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穷究天人：中国传统学术路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源初目标和终极理想。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以沉郁顿挫而慷慨激昂的笔调回忆古往今来那些不以富贵骄人，却以“倜傥非常”名世的仁人志士：拘而演《周易》的文王、厄而作《春秋》的孔子、放逐之后写作《离骚》的屈原、失明后写作《国语》的左丘明、膑脚后撰写《孙子兵法》的孙膑、谪贬迁蜀后写出《吕氏春秋》的吕不韦、囚秦后写作《说难》《孤愤》的韩非子……接下来直抒胸臆，陈述自己撰写《史记》的本意，也是“意有郁结”，故而“述往事，思来者”，“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于此显示出强烈的文化自信，个人尽管历经磨难度尽劫波，人生的意义却可以寄托于纸墨长久流传。这是埋藏于古往今来一切写作者内心深处的不宣之秘。

其实，这也未尝不是太史公修撰《史记》的学术方法论。从上引太史公书信《报任少卿书》中更易见出真性情的“夫子自道”来看，历史叙述中的“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至少蕴含三层意义：一是“天人”空间与“古今”时间相结合的时空二维结构，是《史记》关注的重要维度；二是“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强调了“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即人与环境的互动性和古今之间的流变性，“天”与“人”之间、“古”与“今”之间，皆形成一种有效的对话关系，而绝非凝固的、静止的机械决定论；三是贯注着司马迁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他以修撰史著作为自己剩余生命的全部精神支撑，身家性命和生存意义全部托付于此，是其念兹在兹的人生志业，在“天人”和“古今”的双重观照中始终有一个主体性意识鲜明的“发于情，肆于心”[2]的“我”存在。《史记》能够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3]，良有以也。

此种研究方法，无疑是对先秦诸子学的推陈出新，具有“元典”性意义，的确值得我们深长思索。事实上，“究天人之际”，有囊括天地的宽阔胸怀；“通古今之变”，有雄视古今的穿透视野，一直是中国历史叙事的宏大追求。“天”与“人”相对应，即是“人”以外的一切因素，皆可以视为“天”，包括地质地貌、气候物产、人文传统、风俗习惯、方言俗语、民间传说等，皆是“人”的对象性存在。从地域角度研究文化和文学，也是一脉历久弥新的人文传统。《尚书·周书·泰誓》云：“惟天地万物父母”；《周礼·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诗经》采辑十五国风，以地域划分界线，既有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国别体民歌，也有周南、召南等地域体民歌。其中周南、召南民歌传唱于长江、汉水流域。国风是地域风俗民情的真实再现。以地域方位来区分，东区包括《齐风》；南区包括《周南》《召南》《陈风》；西区包括《秦风》《豳风》；北区包括《魏风》《唐风》；中区包括《郑风》《卫风》《邶风》《墉风》《王风》《桧风》《曹风》，地域分布呈现出花瓣形结构，而又各具特色，风姿绰约。民歌是地域的歌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的刚柔缓急，凝重飞扬，都与地域水土气候息息相关，如《齐风》刚烈，《二南》浓艳，《秦风》慷慨，《郑风》柔媚，莫不是地域内社会风俗的呈现。很难想象《女曰鸡鸣》的“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子衿》的“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野有蔓草》的“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等表达男欢女爱情调的诗句会出现在北国塞外的秋风马背上。反之亦然！明人屠隆在《鸿苞集》中说：“声以俗称。”清人魏禧在《容轩诗序》中以“土风”作为论诗的根据，“土风”不同，诗歌相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前往鲁国听乐观舞之后的感受，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宏阔视野，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僻处东南一隅的吴国公子季札，顾曲知音，观舞知义，富有高深的诗歌乐舞修养，至少在鲁国史官看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正统的乐而不淫、哀而无伤、德美兼备的雅俗观，竟与鲁国儒家文化的主流观念一致，这一点在今人看来当然不乏商榷之处，但其以地域文化类型区分乐舞的视角和方法，则无疑是可行的，具备极强的可操作性。春秋时代齐相晏婴出使楚国，楚王有意刁难，晏婴以机智化解了一场外交“风波”，其核心意旨就是“南橘北枳”“齐善楚盗”[4]，虽然只是一则寓言故事，却也明确指出了南北水土、风俗的地域差异，及其所导致的风俗民情的文化差异。《国语·鲁语下》有“沃土之民不材”与“瘠土之民向义”的判断，明显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因为有沃土和瘠土的分别，直接导致人类生产方式和劳动强度的区别，进而影响到人们“不材”或者“向义”的性格生成。《管子·水地篇》将民性的不同归因于“地”与“水”的不同。《礼记·王制篇》宣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古人将天地之气作为民性民心的统帅和根据，如《孟子·公孙丑上》张扬“至大至刚”“直养无害”的“浩然之气”[5]；《庄子·知北游》宣称“通天下一气耳”[6]；汉代郑玄认为各个地域不同的“地气”造成了“民性不可推移”[7]。地域不同，天地之气亦不同，由此塑造的民性、民风、民心亦绝不相同。《尔雅·释地》以地势论证人物的一般性格，颇有道理，当然难免抽象空疏。《荀子·荣辱》将人性风俗之异，归结为“积靡使然”，是“注错习俗之节”的不同，而并“非天性”，不是“知能材性”的不同，并非一切皆由先天所决定，这种思想无疑是对种族论、天生君子小人论、华夷之辨等偏狭观念的超越。

凡此种种，皆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点江山月旦众生，就是从地域文化角度进行分析的，在历数关中之民、巴蜀之民、三河之民、中山之民、齐之民、临淄之民等地域物产与民情风俗的区别，论及两湖地域时，则说：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8]；南楚“其俗大类西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9]；等等。此种论断，今人仍然时相征引，无论地域内外，谁谓不当？刘安在《淮南子·坠形训》中列举神州大地上的八方物产和地域内人们的不同性格，这是古代人们对地域区别的感性认知，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如此定义“风”“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0]在考索天下郡国地域沿革的“历史叙述”中，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紧密结合，民情风俗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如秦地与秦人、河东与虞人、桑间濮上与卫人等，[11]此等叙述风格和研究方法，是由二十五史所承载的历史叙事及其注重天人之际的研究传统所决定的，在正史中一脉相承。唐代魏征《隋书·文学传序》历数成名作者，如江淹、沈约、任昉、温子升、邢子才、魏伯起等，皆以籍贯置前，强调了地域文化对其创作的重要意义。总的来看，地域文化影响了创作风格的形成，“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2]。河朔、江左文学各以其气质理深、清绮文华取胜，魏征主张“各去所短，合其两长”，但是如此“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综合理想一旦实现，必然会消减原先的文学的地域魅力和文体特征，是否可行，尚需在创作实践中摸索斟酌。或者说，南北文学融合的理想必待特出卓异之士才能实现。宋代及其以后，中国文学史上的诸多流派，有不少是以流派创始人的出生地域来命名的，比如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由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组成的“永嘉四灵”；明代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为首的“公安派”，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清代以方苞、姚鼐、刘大櫆为首的“桐城派”，以恽敬为首的“阳湖派”，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派”等。而在文学史上，那些以地域命名的诗文集子，则更是不胜枚举，如《吴都文粹》《成都文类》《湖州词征》等。[13]明清画派，亦是如此，浙派、吴派、常州派、“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数不胜数，莫不以地域得名。如此命名，无疑强调了地域文化的重要意义，潜藏着重要的关乎创作风格特征的地域文化的信息密码。明代杨慎在《升庵集》中肯定了自然环境对于文化、文学的重要影响力，同时也指出了人文环境的重要作用，他针对《管子》《汉书》等著作中关于“水土”决定论的论述予以发挥，认为人性并非“水土所能囿也”，强调了“君之令”和“师之教”的重要作用，也就是地域内影响文化发展方向的人文环境同样不容忽视，因此其论说更多地具有“时代环境”的历史意义。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同样也以“气运”和“习尚”来概括文化重心的南移过程，[14]文化重心由北方的秦晋，向南方的荆楚、吴越转移，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明代已成不可逆转的文化潮流，南方文化和创作日益兴盛，就是重心南移的必然结果。清代李淦在《燕翼篇·气性》中将天下分为“三道”，相应地划分为三种人：北人、东南人、西南人。北人“性质直，气强壮，习骑射，惮乘舟”，其长处是俭朴好义，其缺失是愚蠢暴悍；东南人“性敏，气弱，工文，狎波涛，苦鞍马”，其长处在于繁华好礼，其缺失在于轻薄侈靡；西南人“性精巧，气柔脆”，“其俗尚鬼”，长处在于好斗而智慧，缺失在于诡谲善变。[15]将天下三分，将南方二分为西南和东南，分判的依据都是陆、水地貌之关系，地理分殊，风俗各异，得失两兼。同样是自然山水胜境，又有灵秀、险隘、幽峭之别，对文学风格和诗人性情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沈德潜在《艿庄诗序》中就区分了永嘉、蜀中、永州等地山水的不同导致创作风貌的殊异，认为地域风物的差异，总是深刻地影响着地域内人们的创作。[16]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于地域文化的相关认知，也是历史化的结果。清人归允肃在分析仕宦之“好尚”时，以岭南为例，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岭南地域今昔的巨大变化过程，“与唐宋间大异”[17]，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和交通的发展，昔日荒凉贫困之地，已成花柳繁华之域，故而仕宦“欢然趋之”。人们对于地域文化的认知，也就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这种趋势就是日益“具体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南北论，如“南多风雅，北多雄健”“南多卑靡，北多伧父”[18]，云云，倒显得空疏虚无、陈腐滥调。

近代以还，随着列强入侵，中国人被迫打开世界视野，传统意义上的家国天下观念逐渐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此过程中，地域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隐喻，日益受到重视，论述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大家甚众。海内学者，以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最为特出，三种代表性的著作呈现推陈出新之状。

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1905年）中纵向梳理东周时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在地域上大体分为南、北两派学术，北方多山，“地土硗瘠”，交通不便，北国人民，“崇尚实际”，坚忍不拔；南方多水，“土壤膏腴”，交通方便，南国人民，“崇尚虚无，活泼进取”。[19]在刘师培的学术史视域中，北方人民的国民性决定了倡导修身、力行的儒、墨学术的兴盛；而南方人民的国民性决定了崇尚虚无、避世的老庄道家之学的兴盛；在其论述中，南方就是楚国，是地道的水乡泽国，“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南国学术，“遗弃尘世，渺视宇宙”，崇尚自然，力主谦让，多有隐逸色彩，如接舆高歌，沮溺避世，许行力耕，屈原避俗[20]。在刘师培看来，“学术因地而殊”，南学、北学相区分的根源，在于南方泽国与北方山国的区别；在其论述中，楚国之学，直接就是南方学术的代表。而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刘师培则从南北声音分殊的角度，详论“音分南北”，南方为楚，北方为夏，“夏为北音，楚为南音”，因此，“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进而推究南北地域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1]记事析理和言志抒情的分野，既是文学内容的殊相，亦是文学体式特征的区别。

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年）既关注到南、北文化、文学的不同之处，也关注到南、北文化、文学的交流融通性，体现出更为鲜活灵动的流变意识。首先，王国维将春秋以前的政治思想，分为帝王派和非帝王派二派，帝王派“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又可以称为近古学派、贵族派、入世派、热情派、国家派，以孔子为代表人物；非帝王派则称道“上古之隐君子”，又可以称为远古学派、平民派、遁世派、冷性派、个人派，以老子为代表人物。两派学术，主张各异，常相反对，不能调和。其次，王国维将文学也分为南、北两派，南方派以老、庄、列为代表，主要是散文的文体；北方派以《诗经》为代表，主要是诗歌的文体。北方派志“在改作旧社会”，重在实践，坚忍强毅；南方派志“在创造新社会”，长于思辨，想象丰富，各有短长。最后，王国维将大诗歌（伟大文学）的产生的希望，寄托在南北文学的交流融通之上，他认为屈原就是一个成功的代表性人物。“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22]屈原的天才创造，根植于南北文学优秀基因的交流和综合的深厚基础之上，是生长在南北文化互相交融取长补短的优化改良的土壤之上的一朵奇花。

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1934年），探讨地域文学派别的划分标准是“五常之性”，“水土之情”，风俗和方言，以此为根据，他将天下诗歌以地域为界划分为六派：一是湖湘派；二是闽赣派；三是河北派；四是江左派；五是岭南派；六是西蜀派[23]。六派诗家之中，又以“湖湘派”居首，因其能“卓然自立蔚成风气”，“领袖诗坛”。以地域划分天下文学派别，无疑是对此前较为笼统、粗疏的南、北文学论的超越。

由上观之，“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具备同等的重要性，是驱动前现代中国学术（文学）前行的两轮，二者相互为用，缺一不可，可以视为中国学术（文学）的本体性特征，时空交织形成了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中稳定的“以史为干，以地为支”[24]的知识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