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国外方言翻译研究现状

21世纪以来，国外方言翻译研究日渐增多，形成了一股小热潮，其重要标志是“话语与区域翻译研究”（Translating Voices Translating Regions）国际会议的举行。大会于2005年首次在意大利举行，先后出版了论文集《口音与方言翻译》（Translating Voices and Translating Regions）（2006）,《影视剧作中地域口音的翻译研究》（Translating Regionalised Voices in Audiovisuals）（2009）。这一时期国外有关方言翻译的研究论文和书籍不断涌现。大量研究著述的出版和国际会议的召开，昭示着当今翻译研究界对方言及相关语言现象的关注。

1.1.1 研究主题

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翻译的不同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一文中把方言翻译列为翻译的一种形式。方言和各种语言变体的翻译，一直在进行着从严格的语言学视角看来完全不可能的转换（Lefevere, 2006: 142）。对这些翻译现象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无疑将使我们更理性而客观地看待方言翻译。从近30年来国外方言翻译研究的内容来看，以下四方面最受关注：一是方言翻译策略；二是方言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三是方言翻译理论探讨；四是方言翻译与作者译者研究。

1.1.1.1 方言翻译策略

弗里尔（John Hookham Frere）在其译作《阿里斯托芬尼斯》（Aristophanes）（1840）的前言中，就提到有关语言变体的翻译方法。他认为译者应把握各种语言形式的意图，使用自己语言中因习惯、风俗等因素影响而具有相似常规含义的词语来翻译（Lefevere, 2006:42）。因为方言之间的差异，方言对译存在极大难度，因此方言翻译策略始终是贯彻方言翻译研究的重点。研究大致可分为方言翻译策略模式研究、方言微观语言成分翻译研究、方言中“杂语”翻译策略研究。

第一，方言翻译策略模式研究。

作者使用方言具有特定的文学目的。方言成分“在作品中不仅传达了一定的字面意义，而且通常还有相当重要的文体功能，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比如增加作品的真实感、帮助刻画人物、或为作品增加幽默感或讽刺力量等”（韩子满，2002）。译者竭力在译文中寻找多种策略来转换原文中的方言，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实现某种文学效果。

部分研究者试图通过译本分析来概括方言翻译的策略模式，为方言翻译提供某种可以依循的处理模式。波兰学者Berezowski（1997）通过分析英语—波兰语双语文本的语音/音位、形态、词汇、句法等语篇参数，归纳了文学文本中方言翻译的10种策略，并认为这些翻译策略和文本类型有密切关系。Pinto（2009）综合了多个戏剧和电影译本中语言变体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语言变体翻译的策略模式。从其研究分析来看，文中所指语言变体就是本书所说的方言，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这一策略模式，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方言的处理方法。Berezowski（1997）策略模式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书面方言为主，所以他的策略模式更符合书面方言的翻译需要。而Pinto（2009）以戏剧和电影为研究对象，文本表演性更强，因此其策略模式对表演文本的翻译更具参考性。Perteghella（2002）从戏剧文本的功能和目的入手，探讨了戏剧文本中方言翻译的常用策略。各种策略或策略模式分析，为方言翻译提供了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从上述研究来看，方言翻译策略的研究通常不是单纯的语言研究，一般与翻译语境、文本类型或翻译目的等文本外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在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方言翻译策略的抉择或考量。因此，各种策略模式能为方言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但具体策略选择还是一个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更为复杂的过程。

第二，方言微观语言成分翻译研究。

方言常出现在口语对白中，小说戏剧中的文学对白成为方言中微观语言成分研究的主要对象。论文集《虚构对白的翻译研究》（The Translation of Fictive Dialogue）（Brumme & Espunya, 2012）对小说、戏剧和影视剧中的对白翻译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涉及话语对白中语用标记（pragmatic markers）、惯用片语（phraseme）、语音特征（phonetic features）、语气词（modal particles）等微观成分的分析，以及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翻译探讨。

“视觉方言”是指文学作品中为了达到口语化效果而使用非常规拼写法的现象，用以指代说话者的地域背景或社会身份。Brett（2009）将视觉方言作为独立的成分，认为视觉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的语音和拼写特征，在翻译过程中难以转换，原文中的效果也只能在译文中部分保留。Dargnat（2012）将魁北克法语作家Michel Tremblay的五部戏剧作为语料，以来自蒙特利尔法语语料库的真实语料为参考语料，研究其中法语口语变体对人物塑造的作用。

第三，方言中“杂语”翻译策略研究。

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常以“杂语”或“复调”的形式存在。Blommaert（2006）认为文学语言通常是“多样的”“杂合的”，翻译过程就涉及依照语言索引序列进行翻译。民族志中的“索引性”概念描述了语言形式与功能的关系。社会方言常与其他语言变体结合在一起，最为常见的就是地域方言。Meylaerts（2006）指出在多种语言成分混杂的语言下，删减或弱化任何一种语言成分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文化影响。这部分研究体现了文学语言的多样性，以及方言翻译内容的复杂性。文本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文本内部也构建着一个复杂的语言环境。

1.1.1.2 方言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

方言翻译并非仅限于语言的转换，任何翻译文本都处于特定的语境，受到译者、读者、社会规范、赞助人、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方言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的研究将译本置入特定的时空中来探讨方言翻译的合理性、翻译效果或影响，及其背后的种种制约因素。

方言的形成和产生过程注定了它和权力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翻译中非标准语与标准语之间的转移切换都映射着翻译权力与政治的痕迹。Peter Lang出版社发行的“译学研究新趋势”系列丛书中包括《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Translating Dialects and Languages of Minorities）（2011）一书。该书有多篇文章从意识形态、诗学等文化视角研究地域方言、社会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教授Shankar Subramania所著的《肉和鱼：后殖民主义、翻译和方言文学》（Flesh and Fish Blood: Post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the Vernacular）一书，探讨了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对印度方言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重点阐述了长期被边缘化的印度方言文学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

以史学研究的方式来分析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将文本置于社会环境之中，看待翻译与语言的关系，也不乏研究者。Brisset（1996）以1968—1988年加拿大魁北克省英—法互译的戏剧剧本为语料，分析了用魁北克省法语翻译英语戏剧作品中反映的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Cronin（1996）从社会语境的角度探讨了从中世纪开始到20世纪，翻译为爱尔兰语言和文学的发展，以及民族身份构建所发挥的作用。

此外，尚有个别研究从翻译效果来探讨方言翻译策略。Leppihalme（2000）分析了芬兰作家Kalle Päätalo早期小说的英译特征，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译文趋于标准化。文章借助副文本，如译者翻译说明、读者来信，来表明译文的标准化并没有对译文的接受带来大的影响。Herrera（2014）对译文语言标准化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译本中美国黑人英语都趋于标准化，标准化语言阻碍了译本的接受度。马克·吐温在中国的影响力说明了中译本的非标准化策略有助于传递作者的文学观点。

上述研究表明，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符号，方言的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翻译问题，还涉及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目的语文本在更大的跨文化交流网络中的空间和位置，方言翻译研究也不应局限于原文和译文的对比。语言变体的翻译研究应该超出文本范畴来研究翻译作为社会语篇，以及翻译作为源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规范协商的结果，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范畴（Rosa, 2012）。

1.1.1.3 方言翻译理论探讨

方言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分析，方言翻译问题已不能简单地从语言学或翻译学视角来阐释，研究者正试图从不同理论角度来诠释或考量方言翻译。但总体而言，方言翻译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还没有构建起系统综合的理论架构。

Venuti（1998）提倡用异化翻译方法来表现原文的非标准和边缘化成分，以此抵制英语的霸权地位。他认为译语标准语和文学标准应接受不同，在翻译中释放原文中的语言变异，使原文中非标准和边缘化的成分在译文中得以再现。Berman（2004）分析了翻译语言的异化趋势，认为源语方言架构有被破坏和异化的倾向。Sánchez （2007）借助社会语言学的观点，阐述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境和语域理论与方言翻译的关系，认为方言翻译既是语言翻译，又是文化翻译。这些理论探讨为方言翻译的理论研究开拓了新视角。

以Alexandra Assis Rosa为代表的里斯本大学英语研究中心团队对方言翻译进行的理论层面研究别具价值。他们（Rosa et al., 2011）认为语言变体的使用具有交际意义，与语言使用者和用法相关，具有社会符号价值，涉及语言权力或政治等因素。根据语言变体的优劣由上至下有：标准语、口语体、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受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推动或影响，方言翻译有标准化（normalization）和向心化（centralization）的特点，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离心化（decentralization）现象。Rosa（2012）还提出了语言变异的语境维度，语言变体翻译必须考虑制约或推动翻译抉择的语境规范。

方言翻译研究中专门研究方言翻译理论的论述并不多，但与方言翻译相关的研究其实已经开始从社会语言学、功能理论、文体学、语篇分析、语言政策、文化理论等理论视角来研究方言的翻译转换。本书的研究介绍中已经折射出这些理论视角，但是从整个方言翻译理论的框架来看，方言翻译理论还比较零散，未成体系。这与方言本身复杂的语言特点、丰富的内涵有直接关系。

1.1.1.4 方言翻译与作者译者研究

将方言翻译与作者译者研究结合起来，观察方言在写作和翻译中的呈现方式，这是方言翻译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特别视角。英国杜伦大学的Federici（2006）通过译例对比和论述分析，梳理了意大利作家、翻译家Italo Calvino的翻译实践、翻译观点以及写作之间相互的关系和影响。从事翻译之前，Calvino认为方言是一种艺术创作手段，常在写作中加入方言词语，但翻译实践逐渐改变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认为方言文学作品的存在是因为意大利缺乏现代口语，而方言是翻译的障碍，阻碍了语言现代化的步伐，也妨碍了文本的国际化。因此，他开始关注自己作品的可译性。Federici（2011）还分析了Italo Calvino用意大利语翻译的法语小说《蓝花》（Les Fleurs Bleues）中古语、地域方言、俚语、粗话等语言成分的处理策略，并结合译者有关翻译的论断和思考来进行阐释和理解。

英国诗人、翻译家、剧作家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的诗歌多用到方言。Weston（2006）对比分析了几位意大利译者在翻译哈里森作品中的方言时所用异化或归化翻译策略，以及不同翻译效果。哈里森本人也是剧作翻译家，强调戏剧翻译的目的性，同一剧本，他会根据剧场的变化，提供不同的翻译版本，甚至会把原作场景地搬到演出所在地。这种翻译方法使得两种文化在同一文本中相遇，看似归化了，而他者总会透过异化因素时不时闪现出来。

1.1.2 研究特点与趋势

近30年来国外方言翻译研究成果的数量大幅增加，方言翻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由上述可知，当前国外方言翻译研究大致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多维研究视角。因为方言本身的跨学科性，国外翻译研究已经涉及社会学、社会语言学、文化理论、语篇分析等多个角度。

二是对比研究方法为主。截至目前，方言翻译仍是以描述理论框架内的对比研究为主，常见的是双译本、多译本，少数研究中使用了语料库研究方法、定性定量法。

三是多成分多层面研究。方言翻译研究涉及地域方言、社会方言，以及二者的交叉重叠，并将语言的微观成分和宏观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多层面分析。

四是多类型研究。方言多出现在话语对白中，因此影视、戏剧和小说成了方言翻译研究的主要文体。

国外方言翻译研究中，方言已不再被视为简单的语言现象，其也承载了某些社会文化内涵。方言是否可译已不再是争论焦点，如何转换，转换的特点，以及转换中的影响因素、目标文本的地位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核心。总体来看，国外方言翻译研究体现出四大趋势。

第一，研究越来越精细，可以深入非常微观的层面，如詈语、惯用片语、视觉方言等，使方言转换更具理据。

第二，方言翻译研究与多种研究方向相结合，如史学研究、作者译者研究、翻译语言研究等，这使得方言翻译研究涵盖的内容愈趋广泛。

第三，由于方言翻译研究的深化，语体翻译研究在不断丰富。除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与此相关的其他类型的非标准语（如个人方言、口语语体、少数民族语言等）也开始被关注。

第四，研究方法注重跨学科领域的交叉。语言学、翻译学、社会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逐渐融入方言翻译研究中。方言翻译被视作源语和译语社会、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作用的产物。使用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视角来分析方言转换，这使得方言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更加凸显。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方言翻译研究在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一是当前研究多是以描述理论框架内的对比研究为主，研究方法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方言翻译研究的理论架构并不清晰，尚需多种方言翻译实例的描述和阐释，从而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树。方言翻译研究的高潮才刚刚开始，丰富研究手段和方法，引入其他领域的研究视角，无疑将有助于对这一复杂语言现象有更深层次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