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全球化波动中的民粹主义

作为世界不同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全球化至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日就已经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对当时的全球化作出了生动的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19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世界市场中，商品、服务和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不仅跨越了国家间的政治疆界，而且将不同的大洲深度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可达致全球规模的生产和交换网络。

全球化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2] 根据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观点，对全球化的定义应该从“全球性”（globalism）开始。全球性是世界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它们通过资本、商品、信息等要素和人的流动与影响连接在一起。作为相互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全球性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全球性指的是连接网络，并不仅仅指单一联系。第二，如果一种关系被视为全球性的，则它必须包括洲际距离，而非简单的区域网络。[3] 全球性可能会增加，即由弱全球性变为强全球性，这就是全球化。但全球性还可能会减少，即由强全球性变为弱全球性，也就是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从逻辑上看，全球化并非不可逆转的进程。从历史上看，全球化也发生过逆转。杰夫里·弗兰克就指出：“全球化既不是什么新现象，它远未完成，也并不是不可逆转的。”[4] 李琮也指出，经济全球化具有波动性，有可能从高潮转向低潮。[5]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人们就目睹了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由盛转衰的过程。在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谷物法》的废除，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由此掀起。从全世界来看，1870—1913年，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都快于它们的收入增长。[6] 因为与其他国家保持一致的货币安排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借贷的达成，欧美大多数国家相继实行了金本位制，从而形成了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7]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轮全球化鼎盛时的景象：

伦敦居民早上一边可以在床上喝早茶，一边用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商品，这些商品质量优异，并且会一大早就被送到顾客的家门口；同时，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投资于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不用费力甚至不用承担什么风险就可以获得预期的成果和收益；或者他一时高兴，或得到什么信息，就可以把他的财产托付给那个洲大都会的市民。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立刻乘坐舒适又廉价的交通工具去任何国家或地区，并且不需要护照或其他手续。[8]

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凯恩斯所描绘的这一景象烟消云散。由于世界大战和“大萧条”,1914—1945年发生了经济全球化的收缩，国际贸易额急剧下跌，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减少。各国转向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大多数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贸易战、货币战此起彼伏，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分崩离析。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爱德华·卡尔写下了经典之作《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革命的发生、美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冷战的终结，世界经济的地理屏障和政治藩篱被迅速打破，经济全球化重新启动并加速前行。无论是在贸易、金融还是投资领域，全球化都成为最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一时期的贸易增长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并且大大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商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显著增加。1960年到1980年，在绝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贸易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几乎翻了一倍，从22.8%增长到41.4%。即使对于落后经济体而言，它们的贸易也更加开放。[10] 20世纪80 年代以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增速进一步加快。金融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起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当时因1973年石油涨价而致富的沙特阿拉伯等石油输出国把大笔盈余资金投到欧洲美元市场上。到20 世纪90 年代末，外汇交易量大约每天达1.5 万亿美元，自1986 年以来增加了8倍。1997年金融危机从东亚开始，蔓延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与以前局限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相比，冷战结束后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和巨大规模，以及信息同样的快速流动已经导致了这样的局势：只要一按按钮，数十亿美元就能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全球很快就会卷入金融崩溃之中。[11] 从20 世纪60 年代晚期起，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增加。由于在生产和服务两个方面都已实现了国际化，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行为体。不仅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而且公司内贸易占了国际贸易中的大部分。这种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扩展几乎遍及地球的每个角落，以致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告诉人们：“世界是平的。”[12]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拐点。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相继爆发，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2009—2016年，国际贸易年均增速仅为3%，远低于1990—2008年的年均7%，而且2012年之后连续5年国际贸易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相对于全球GDP仍在增长，但2012年以后连续3年全球投资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2016年全球投资增速比2007年低95%左右。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投资审查、移民限制等举措来控制产品、人员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主要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转向逆全球化政策。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和2020年新冠疫情的蔓延则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重大冲击，使逆全球化思潮获得更大的动能。无论是从经济数据还是政策选择上看，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已经呈现了从扩张向收缩转变的迹象。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波动蕴含着两个属性：第一，逆全球化思潮的起源地和核心区恰恰是此前数十年间不遗余力地推进全球化的主要发达国家；第二，逆全球化思潮在发达国家有着相当坚实的民意基础，而绝非个别政治家或少数边缘群体促成的偶发现象。[13] 实际上，正是近年来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推动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与蔓延。

民粹主义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往前可追溯至19世纪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时期。在农奴制走向危机并最终废除的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崇尚和信仰“人民”，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使俄国的发展绕过资本主义阶段。[14] 在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农民以“人民”自居，担负着反对精英及其主导下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使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党运动。[15] 但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中长期处在边缘地位，直到近些年来才由政治潜流变为不可忽视的政治浪潮。2016年6 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支持离开欧盟的选民以51.9%比48.9%的微弱优势战胜了留欧派，使英国成为《里斯本条约》中“选择性退出”条款诞生以来首个宣布脱离欧盟的国家。2016年11月9日，右翼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以304∶227的选举人票的优势击败建制派候选人希拉里，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2017年以来，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多个民粹主义政党成为各国选举中的赢家，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欧洲大陆。可以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是近年来美欧政治变局的最集中体现。

民粹主义将社会区分为“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两个对立的群体，并且认为政治应当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16] 由于民粹主义将社会简单地划分为人民大众与精英，并认为无权无势的前者与把持权力的后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民粹主义将反精英、反建制、反多元作为基本诉求。扬—维尔纳·穆勒就提出，民粹主义是一种反精英、反建制且反多元的身份政治。[17] 但除了反精英、反建制、反多元之外，当前美欧的民粹主义还表现出了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的倾向，从广义上讲就是反全球化。贸易和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欧洲一体化所秉承的“四大自由”（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民粹主义把反全球化当作他们的主要诉求了。

盖尔森基辛市，一个处于德国传统煤铁工业区鲁尔区的小城镇，揭示出问题的冰山一角。在1840年第一次发现煤矿时，这里还是一个只有600名居民的小村落，而丰富的煤炭资源吸引了大量来自东普鲁士和波兰的淘金者，大量的高炉、炼焦炉和钢铁厂拔地而起，给这个小镇带来了“千火之城”的名号。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石油逐渐取代煤炭在工业中的地位，来自东欧的廉价煤炭进一步削减了该市煤矿工业的利润，大量煤炭和钢铁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城市人口骤减了五分之一。近年来，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盖尔森基辛市的失业率仍在10%左右徘徊，是全德平均水平的2.5倍。该市的居民对执政党表示了诸多不满，排外情绪严重。在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17%的参选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打着反全球化旗号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1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19] 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深刻影响。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效应，准确理解逆全球化思潮的形成机制，预判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还有助于向世界提供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承担推动新型全球化的中国责任，使经济全球化更具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