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商时期卫地的古国与部族
一 夏代卫地氏族、部落的活动
夏代长时间以来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自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学界对夏代有了更多理性的认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前期成果发表，其主要结论之一，就是对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有所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已估定为公元前1600年。夏文化的上限，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21]这一成果得出的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对夏代积年的记载，天象推算的结果，碳十四测年的数据及考古发掘的遗迹和遗物。
夏代的政治中心在今豫西、晋南地区，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均表明这是夏文化的集中存在区域。夏初，社会正处于古代国家逐步形成的时期，社会发展很不平衡，除了夏朝的政治统治中心外，今豫北、冀南地区也分布着很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夏时期》中显示，有缗氏、有虞氏、有穷氏、斟灌氏、斟寻氏等都曾在此活动，这些氏族、部落与夏王朝有着紧密联系。它们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不断进行着争夺，甚至发生战争，战败者要流转迁徙，史籍中记载颇多。如《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夏后有多位与这些部族发生过关系，“太康居斟寻”“后相即位，居商（帝）邱”“相居斟灌”“帝宁（杼）居原，自原迁于老邱”“胤甲即位，居西河”“桀居斟寻”等。这些以地名命名的氏族或部落与夏王朝联系紧密，它们极有可能是夏的与国或族属。
斟寻，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释为“斟寻古国名字，本作寻，以为国邑故作
，祝融后斟姓居之，故曰斟寻。斟寻无后，夏人以封同姓，故《世本》谓斟寻氏，姒姓”。并对斟寻地望的种种说法进行了排比，指出：“明斟寻非一居矣。”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斟寻在今豫北地区，“《史记·正义》引《世纪》云：相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此谓寻近帝丘，在东周时之卫地者也”。这与《水经·巨洋水注》的记载相合，“薛瓒《汉书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后改曰卫斟寻，在河南”。
颛顼，《史记·五帝本纪》载其为黄帝孙，曾继承黄帝当帝王，在帝丘居住，死后葬在濮阳广阳里。现在濮阳尚有颛顼儿子的坟墓“太子墓”，颛顼女儿的坟墓“皇姑坟”。夏代时，夏后相也曾在此居住，《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有卫成公梦康叔的一段话，卫成公：“相夺予享。”注曰：“相为夏后帝启之孙，帝中康之子，其所居当在帝丘。”[22]春秋时期帝丘为卫国都城，周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29年），卫国为狄人所迫从楚丘迁都于帝丘，此后的四百多年帝丘一直是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斟灌，也简称灌。《水经·河水注》载：“浮水故渎又东南径卫国邑城北，故卫公国也……又东径卫国县故城南古斟灌，应劭曰：‘夏有灌扈，即此城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年，齐田寿率师伐我，围观，观降。'”卫公国即卫国都城，卫国县为东汉所置县名，西汉称“畔观”，即以后的观城县，在今河南范县境内，与濮阳东北相连。两地如此之近，相曾居于此极有可能。
原，《左传·隐公十一年》苏忿生所封之地中有原，“原，今河南省济源县北而稍西有原乡，当即其地。”[23]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列其为夏代都城之一。而从《竹书纪年》的记载看，夏后少康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河南东北部而非河南西部，（少康）“既长，为仍牧正”,“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十八年，迁于原。”有仍、有虞是河南东北部的两个氏族部落，夏后少康曾在这两个部族中生活并担任过牧正、庖正职务。这些记载表明，夏后少康发迹于河南东北部，羽翼丰满后重新回到夏的发源地西方，定居于原。
西河，夏都城之一。《古本竹书纪年》：胤甲“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今河南省内黄东南，西河曾是夏后胤甲的都城所在地。春秋时期西河属于卫国。《史记·孔子世家》载，卫灵公问孔子：“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蒲，《集解》徐广曰：“长垣县有匡城、蒲乡。”《正义·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县北十五里。匡城本汉长垣县。”是时，卫公叔氏欲以蒲叛，而其男子皆无战意，妇人则欲保守西河。可知，蒲在春秋时期属卫，为卫国的西部边境。
豫北、冀南地区还保留有先商部族的活动足迹，如商、昆吾、豕韦等。《史记·殷本纪》载，“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并“佐禹治水有功”，可知夏商两族兴起的时间基本平行。商族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及其附近地区，向西与夏王朝毗邻。有人主张以昆吾（今河南濮阳）为界，作为夏商二族活动地域的分野。[24]分野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互不相关。与之相反，夏商两族间族源较近，地域毗邻，长期杂处和交往，相互之间影响交流很深。据王国维先生考证，“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25]继而又得出了“夏、商二代文化略同”[26]的结论。
从史籍考察，先商时期商王冥的主要活动地在冀南地区，即今河北邢台、邯郸一带。《国语·周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竹书纪年》夏后宁十三年云：“商侯冥死于河。”《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宋忠曰：“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冥可能死于治理黄河，而古黄河流经邯郸、邢台、衡水一带。且邯郸、邢台地区发现有先商文化遗存，邢台地区尤为密集，仅市郊就有贾村、尹郭、曹演庄等十余处。[27]冥以后的商代先王也多活动在冀南一带，如王亥、上甲微等。《今本竹书纪年》夏后泄十二年载：“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又载：“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有易，活动于古易水一带的部族。古易水有南北之分，北易水为《汉书·地理志》所载“东至范阳（今北京）入濡”的易水，南易水即古漳水。《中国历史地图集》标识的有易族活动于南易水流域即今邯郸南部一带。
二 商代卫地古国古部族的活动
“殷人屡迁”是商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东汉张衡《西京赋》云：“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前八”是指商部族从始祖契至成汤建立商王朝之前的八次迁徙。《史记·殷本纪》云：“自契至汤八迁。”《集解》引孔安国云：“十四世凡八徙国都。”《尚书·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对于这“八迁”，史籍均语焉不详。皇甫谧《帝王世纪》云：自契至汤八迁“史失其传，故不得详，是八迁地名不可知也”。
近代史学家王国维先生认为“八迁”指：“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由砥石又迁商，相土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上甲微迁于殷，复归于商邱，成汤居亳，从先王居。”[28]虽有了八迁之数，但王国维先生同时说：“上古之事若存若亡。《世本》《纪年》亦未可尽信，然要不失为古之经说也。”[29]实是不能十分肯定这个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只是作为一种参考。直至现在，“八迁”的具体所在地还存有争论，但“豫北地区是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舞台”[30]，已被学界所普遍接受。商族的先王在豫北地区的长期活动，为后世商王朝多把都城建在豫北、冀南地区奠定了基础，商代卫地成为商族活动的集中区域。特别是豫北地区，殷商文化发展得最为灿烂，商代后期最大的文化遗址殷墟是其代表。
从成汤建国定都在亳开始，商王朝又有过五次迁徙，但多不出河南、河北、山东西部等地。特别是最后一次迁都，即盘庚迁殷，《竹书纪年》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即今河南安阳殷墟。殷墟的考古发掘显示，商朝晚期中央王朝在此地做了很大经营。与商王朝同时，豫北、冀南地区也有一些小部族在活动，它们已不能与强大的商王朝相抗衡，如活动于河北邢台的井方。武丁卜辞记载，井方只是商的诸侯国，臣属于商王，首领被商王封为方伯。《甲骨文合集》1339:“癸卯卜，贞，井方于唐宗。”善斋旧藏甲骨拓本：“勿呼从井伯。”可知，井为商之方伯，也即文献中的邢侯。《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邢侯为纣之三公，以忠谏被诛。”邢侯在商王室担任三公之职，说明邢商关系非同一般。
下面从商朝的五迁之地看商人的活动区域。史籍记载的“五迁”指：汤居亳，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耿，[31]南庚迁奄，盘庚迁殷。
商汤灭夏桀后建都于亳，这是史家的一致看法。但对于亳的地望，历来颇多争论。东汉班固首次明确指出偃师，尸乡，殷汤所都。[32]《尚书·胤征》孔疏引郑玄注则云：“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提出“三亳”说：“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在河南。亳，偃师，即汤都也。”唐代以后，说法更多。如杜陵说、山阳薄县说、内黄说、郑州郑亳说，等等。其中，郑亳说是著名考古学专家邹衡先生的观点，他主要依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郑州市区发现的规模大、规格高、延续时间长的郑州商城遗址，列举了四条证据：一、古代文献所见东周时期郑地有亳；二、郑州商城出土的陶文证明东周时期郑州商城名亳、亳城或亳丘；三、汤都亳的邻国及其地望与郑州商城相合；四、郑州商城文化遗址发现的情况与成汤居郑地之亳相合。[33]这一观点提出后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推断其分别为汤所居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宫邑’亦即‘西亳’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34]
商代的第二个都城仲丁所迁之“隞”,《古本竹书纪年》载，商代第十位国王仲丁即位后“自亳迁于嚣”。《史记·殷本纪·索隐》云：“‘隞’亦作‘嚣’，并音敖字。”可知，“嚣”“隞”二字相通。仲丁之后，商王外壬也曾居隞。《古本竹书纪年》云：“外壬居嚣。”又云：“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从仲丁到外壬，再到河亶甲迁相，隞作为商朝都城的时间很短。隞都，《帝王世纪》云：“仲丁自亳迁嚣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仓于其中，故亦曰敖仓城也。”敖，《括地志》载在古荥泽西南，“荥阳故城，在荥泽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过去有郑州商城是隞都的说法，但从古籍记载及郑州商城的考古规模看，隞都不会在郑州市区。而荥阳地区发现的小双桥商代遗址，遗址面积、文化遗存等显示它不是一般的聚落遗址，如小双桥遗址发现有多座宫殿建筑基址，这是其成为都邑遗址的最重要条件。小双桥遗址的出土地点与史籍记载的“隞”都所在相合，且遗址规模不及郑州商城。基于此，有专家认为小双桥遗址的考古实际与隞都的历史实际相符合。[35]
河亶甲所都之“相”,《史记·殷本纪·集解》孔安国曰：“地名，在河北。”《正义·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筑都之，故名殷城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一相州内黄：“故殷城，在县东南十里，殷王河亶甲居相，因筑此城。”《太平寰宇记》有类似记载。史家对相地在今河南省内黄县境内无甚异议。
商王祖乙所都之地，古籍有如下记载：《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竹书纪年》:“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史记·殷本纪》:“祖乙迁于邢。”《尚书·书序》:“祖乙圮于耿。”《孔疏》:“河亶甲居相，祖乙即河亶甲之子，故以为圮于相地乃迁都于耿。”古籍记载祖乙所迁处已有邢、耿、庇三个地方。《史记索隐》:“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又云：“邢即耿也。”《集韵》 “三十九·耿”韵部，有“邢”字，云：“地名，通作耿。”《路史·国名纪》亦云耿即邢。近人丁山先生考证说：“邢耿可以说音近字通。”[36]由此可知，邢、耿实为一地也。而邢的地望，有河东皮氏说、河内平皋说、河北邢台说等。李民先生在对各说进行分析后，认为河北邢台说较符合史实，“河北南部与河南北部，是商族长期经略之地，甚至商族在王亥时期其足迹已达今河北的易水流域，所以祖乙将都城迁于邢台，则仍在商王朝的王畿之内，并不像河东说那样令人感到意外。”[37]且邢台地区发现多处商代遗址，“从已发掘的曹演庄遗址看，其下层属河北商代文化前期的后段，其年代与商代二里岗上层文化相当，增添了二里岗上层与殷墟文化之间相连接的一环”[38]。邹衡先生有相同的看法：“就其时代而言，邢台及其周围的商文化遗址的下层大都属于早商文化第四段，绝对年代约在武丁之前，与祖乙至祖丁居邢的年代并不矛盾。”[39]从古史记载及诸位专家的考证中，可以看出祖乙所迁之邢应在今河北南部邢台一带。
南庚所迁之奄，古籍有如下记载：《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续汉书·郡国志》“鲁国，（古）奄国”；《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由此，李玉洁先生认为：“南庚所迁之‘奄’城，在今山东曲阜。”[40]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把奄标注在今山东曲阜附近。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又没有确凿的考古资料，对于奄在何地本文暂不探讨。
盘庚迁殷的地望，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都证实其地应在今安阳西北郊小屯村一带，即洹水南的殷墟。《竹书纪年》载：盘庚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括地志》:“（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尚书正义·盘庚》孔疏引《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史记·殷本纪》云：“（盘庚）乃遂涉河南，治亳。”《集解》引郑玄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号曰殷亳。”由此可知，殷在今河南安阳。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些记载。1928—1937年，考古学家对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发掘，取得巨大成果。如安阳西北郊小屯村发现53座宫殿宗庙建筑基址，侯家庄西北冈发现了王陵，并获得一批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等珍贵文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保护古代文化遗产，1950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随后即在殷墟展开发掘工作。1950—1958年、1958—1961年、1962—1966年、1969—1974年、1975—1985年，[41]考古工作者对殷墟先后进行了40余次发掘，发掘地点17处，分别在小屯村附近、武官北地、侯家庄北地、四盘磨、万金渠两岸、五道沟、大司空村、后岗、薛家庄、高楼庄、北辛庄、范家庄、孝民屯、苗圃北地、刘家庄、侯家庄南地、三家庄等。共发现殷代铸铜作坊二处，制骨作坊二处、制玉石场所一处、烧陶窑址五座，还发现殷代道路二条、陶排水管道两处以及大型防御沟一条。[42]这些考古材料的出土，表明安阳确是商代后期王都所在地，也即盘庚所迁之殷。
综上所述，商朝建立后的主要活动地应在今河南、河北及山东的部分地区，而以豫北、冀南为主。这一区域内，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小的部族，它们已没有实力与强大的商王朝对抗，只能是商朝的属国或被统领者。商朝在豫北、冀南地区长达数百年的经营，为西周时期分封于此的卫国强盛奠定了基础。
[1]王星光：《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王星光：《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3]李玉洁：《先秦史稿》，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5]梁思永：《后岗发掘小记》,《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1972年春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
[6]李友谋：《试论豫北冀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第28—33页。
[7]因出土蚌砌图案中有龙有虎，而被称为“龙虎墓”。
[8]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1988年第3期，第1—6页。
[9]李玉洁：《先秦史稿》，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10]李友谋：《试论豫北冀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第28—33页。
[11]李玉洁：《先秦史稿》，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2]濮阳文物景区管理处：《濮阳戚城遗址龙山文化灰坑清理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第4—7页。
[13]濮阳文物景区管理处：《濮阳戚城遗址龙山文化灰坑清理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第4—7页。
[14]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发现一处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中原文物》1977年第4期，第37—39页。
[15]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16]李民、王健：《略论黄河流域东西部落集团融合及其意义》,《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第102—107页。
[1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18]李民、王健：《略论黄河流域东西部落集团融合及其意义》,《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第102—107页。
[1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20]李民：《中原文化大典·总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2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2页。
[2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87页。
[2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7页。
[24]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5页。
[25]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26]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27]李民：《祖乙迁邢与卜辞井方》,《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第13—19页。
[28]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327页。
[29]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页。
[30]李民：《豫北是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舞台》,《殷都学刊》1984年第2期，第1—5页。
[31]《尚书·书序》作“耿”，而《史记》作“邢”,《竹书纪年》作“庇”。
[3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5页。
[33]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第69—71页；《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218页。
[34]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72页。
[35]陈旭：《商代隞都探寻》,《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第85—89页。
[36]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37]李民：《祖乙迁邢与卜辞井方》,《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第13—19页。
[38]李民：《祖乙迁邢与卜辞井方》,《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第13—19页。
[39]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页。
[40]李玉洁：《先秦史稿》，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3页。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