较为全面的描述和理性分析，探讨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研究，从而揭示格萨尔戏剧演述本质和全貌，使其成为一种集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研究。而且我们认为它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艺术或宗教现象，而是与人有着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生活及意识处在某一特定结构系统中的文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