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些年来，婚姻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备受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本书运用社会排斥和社会结构化两个解释机制，探究了中国社会中的教育婚姻匹配对社会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层结构开放性的影响。

在收入差距方面，本书认为教育婚姻匹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有赖于两大因素：一是教育同类婚在整体教育层级上的分布结构，二是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同构性程度。

在分析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时，本书将教育婚姻匹配中的社会排斥进一步区分为行动层面的教育资源排斥和结构层面的教育婚姻市场排斥，分别考察了二者是如何影响教育同类婚在整体受教育层级上的分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其一，就教育资源排斥而言，在市场转型与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较高受教育层级与较低受教育层级在婚姻匹配中与其他受教育层级的排斥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通婚壁垒强度显著提升；其二，就婚姻市场排斥而言，高等受教育层级中的婚姻市场排斥不断加强，教育同类婚程度也随之加深。由此，在教育资源排斥和婚姻市场排斥的作用下，中国的教育同类婚分布逐渐向高等受教育层级集聚，并呈现出两极化的态势。在分析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同构性时，本书发现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同构性不断增强。

教育同类婚的两极分布结构以及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高度同构性，使得收入等与教育相关的资源与机会在家庭层面出现了优势阶层的“强强联合”与弱势阶层的“劣势累积”。本书发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各类型教育婚姻匹配家庭计算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表明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显著地提高了社会收入差距水平。

在社会分层结构开放性方面，本书将结构化机制细分为联合型结构化以及代内和代际两类自源型结构化。

在分析联合型结构化时，本书探析了教育婚姻匹配与代际再生产之间的联合结构化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背景越好的个体越可能形成教育同类婚尤其是高等教育同类婚和教育向上婚，并且越不可能出现教育向下婚。这意味着教育婚姻匹配不但可以在代际再生产正常运作时进一步强化其对分层结构的固化效应，而且作为一种可能的向上流动途径，又能在代际再生产出现“失灵”的情况下起到补偿性的作用，从而使得资源与机会占有的不平衡得以维持。并且，二者之间的联合对社会结构开放性的负面影响随着出生世代的推进而不断加剧。

在分析代内自源型结构化时，本书考察了配偶受教育程度对个体婚后社会地位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首先，在中国社会中，夫妻中一方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另一方在婚后越可能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即存在“双向配偶正效应”，并且这种双向配偶正效应在出生于1980年后的世代中更加明显。其次，配偶受教育程度对于个人代内向上流动的正影响在教育同类婚与教育异类婚中并无明显的程度差别，即不存在“追赶效应”。上述结果意味着较高受教育等级的同类婚夫妻可以凭借配偶所提供的支持，继续在代内向上流动中占据优势，而较低受教育等级的同类婚夫妻则恰好相反。如此一来，由教育婚姻匹配所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代内中愈演愈烈，出现了“优者愈优，劣者愈劣”的马太效应，社会分层结构的固化程度由此不断加深。

在分析代际自源型结构化时，本书讨论了父母的教育婚姻匹配与子女教育成就获得之间的关系问题。结论显示，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代的教育成就获得均具有显著的且相对独立的促进作用，并且父系教育再生产在教育同类婚家庭中有显著更高的强度。这意味着较高等级教育同类婚夫妻所具有的社会地位优势将会在下一代中得以维持甚至是强化，而较低层级教育同类婚夫妻的相应劣势也会在下一代中延续。如此一来，由教育婚姻匹配所导致的社会分化便会在代际中再生产出来。

一言蔽之，教育婚姻匹配不仅经由社会排斥机制拉大了社会收入差距，而且借助结构化机制使得社会分层结构趋于固化。

关键词：教育婚姻匹配；社会分层；收入差距；社会排斥；社会结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