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印度人民起义的历史意义

1857—1859年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起义，到今天整整一百年了。

这次大起义开始于1857年5月10日，结束于1859年4月。印度人民在这次起义中表现出反抗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这次起义无论在印度独立运动史上，还是在亚洲各国争取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便迅速增长起来。到了1857年，在印度全国各地都可以感到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仇恨情绪。秘密组织在各地进行宣传。1857年年初，在较有组织和配备了武器的印籍士兵中，已经爆发了好几次起义。1857年5月10日，米勒特（德里附近）的印籍士兵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在市民和郊区农民的支持下，起义者迅速向德里进军。5月11日，起义军解放了德里，几天后便建立了德里的起义政权。起义的浪潮很快扩展到恒河流域及其他地区。被起义吓得手忙脚乱的英国殖民统治者，急忙把当时派往中国的侵略军队，从中途调回来对付印度的起义者。在伊朗进行侵略战争的英国殖民统治者，也匆匆地签定了和约，转过手来镇压印度的起义。在印度，他们又从马德拉斯、孟买和旁遮普抽调了优势的兵力，由各方面向起义者实行包围。

起义的中心是德里和勒克瑙。在这两个名城进行的保卫战中，起义者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旁遮普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起义的重要基地之一，他们从这里派出了大批军队围攻德里。从1857年6月开始，德里的起义者进行了三个多月的保卫战之后，到9月，终因力量悬殊，不得不放弃德里。德里的陷落，给起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同英国殖民军队的正面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勒克瑙成为激战的中心。英国集中了最精锐的部队来进攻这个英雄城市。战斗持续了半年时间。由于勒克瑙封建主的叛变，限制了起义军作战的积极性，压制了毛拉维·阿赫马德·沙的指挥才能，使英军得以在1858年3月攻占了这座城市。

但是，勒克瑙的陷落，并不意味着起义的结束。印度中部反对殖民统治的战争并未平息。章西土邦成为起义的第三个中心。章西女王拉克什米·芭伊和游击英雄坦提亚·托比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以章西为中心的战斗一直进行到1858年6月。拉克什米·芭伊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她的英名可与法国女杰贞德相媲美，为印度妇女反抗殖民统治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直到这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只是夺取了大城市。在广大的农村、市镇和重要交通线上，活跃着许多游击抗英武装。起义的军队还有十二万人。勇敢多谋的毛拉维·阿赫马德·沙和坦提亚·托比领导的游击队，转战在中印度一带。坦提亚·托比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中印度辽阔的地区展开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起义的主要弱点在于它没有把这一运动发展为反封建的斗争，没有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由于没有把反殖民主义斗争同反封建斗争相结合，必然要被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所绞杀。坦提亚·托比继毛拉维·阿赫马德·沙之后，也被封建主出卖，于1859年4月英勇就义。他的就义标志着起义的结束。同时，他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着印度人民为争取独立英勇斗争。

在印度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次抗击殖民侵略者的历史事件。其中如蒂普苏丹领导的迈索尔人民反抗英国殖民侵略战争，马拉塔人特别是旁遮普的锡克人反抗英国殖民侵略者的战争，曾经给蚕食印度的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855—1856年，居住在孟加拉和比哈尔达曼-埃-科赫山区的桑塔尔族起义，也使英国殖民统治者大为震惊。然而，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以来，印度逐渐沦为殖民地，所有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形成像1857—1859年起义这样大的规模。史学家把它称为“大起义”是有道理的。

这次起义的目的是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的独立。参加起义的不仅有封建主、地主和商人，而且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不仅有高级种姓的婆罗门，也有低级种姓的首陀罗。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忘记了往日的嫌隙，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印度的妇女和男人一样，投身到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行列中来。有这样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战争，在印度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具有何等重要的历史意义。

起义严重地打击了英国在印度殖民政权的主要工具——英印军队，从而有力地破坏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在镇压起义的时候，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依靠锡克人、廓尔喀人和忠于英国王公的军队，以及印度境外的军队。起义者给予英国殖民统治的沉重打击的程度，从以下的数字可以看出：在德里保卫战中，起义者同英军的大小战斗共三十多次，英国动用兵力达一万一千人之多；在勒克瑙保卫战中，英军动员的兵力达七万人之多。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名的塞瓦斯托波里战役中，英国才动用了两万六千人，还不及勒克瑙战役的一半。马克思在评述德里起义时指出：“起义者无可争辩地占有印度帝国的传统中心达一个月之久这一事实，可能起到最强烈的煽动作用，使孟加拉军全部瓦解，使哗变和逃亡现象从加尔各答向北扩展到旁遮普，向西扩展到拉杰普塔纳，使英国在印度全境的统治发生动摇。”[1]

1857—1859年的大起义，给英国殖民主义者留下了可怕的记忆。这种记忆像噩梦一样，长期缠绕着他们，使他们不得安宁，稍有动静便风声鹤唳，草木皆兵。5月10日，常常是打扰他们的“不祥日子”。例如，1907年5月旁遮普的农民和工人联合举行起义时，吓坏了英印军队总司令。他担心这会成为1857年5月米勒特起义的重演。在现代史上，尼赫鲁家族选择在5月10日举行婚礼，也使忧心忡忡的殖民统治者惶恐不安。这些事情虽小，却反映了大起义带给英国殖民统治者深远的心理方面的影响。

同时，大起义也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强烈的政治影响。关于1857—1859年大起义的光辉战役、关于起义领袖和战士们的英雄事迹，在人民中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印度革命活动家、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提拉克，在童年时代就听到父辈们讲述大起义的故事。[2]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俄国旅行家巴希诺和米纳耶夫于1874年和1880年在印度旅行时，也听到印度人民讲过许多关于大起义的传说。起义的故事在印度成为谈话的主题，在人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民歌中，也有大量以歌颂大起义为主题的诗篇，其中有历次战役，有关昆瓦尔·辛格、拉克什米·芭伊等英雄人物的颂歌。大起义的光荣传统更是鼓舞着印度人民的反殖独立斗争。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1891年曼尼坡起义中有一个领袖叫摩军詹。他是1857年大起义的第三十四团起义军的战士。在1891年起义中，这位大起义的老战士，成为新的反抗斗争的组织者和鼓舞者。难怪《印度时报》1891年5月9日的一篇文章惊讶地写道：“在1857年的这些值得记忆的杀害、造反和阴谋行为，又出现了！”

英国殖民统治者害怕大起义的影响，也表现在他们害怕人们撰写关于大起义的真实历史上。在1857—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史学史上，英国殖民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垄断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些著作的作者，有不少是当时参加镇压大起义的军官。1909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萨瓦卡尔（V.D.Savarkar,1883—1966）写了《1857年印度的独立战争》。这是1857—1859年大起义的史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印度人写的进步的大起义史。作者以高昂的爱国激情，撰写了大起义的历史。但是，这本书刚一出版，立即被殖民当局禁止发行，作者也被捕入狱。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曾就此事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抗议。他写道：“印度政府对民族主义者萨瓦卡尔的迫害，证明这是怎样一种制度。如所周知，对他的审判是秘密进行的，禁止发表关于审判的消息，他被判处48年徒刑，而且一直到1960年，每年只准写一封信给妻子。”[3]萨瓦卡尔的著作，直到1947年，即这本书问世38年之后，才得以和印度广大读者公开见面。

在谈到大起义的历史意义时，我们不能不估计到它在亚洲和世界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19世纪中期的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和欧洲1848年革命、19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统一运动同时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高潮。而印度的大起义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伊朗的巴布教徒起义在亚洲这次斗争高潮中，又是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印度的大起义，正如马克思在《印度军队的起义》（这是马克思关于大起义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所指出的：“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孟加拉军队中的起义无疑与对波斯战争和对华战争有密切的联系。”[4]印度大起义以反对殖民主义为其特点而出现在亚洲和世界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它又以自己广泛的群众性、较大的规模和较长的时间而置身于亚洲和世界近代人民运动的行列。

大起义对亚洲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有直接的影响。亚洲人民走过共同的历史道路，遭受过共同的苦难。在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侵略军把炮口朝向中国古老的城墙时，英国侵略军同时向印度西北部边缘地区扩张侵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奴役，亚洲人民也经过共同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继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蓬勃展开之后，印度人民也举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旗。由于大起义的爆发，打乱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向其他亚洲国家（首先是中国和伊朗）的侵略计划，打乱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战略部署，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情况是这样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当时想利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机会，发动新的对华侵略战争。英国的舰队曾向广州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扫射。在英国国内，巴麦尊（Palmerston）政府解散了不赞成对华作战的国会。在狂热的沙文主义情绪下进行了新的选举，拥护英国政府侵华政策的势力占了上风。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计划已经决定了，英国政府向中国派出了侵略军队。同时，英国利用伊朗同阿富汗战争的机会，在阿富汗和伊朗同沙皇俄国展开了新的一轮角逐，并发动了侵略伊朗的战争。1857年初，英国进入伊朗附近地区。得意忘形的英国侵略者满以为他们在中亚和东亚的掠夺计划就要实现了。但是，米勒特和德里的枪声，遍及北印度和中印度的起义烈火，惊醒了他们的甜蜜美梦。他们发现自己打错了算盘。失掉了印度，这意味着什么？对这个问题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于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收起他们狂妄的侵略计划，慌忙调回驻在伊朗和开往中国的军队，用来镇压印度的起义。结果，侵略中国的计划拖延了将近一年，而侵略伊朗的计划则完全破产。为了巩固在亚洲的基地——印度，英国殖民主义者也放弃了对阿富汗的侵略计划。总之，大起义对伊朗、中国和阿富汗的人民运动是一种支援；反过来说，这些国家人民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也支援了印度大起义。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亚洲各国人民的这种相互支援是仅就客观效果而言的，并不是指主观上历史自觉的行动。但是这种在斗争中的相互联系，却反映了亚洲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样，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合，也在印度大起义中反映出它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规律，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的1853年5月20日，马克思就做过这样的科学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5]。马克思就是这样来看待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的。在印度大起义爆发后的1858年1月4日，马克思以同样的观点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他指出：“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6]马克思这个重要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世界上两大革命潮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汇合，从19世纪中期中国和印度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已经呈现出一些端倪了。

现在，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浪潮不仅席卷亚洲大陆，而且已经深入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中间。这种斗争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受到世界人民的同情。这是一百年来艰苦斗争换来的胜利成果。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一样，都有同样的感情。我们缅怀百年前印度大起义的英烈，高度评价这次事件的历史意义，决心为维护中印人民的友好和团结而斗争。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本文系原稿，见报时做了压缩。本书收录时恢复了原文，并核对了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