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社会分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与历史现象，多指社会中个人和群体之间对于稀缺的、有价值的资源和机会在获得、占有和需求满足程度上存在差异（郑杭生等，2013：279）。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有很多，如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性别、身份、职业等，而婚姻匹配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婚姻匹配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匹配过程的非随机性，表现为男女两性通常基于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属性择偶成婚，形成所谓的“同型婚姻”或“同类婚”（Homogamy）。例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婚姻的缔结原则是“门当户对”，望族子弟往往仅与豪门千金结姻，而劳苦布衣则多娶穷家贫女。在崇尚平等自主、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虽然“门当户对”多被视为腐朽糟粕而在婚配中遭人摒弃，但是，“当对”依然是婚姻的重要原则，只是其标准逐渐由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转变为自致性因素，如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据调查显示，在美国有超过55%的夫妻具有相同的受教育水平（Schwartz & Mare，2005）；在中国，有近56%的夫妻拥有相同或相似的阶层地位，有92%的夫妻在初婚时拥有相同的户口类型（马磊，2015）。上述案例和调查数据表明，同类婚一般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婚姻类型。

以同类婚为主导的婚姻匹配使得社会优势阶层通过婚姻实现优质资源和机会的“强强联合”，而社会下层则会出现劣势的累积，由此便会导致资源与机会的占有量在家庭层面出现严峻的两极分化。例如，有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在几十年间不断拉大的家庭收入差距中，有17%—51%是由美国夫妻在收入上的同类婚所导致的（Gonalons-Pons & Schwartz，2017；Schwartz，2010）。

在诸多类型的婚姻匹配中，教育婚姻匹配及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在近些年来颇受关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现代社会高度的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使得教育逐步处于整个社会的中轴地位（Ultee & Luijkx，1990；Lyon，1988），在此背景下，受教育程度成为影响婚姻匹配的最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教育是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变量；其二，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文化资源，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择偶偏好；其三，学校等教育机构不仅是青年人接受教育的场所，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婚姻市场（Mare，1991；Smits，et al.，1998，2000；Lewis & Oppenheimer，2000；Blossfeld，2009；Han，2010）。由此，在婚姻市场的结构限制、理性选择以及文化吸引等因素的作用下，夫妻往往在受教育程度上表现出很强的同质性。例如，有研究发现，在美国社会中，夫妻受教育年限的相关系数高达0.6（Blau & Ducan，1967；Jepsen & Jepsen，2002；Warren，1966；Kalmijn，1991，1994，1998）。

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往往与职业、权力、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要素密切相关，因而教育婚姻匹配对社会分层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于2014年发布的一篇文章显示，从1960年至2005年，美国社会的基尼系数由0.34增长至0.43，但是，在假定夫妻双方在受教育程度上随机婚配后，1960年的基尼系数稍降为0.33，而2005年的基尼系数则骤降至0.34（Greenwood et al.，2014）。这一反事实计算的数据结果可谓触目惊心，它表明美国在近半个世纪间的贫富分化，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教育婚姻匹配。

基于上述讨论，本书将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讨论教育婚姻匹配对社会分层后果的影响。如前言中所说，社会分层研究一般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静态的社会分层结构，主要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在各类资源占有上的差异；二是动态的社会分层结构开放性，主要讨论各个阶层之间的边界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渗透、可跨越的。本书所关注的社会分层后果即包括这两个方面。

针对静态的社会分层结构，本书主要探究的是收入差距，原因有如下几点：其一，收入差距始终位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核心，而且也是社会公众最关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其二，在市场经济社会的背景下，收入分层可以演化为许多其他形式的分层，如教育分层、权力分层、生活方式分层、健康分层等等，在此意义上，收入分层可以说是社会中最为基础的一种分层结构；其三，收入差距在宏观测量上较为简单明晰，有许多明确的指标，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为研究教育婚姻匹配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也多采用收入差距作为分析对象，由此有助于将本书的结论进行跨地区比较。

针对动态的社会分层结构开放性，本书主要探讨的是流动层面的社会分层结构化问题。诸如收入差距一类的分层结果虽能描画出资源在全社会的静态分布形态，但却无法从动态的角度来展现社会分层结构的长期趋势。如果整个社会的机会结构是开放的，那么各个社会群体在收入等资源占有上的不平衡便可能是暂时性的。相反，如果社会分层的固化程度较高，那么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便可能持续不断地在代内和代际间实现再生产，导致“优者恒优，劣者恒劣”的状况。正是因为社会流动能够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展现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机会结构（李路路等，2018），所以，本书在分析教育婚姻匹配如何作用于收入差距之后，拟着重考察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