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致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要感谢诸多同事和朋友。首先，最为感激的是蒲立本（E.G.Pulleyblank）教授（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剑桥的汉学教授，他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并一直对我关照有加。他为我们理解唐代思想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下文将提及他在这一领域的著作对本书结构的影响。此外，他还通读这一研究的初稿，并提出简明扼要、极具洞察力而又颇为恳切的建议。

本书也是杜希德（D.C.Twitchett）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授意我为《剑桥中国史·隋唐卷》下卷撰写《唐代儒学》一章的间接成果。杜希德教授善解人意地听取我的观点，在审读初稿之后，又给予许多无私的帮助和宝贵的建议。还有许多其他朋友和同事也阅读了初稿，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他们包括：史乐民（Paul Smith）博士（哈弗福德学院）、柏清韵（Bettine Birge）女士（哥伦比亚大学）、柯维麟（Michael Quirin）博士（波恩大学）以及我的剑桥同事鲁惟一（Michael Loewe）博士和巴瑞特（T.H.Barrett）博士（现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史教授）。

1980年，我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下，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问数月。在那里，我的朋友礪波護（Tonami Mamoru）给予了极大帮助，除阅读建议外，还知无不言地回答我无数的问题。其后，我从日本前往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得以参观许多以前只在书中见过的地方。尤其感念山东大学已故王仲荦教授的恩赐与襄助，将其收藏的大量原始拓本供我参考。

从着手研究此问题以来，大量专著相继出版，使得唐代中国制度、知识及文史领域的研究状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所尝试总结的唐代儒学传统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重要研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关于唐代诗歌的著作，魏侯玮（Howard Wechsler）教授新近出版的关于七世纪国家礼制的专书，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对韩愈的研究，以及巴瑞特教授对李翱思想的探讨，都在改变着以后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方式。当然，还要特别感谢杜希德教授，允许我拜读并引用其即将问世的大作《唐代官修史籍考》第一章的草稿。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唐代知识、学术及文史奠定了新的基础。

邓海伦（Helen Dunstan）博士（澳洲国立大学）和我的兄长麦振国（James McMullen）博士（牛津大学）都将自己的课题放在一边，对本书的倒数第二稿作出细致而有建设性的评论。此外，本书的完成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莎莉（Sally）无与伦比的耐心和协助。不过必须承认，概述长达三个世纪的唐代儒学传统仍是一大挑战。尽管得到如此多的帮助，但我依然要对全书结构和内容解释负有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