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粹主义兴起的研究视角

随着民粹主义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于多个情境里，民粹主义的概念具有了多重维度。保罗·塔格特就指出：“民粹主义不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出现，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作为一个表述性的术语，民粹主义适用于运动、领导者、政体、观念和风格。”[20] 依据不同的情境，民粹主义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话语或政治表达风格和一种政治策略。[21]

首先，民粹主义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卡斯·穆德在研究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时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薄的意识形态，即民粹主义“认为社会最终将分裂成两个内部同质但相互敌对的群体——‘纯粹的人民’反对‘腐败的精英’”[22]。这一界定反映出民粹主义的内核是人民与精英的对立。丹尼勒·阿尔伯塔兹和邓肯·麦克多尼尔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类有道德的相似人群用来反对一类精英和危险的‘他者’人群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些人被认为是剥夺（试图剥夺）本国人民的权利、价值、繁荣、认同和发表意见的机会”[23]。在他们看来，新时期的民粹主义相对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而言，除了坚持人民价值至上外，还具有“反他者”的属性。

其次，民粹主义可以被看作一种政治话语或政治表达风格。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著作中提出民粹主义是美国政治家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花言巧语”[24]。米歇尔·卡辛将民粹主义定义为那些宣称为大多数美国人说话的人所使用的一种修辞风格，这种风格建立在“我们”和“他们”的二分法上。但他强调，这种政治表达方式是由左翼和右翼、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选择性、战略性地运用的，具有流动性而非一成不变。[25]

最后，民粹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策略。在库尔特·韦兰德对拉丁美洲民粹主义兴起的分析中发现，民粹主义是政治领导人的一种政治策略，以这种策略可以获得来自大量的、无组织的追随者的直接支持，从而争取和行使政府权力。[26] 劳尔·马德里认为，民粹主义采取了特定的经济政策和大规模动员的模式。他将民粹主义政策定义为旨在实现经济利益再分配和自然资源国有化的政策，民粹主义动员则基于反建制的呼吁。[27] 这里的民粹主义强调了政治领导人通过反精英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口号吸引民众支持的企图。

每种界定的学术传统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的概念没有相对确定的内涵。作为各种界定的“最大公约数”，民粹主义将社会分为人民大众和精英两个部分，并且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解释了近年来新一波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一）经济利益的视角

很多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从经济利益的视角来解释民粹主义的起因。他们聚焦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技术变革等经济因素，认为这些因素使工人阶级和一部分中产阶级的生活更不安全，使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城市居民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和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的优待，由此在公民中间产生了不满和分裂。[28] 由此，工人阶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农村居民更容易支持民粹主义。这种从经济利益出发解释政治分化的路径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一些研究。比如，根据李普塞特—拉坎定理，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工人阶级的出现及其对自身境遇的不满，大量的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政党应运而生。工人阶级出于这种天然并且传统的联系，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29]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这一解释视角最具代表性的成果。皮凯蒂基于系统的历史数据，发现居收入前10%的人群在20世纪初拥有45%—50%的国民收入，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降到了30%—35%，并在随后的1950—1970年稳定在该水平上，但到了80年代以后其所占有的比例迅速增加，到了2000年，在美国已经回到了20世纪初的45%—50%的比例。[30] 对于过去几十年不平等程度的迅速增加，皮凯蒂用r ＞g的逻辑来解释，即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那些劳动一生积累的财富，继承的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将不可避免地占绝对主导地位，资本的集中程度也将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31] 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将威胁民主价值观，破坏既有政治秩序的稳定。

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带来的不满会在进口竞争、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下变为更大的不安全感，进而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温床。克里斯蒂安·迪佩尔等人认为，劳动力市场对开放贸易的反应非常剧烈：进口竞争会导致激进的政治立场，而出口增加则会促进温和的政治立场。他们发现，至少65%的投票行为可以被开放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所解释。[32] 戴维·奥特尔等人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显示，来自外部的经济竞争尤其是外国进口冲击是工人大规模失业的重要原因。受到外国进口品冲击越强烈的地区越有可能发生工人失业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33] 曼纽尔·芬克和克里斯托夫·特雷贝施提出金融危机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催化剂，欧洲多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是“金融危机的产物”，正是在金融危机后它们在国家政治中取得了突破。[34] 蔡斯·福斯特和杰弗里·弗里登发现，欧洲债务危机严重削弱了公民对本国政府和欧盟的信任；债务国公民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度比非债务国公民要高；劳动力技能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容易遭受失业的冲击，因此他们更不信任本国政府和欧盟。[35] 路易·吉吉索等学者在分析了欧洲个人层面投票行为的调查数据后，发现来自进口和移民的竞争所带来的经济不安全感在推动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上发挥了重要作用。[36] 蒙克提出，专用型技能在行业间的迁移性很低，此类工人迫切需要降低失业风险。由于选择性移民政策带来大量海外技术劳工，专用型技能工人更可能支持保守排外的民粹主义政党。[37] 这些研究表明，特定群体经济利益受损进而产生不满是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起因。

（二）社会文化的视角

与经济利益的视角强调过去几十年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不同，社会文化的视角强调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和文化趋势，特别是移民的增加、传统价值观的衰落和妇女及少数群体的动员。不少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这些趋势向传统种族和性别不平等发起的挑战产生了反作用力，导致了白人男性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38] 这种反作用力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抵制；二是对社会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弹。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晚年的著作《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列举了近几十年来对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美国国民特性提出挑战的六大趋势：一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浪潮；二是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三是西班牙语有成为美国第二语言之势；四是一些群体强调立足于人种和族群属性及性别的特征；五是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国政府对美国社会施加的影响；六是精英人士日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特征。[39] 面对这些社会和文化趋势，不少美国白人男性特别是中下层白人男性愈发感到不满。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用“本土的陌生人”来描述他们的自我感觉。[40] 在近两届美国大选中，中下层白人男性更多地将选票投给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特朗普。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社会和文化趋势，特别是大批移民和难民的到来对欧洲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产生了冲击，强化了欧洲人的身份归属感，具有强烈排外主义色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由此赢得大量选票。林雨晨和席天扬以欧洲各地区接收难民的规模衡量文化冲击，发现难民冲击虽不会增加强调贸易保护主义的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但会增加以文化和移民限制为主诉的右翼政党的支持率。[41]

皮帕·诺里斯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提出了文化反弹理论来解释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他们认为，后工业社会的长期社会结构发展——不断增长的繁荣、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更平等的性别角色和城市化进程——导致了社会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静悄悄的革命”。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这种深刻的文化变革在社会层面上开始外显化。持有传统价值观和信仰的保守主义者则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快速变革所带来的威胁。作为一种最强烈的防御性反应，这些保守主义者拒绝非常规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寻求政治强人在捍卫传统价值观和信仰的同时表达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观点。[42] 何晴倩认为，文化反弹理论夸大了社会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冲击。她辨析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支持的两种文化基础，即对全球化过程中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冲击的抵制和传统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反弹，通过定量分析检测出前者的影响力明显强于后者的影响力。[43]

拉法尔·潘科夫斯基则强调了民粹主义政党有意识地运用文化资源来争取选民支持。他将民粹主义看作一种帮助行为体解释政治现实和引导政治行动的“心理框架”，强调了文化资源在使给定群体产生共鸣和增强组织能力方面的重要性。这里的文化资源可被理解为“那些可以合法化特定政治行动的传统”。潘科夫斯基认为，如果民粹主义者将某种文化资源与其运动联系起来，就更容易取得成功。[44] 因此，民粹主义者会基于传统文化而尽力抓住文化抵制或者文化反弹为其提供的政治机会窗口。

（三）政治制度的视角

前面两种视角分别关注民粹主义的经济起因和社会文化起因，政治制度的视角则将关注点拉回到政治体系的内部，认为经济、社会和其他结构性趋势经过政治制度的过滤后才能转化为政治结果。在这一视角下，民粹主义的主要起因在于政治制度的回应性和有效性的下降。[45]

这种视角可以追溯到塞缪尔·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在亨廷顿看来，政治动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结果。社会的急剧变革破坏了传统的政治权威，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政治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其结果必然是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46] 不过，政治学家长期以来主要以此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直到近些年才开始以此解释发达国家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政治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走向衰败。“由于政治极端化越趋尖锐，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让利益集团和活跃组织拥有过度影响，它们加起来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47] 有意思的是，福山提出这个判断没几年，特朗普就以“人民”的名义夺取了美国的最高行政权力。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标准形式是代议制民主。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发展的动力来自选民对代议制的不满。当选民认为自己的利益诉求没有被政府或主流政党回应时，他们就会从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中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表。塔格特就此指出：“民粹主义是一张晴雨表，透过它，我们可以诊断代议制政治体系的健康状况。作为天生的政治厌恶者，哪里有民粹主义者以运动或政党的方式进行动员，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对代议制政治的功能进行检视，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的某些环节可能出了故障。”[48] 民粹主义复兴的直接原因在于国家治理危机，并且突出地表现为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和民主政治失序。[49] 林红认为，代议制民主出现的种种弊端成为左翼与右翼民粹反精英、反建制的共同政治诱因，是激发当今民粹主义两极化趋势的制度根源。[50] 政治学家已经深入揭示了金权政治[51]、否决者政治[52]和技术官僚政治[53]阻碍了代议制民主的回应性，使选民对建制派和政治现状日益不满。

代议制是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至关重要。关于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研究表明，比例代表制比多数制更有利于民粹主义政党进入国家政治。[54] 但周强发现，民粹主义带来的逆全球化喧嚣主要发生在其选举制度秉持多数主义原则的发达国家，而在选举制度为比例代表制的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潮流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遏制。[55] 林德山提出，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已经通过制度化方式反映在欧盟的机制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被该机制绑架不得不维护体现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政策。民粹主义的蔓延不过是这一政治生态失衡的结果。[56] 谢里·伯曼和玛丽亚·斯内戈瓦亚也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力或不再愿意扮演保护弱势群体的角色，为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57]

（四）不同视角间的简要比较

从总体上看，既有文献为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路径。毫无疑问，民粹主义浪潮的出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的解释路径都有其片面之处。但相对而言，经济利益的视角比其他两种视角更能触及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

首先，相对于政治制度的解释，经济利益和社会文化的解释可以更好地说明民粹主义兴起的动力。经济利益的视角和社会文化的视角属于对民粹主义兴起的需求侧解释，而政治制度的视角则是对民粹主义兴起的供给侧解释。当然，只有需求和供给相结合才能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完整的解释。但从因果逻辑的先后顺序上说，首先是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特定群体提出了经济利益或社会文化的诉求，然后才是现有政治制度是否回应这些诉求。而政治制度回应哪些群体的诉求，不回应哪些群体的诉求，和政治制度本身的“非中性”有关。张宇燕提出，任何制度都具有“非中性”的特点：“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58] 拉里·巴特尔斯对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分析有力地证明：参议员对选区富裕选民的意见比对选区中等收入选民的意见做出了更多的回应，对选区处于分布后三分之一位置的选民总体上无回应。[59] 因此，政治制度的功能需要结合经济和社会分化才能加以透彻分析。

其次，相对于文化抵制和文化反弹，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的最重要起因仍在于经济利益受损群体的不满。即使社会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常常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诱发了特定群体对民粹主义的支持。移民的增加、传统价值观的衰落等社会文化趋势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民粹主义浪潮自2016年起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量迸发和蔓延开来。众所周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分水岭。金融危机后，不仅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开始引发了全球经济重心的移动，而且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掩盖或抑制的内部矛盾开始全面暴露和激化。面对经济衰退，政策争论导致社会联盟的分化组合。[60]

就文化抵制而言，政治学家已取得共识，即在经济困难时期，特别是当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公民担心失业和未来的就业前景，并担心稀缺公共资源（如住房或福利）上的竞争时，仇外心理、反移民情绪、对外群体的怨恨等往往会上升。[61] 拉斐拉·丹西吉尔在研究欧洲的外来移民与社会冲突的关系时就发现：“当每个群体都面临经济短缺时，本地人更有可能反对他们的移民邻居，移民更容易与国家行为体发生冲突。资源稀缺而不是族群差异是引发移民冲突的关键因素。”[62] 外来文化在经济运行情况良好时一般不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在经济下行时才会让众多本土公民感到恐惧，从而为“反他者”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机会窗口。

就文化反弹而言，社会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凸显的身份政治问题与物质利益也相互联系。南茜·弗雷泽提出社会正义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追求资源和财富更公正的“再分配正义”，其二是要求允许并促进价值和认同多样性的“承认正义”。而身份政治的问题在于，在再分配正义的需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用“承认正义”完全替代“再分配正义”[63]。多元文化主义者强调认同和承认，淡化和抹杀了再分配的正当性，将少数群体的文化利益凌驾于在经济上并未得到满足的人民的现实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之上，从而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弹。

基于以上理由，本书将主要在经济利益的视角下分析经济全球化与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的关系。全球化对经济利益具有重要的分配效应。王正毅在《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一书中明确指出，在国家间，有些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有些国家是全球化的受损者；在同一个国家内，一些群体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另一些群体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64] 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分配效应，全球化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政治争论的主要焦点，也成为新一波民粹主义的重要起因。但是，鉴于经济与政治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全球化作用于国内政治分化进而引发民粹主义的因果链条仍有待明确。正如蔡拓所评论的：“关于全球化与本轮民粹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还远未清晰，认为全球化的弊病导致本轮民粹主义兴起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有待更深入的梳理与探究。”[65] 作为对民粹主义研究的权威总结，《牛津民粹主义手册》所包含的研究议题涉及民粹主义与政党、民粹主义与社会运动、民粹主义与技术、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民粹主义与身份、民粹主义与性别、民粹主义与宗教、民粹主义与媒体等。[66] 遗憾的是，这一清单并没有包含民粹主义与全球化。鉴于全球化对理解民粹主义起因的重要性，本书将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深入揭示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兴起之间的逻辑机制，系统说明全球化如何塑造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的选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