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治时代是西学日盛、汉学颓败的时代。然而千余年来，在日本形成的汉学传统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里消失殆尽，总要经历一个渐次变化的过程。
汉文学作为汉学的一部分，尽管在这一时期受到主客观两方面的巨大冲击，但是它在明治近代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忘却，明治时期所出现的汉诗文的兴盛局面也证明了汉文学所蕴含的包容性和再生能力。
自从诗话这一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传入日本之后，它就与汉诗文的发展相生相伴，至江户时期达到顶点，明治时期汉诗文的兴盛也必然会伴有诗话的产生。可以说，明治诗话是汉诗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日本诗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诗学领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遗憾的是，明治诗话至今却几乎无人问津，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值得我们去挖掘与探索。当然，我们对明治诗话的研究不能脱离明治时代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不能忽视这一时期中日文人之间交流的重要作用，不能无视整个明治诗坛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更不能脱离对明治汉诗本体的分析与研究。
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甚少的基础之上，以收集到的第一手文献材料为依托，在日本诗话研究的整体观念指导下，采用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明治时期的诗话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在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述以及与江户时期诗话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明治诗话产生的原因以及特点。这将有利于我们对以往以池田四郎次郎编著的《日本诗话丛书》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成果总括日本诗话整体特点的偏颇和不足进行修正和补充，有利于我们对日本诗话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虽然明治时代只有短短的四十五年，但是，在不同阶段却有着不同风格的汉诗流行，大沼枕山的宋诗推崇、森春涛的清诗鼓吹，森槐南、国分青崖汉魏古风的提倡，新派诗人的汉诗改良都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笔者从大沼枕山一派咏物诗的内容与创作的“本土化”，森春涛一派艳体诗的特征与社会影响，森槐南、国分青崖的古体诗的回归与创新，中野逍遥“恋爱”诗的近代色彩以及“征清”诗的内容与思想批判五个方面对明治汉诗进行分析和论述。这样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不断变化的明治诗坛，弄清明治时期不同阶段汉诗风格的变化情况，更有利于我们对明治汉诗进行准确而细致的把握。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在日本诗话的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通观国内外日本诗话研究的现状，其研究的范围和重心似乎仅仅局限于池田四郎次郎编选的《日本诗话丛书》所收录的64部诗话（其中《东人诗话》为朝鲜人徐居正撰写，不应该纳入《日本诗话丛书》）。在日本诗话研究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作为日本诗话重要组成部分的明治诗话却几乎无人问津，研究更是“惨淡”。可以说，真正的明治诗话研究尚未展开。
如果我们把诗话研究命名为“日本诗话研究”的话，那么明治时期的诗话自然应该包括在内。否则，所谓的“日本诗话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得出的结论也自然是不全面的。所以，我们要在日本诗话的研究中树立研究的整体观念，应该对日本诗话产生发展的纵向历史观照和诗话内容特征变化的横向比较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在日本诗话研究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大力加强对尚未“开发”的明治诗话相关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这对于认知日本诗话的全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明治诗话研究不可能仅仅是对诗话文本的简单解读，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明治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场域，不能忽视这一时期与以往中日交流所处的历史背景，不能无视整个明治诗坛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更不能脱离对明治汉诗本体的考察。虽然现在明治诗话的研究还很欠缺，但是与明治诗话相关的研究成果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日本诗话虽然深受中国诗话的影响，但是日本诗话毕竟属于日本文学的范畴。所以，我们不应该将研究的视域仅仅放在国内，还应将目光投向日本学界。只有将视野同时放在中日两方面才能真正体现出日本诗话研究的国际性，才能真正体现出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特点。
一 研究综述
（一）中国国内日本诗话研究现状
在开始谈论明治诗话研究之前，首先将近年来国内“日本诗话”的研究情况作一回顾和综述（文中出现的论文、专著都以公开发表的时间先后为顺序）。
刘欢萍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诗话研究述评》一文中，将2008年以前国内日本诗话研究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述评，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同时针对今后亟须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关于其中的内容，此处不再赘述。
2009年以前对日本诗话进行系统研究的有谭雯在2005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诗话及其对中国诗话的继承与发展》。2009年以后，国内在日本诗话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刘芳亮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主要对明代诗坛流行的格调派、性灵派在江户时期汉诗坛的影响、接受以及流变进行了比较客观细致的考证和论述。[2]
白鹤峰在《论日本诗话中的复古理论》一文中，从格调论、性灵论两个方面论述了日本诗话中的复古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文化层面和理论渊源上的探讨；[3]刘欢萍的《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考论》一文，论述了江户后期汉诗坛尽管囿于时代的局限，但在对清诗文的接受上，并非盲目地全部接受，而是能够匠心别才、迭出新见地对清诗进行别具一格的批评。[4]
刘欢萍又在《日本〈夜航诗话〉对中国古典诗文考释之举隅辨析》一文中，在肯定《夜航诗话》价值的基础上，对其考释中出现的错误和隔膜之处进行了辨析；[5]此后，她又在《论日本〈五山堂诗话〉的诗学观及对中国古典诗学之受容》一文中，论述了菊池侗孙在对中国诗话接受时所表现出来的“倡导性灵，排斥生僻，兼学唐宋，排斥伪体”这样兼容并包的诗学理念。[6]
权宇在《试析日本诗话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文化特点》一文中，针对日本诗话中隐含的“游离于‘顺承’与‘递进’之间、‘和风’与‘和习’之间、‘诗教’与‘人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最后得出了“日本诗话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不仅具有将中日两国诗话融为一体的痕迹，同时也体现了其中‘和风’的价值取向和‘主情’的审美文化特点”这样的结论。[7]
曹磊在《津阪孝绰〈夜航诗话〉研究评述》一文中，在总结以往《夜航诗话》研究的概况、成果以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唐诗征引情况与标准也将成为对《夜航诗话》进行研究的全新角度，是拓展域外诗话研究的重要手段”这样的观点。[8]
孙立在《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一文中，论证了“日本诗话早期脱胎于中国诗话，在江户后期又逐步本土化的表现，说明日本诗话在面向中国的同时，为适应日本本土读者的需要而本土化的特色和过程”。[9]同时他也出版了自己的研究专著《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祁晓明在《江户汉诗人打通和、汉壁垒的尝试——以池田四郎次郎的〈日本诗话丛书〉为例》一文中，论述并得出了“诗话作者每每引用歌论、俳论以入诗，并与汉诗论相互印证，相互发明，将和歌、汉诗做理论和实践的打通，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既有的和、汉壁垒。表明日本人对于外来的中国汉诗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汉诗日本化的路径”的结论。[10]他之前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学术著作《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在中日两国古典文学的背景下，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托，对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即《日本诗话丛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议论精辟，见解独到。
毛明娟的硕士学位论文《江户时期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歌的接受批评》，从日本诗话对清代诗人钱谦益、王士祯及其神韵说，对袁枚及其性灵说以及对沈德潜及其格调说的接受等几个方面对日本诗话中存在的对清代诗歌理论接受时的批评态度和思想进行了挖掘。[11]
道坂昭广在《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人对汉诗的认识——以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为线索》一文中，对津阪东阳对汉诗的独特认识和将汉诗创作融入日本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切实努力进行了论述，得出了津阪东阳思想中所抱有的日本汉诗人能够与东亚其他国家汉诗人在同等资格下进行诗文交流的潜在愿望这样的结论。[12]
孙立在《民国—明治时期中日诗话的古今之变》一文中，对中国民国时期和日本明治时期的诗话的形式与内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比较，对《明治诗话》中呈现的新格局进行了概括，最终得出诗话由于旧体诗“母体”和文言文的语言载体的衰废而最终彻底走向消亡的结论。[13]
王晓平先生在《日本诗话：转世与复活》一文中，对日本诗话的发展历史、内容和作用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并从诗话研究的国际性的角度对其研究的意义作了热情洋溢的提倡。[14]
由此可见，在日本诗话研究的过程中，几乎都是以江户时期诗话为中心而展开的，而明治诗话的研究却甚为惨淡，研究论文几乎没有，或者只是被略微提到而已，明确提出明治诗话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尚未得见。
（二）明治汉诗研究现状综述
1.日本国内的研究现状
在日本，明治汉诗作品、知名汉诗人和明治汉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明治汉诗文书籍的编纂、主要汉文学家、汉诗文作品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下面笔者仅将见到和搜集到的书籍资料、论文专著等方面的研究情况作简要的梳理和叙述。
（1）汉诗文集资料类
神田喜一郎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参阅了大量明治时期出版的个人诗集，诗社诗集，发表在新闻报纸、杂志上的汉诗文，精心编辑成《明治汉诗文集》一书。书中收录了大量的明治汉诗文作品，还附录了大江敬香对当时明治诗坛、诗人、文人们所作的评论，以及当时著名诗人、文人们的履历，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但是，编者限于时间、精力和材料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出版社方面的要求，此书在内容的选择上也有所侧重，选录的数量也相对较少。[15]
此后，入谷仙介等人编著了“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中的《汉诗文集·明治编2》一书，其中主要收录了森春涛、中村敬宇、成岛柳北、信夫恕轩、中野逍遥等人的诗文集，这样能够补阙《明治汉诗文集》内容上的不足。此外，书中还附录了对上述诗人的简要解说和论述。[16]从资料的收集、整合的角度来看，这两部书为读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但从研究的层面来讲，还远远达不到研究的要求。
猪口笃志编著的《日本汉诗》对明治时期的汉诗也有所涉及，特别在对汉诗作者的介绍、作品内容的评述、写作背景的解说等方面颇为细致，可备参考。但是，所收录的诗人诗作甚少。[17]
（2）汉诗及汉诗人研究著述类
入谷仙介的专著《近代文学としての明治汉诗》中，对明治著名的诗人森春涛、森槐南、国分青崖、中野逍遥、山根立庵及其汉诗各立一章，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18]斋藤希史的《汉文脉と近代日本》[19]和《汉文脉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化圈》[20]以潜流在日本文学中的汉文脉为背景，对明治时期的汉诗文和作者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议论和评述；日野俊彦在《森春涛の基础的研究》一书中对明治时期重要的汉诗人森春涛的诗风诗论、各个时期的活动以及与森春涛相关的周边情况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论述，内容翔实，是研究森春涛重要的基础性资料；[21]合山林太郎的新著《幕末·明治期における日本汉诗文の研究》一书分为四个部分，共十八章（包括序章在内），主要对幕末、明治初期的社会和汉诗文化、汉诗坛的动向、诗社以及主要的汉诗人（如大沼枕山、森春涛、森槐南、国分青崖、野口宁斋、森鸥外等人）进行了探讨和论述，这些对明治诗话和汉诗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2]
对于明治诗人、诗作的个案研究，特别是知名的文学家，如夏目漱石、正冈子规、森鸥外、中野逍遥等人的研究较多。如岩波书店出版的《漱石全集·第十八卷》、古井由吉的《品读漱石的汉诗》、吉川幸次郎的《漱石诗注》、祝振媛的《夏目漱石的汉诗与中国文化思想》；藤川正数的《森鸥外与汉诗》、陈生保的《森鸥外的汉诗·上下》；清水房雄的《子规汉诗的周边》、陈前的《漱石与子规的汉诗——从对比的视角入手》、二宫俊博的《明治汉诗人中野逍遥的周边》；福井辰彦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治汉诗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对永井荷风的《下谷丛话》，槐南门下四天王之一的宫崎晴澜诗作的“妖怪体”与唐诗人李贺之间的关系，其诗风与清诗人张船山之间的影响关系，森春涛、森槐南父子与陈碧城，明治汉诗与清诗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然而对于明治时期其他诗人和诗派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或者说还不深入，其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3）明治时期的汉文学史研究著述类
町田三郎的《明治的汉学者们》《明治汉学纪要·上下》，三浦叶的《明治汉文学史》《明治的汉学》中都部分涉及了明治汉诗研究的内容，但基本上是对史实背景的叙述和材料框架的大体勾勒，而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详细的论述。
2.中国国内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明治时期汉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治时期日本国内知名诗人、文人汉诗作品的评析、考释及其受到中国哪些诗人、哪个诗派诗风影响与接受的研究。如刘芳亮在《大沼枕山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一文中，分析和论述了大沼枕山对白居易诗歌的吸收并不仅仅局限于和韵这样常见的形式，而是在充分理解白居易的诗歌、积极吸收白居易的创作技法的基础上，对日本本国的传说故事重新整合，将其写入歌行体诗歌之中，从而完成了汉诗的“日本化”。[23]
二是明治时期中国民间文人、驻日官员与日本文人之间的诗歌酬唱、诗歌评点、汉诗文集的题批、序跋、相互之间的笔谈等方面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如李庆编著的《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郭真义、郑海麟编著的《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王宝平编著的《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中日诗文集交流》《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等著作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
三是明治维新背景下出现的开化诗、狂诗、竹枝词，以鼓吹和歌颂战争为内容的汉诗文的研究。如兰立亮的《日本汉诗文中的明治时代》、[24]严明的《日本狂诗创作的三次高潮》、[25]蔡毅的《黄遵宪与明治“文明开化新诗”》[26]、陈文丽的《近代中国人撰日本竹枝词之研究》[27]、夏晓虹的《日本汉诗中的甲午战争》[28]等若干篇论文。
四是幕末、明治时期中日汉诗文交流史的研究。如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稿》《亚洲汉文学》，陈福康的《日本汉文学史·上中下》，蔡毅的《日本汉诗论稿》，李庆的《日本汉学史·第1卷》都在部分章节中对中日汉诗文的交流有所涉及和论述。
五是日本幕末明治时期的汉诗文批评研究。如郭颖的《汉诗与和习：从〈东瀛诗选〉到日本的诗歌自觉》中，在对俞樾《东瀛诗选》进行充分考订、分析、归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日本汉诗中存在的“和臭”并不完全是日本汉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失误与缺点，而是日本汉诗人由被动接受中国诗歌影响逐渐走向主动自觉创作的一种积极表现，她将这种现象称为“和秀”（日语“和臭”与“和秀”发音相同）。[29]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这也表现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公允的态度和敏锐的视角。
六是日本近代汉文学的研究。如高文汉的《日本近代汉文学》一书中将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出现的汉诗和汉文进行选录和论述，书中明治部分所占篇幅较大，有相当一部分参考了木下周南编著的《明治诗话》中的内容，材料较为丰富，但是多为引用，介绍性的内容居多，评述性的话语则相对较少。[30]
由此可见，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为今后明治诗话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孕育和催生了在整体观念之下对日本诗话中的明治诗话进行拓展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所以，明治诗话大有可以挖掘的空间和研究的必要。
（三）明治诗话研究与明治汉诗批评
1.明治诗话研究
任何文学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性，承前启后是它们的一般规律。明治诗话是明治时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它自然不可能摆脱以往诗话的影响，它应该是在继承以往诗话的某些特征之后，又具有不同于以往诗话的某些新特点。
诚然，与江户时期的诗话相比，明治诗话的数量相对较少，远没有池田四郎次郎辑录的《日本诗话丛书》中那么多。内容上也没有它系统、全面和多样。这是因为两者产生的历史阶段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不能因为数量少而将明治时期的诗话排除在日本诗话的范围之外，明治诗话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内产生的有关汉诗研究方面的理论总结，它对于研究明治时期的汉诗批评、各个诗家对汉诗持有的态度以及日本诗话的发展变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张伯伟曾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一书中，对日本诗话进行了统计，除了《日本诗话丛书》中的诗话以外，他将明治诗话也列入其内，并在诗话列表中注明了有无收录的字样，统计出日本诗话共有91种。事实上，日本诗话的数量远比这个数字要多，国内相关学者也正在积极地搜集和整理。赵季、叶言材、刘畅辑校出版的《日本汉文诗话集成》中辑录诗话达139种，并附录诗语、诗韵类书13种，并对其中72种汉文诗话进行了仔细的校勘，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说，都远远超过了《日本诗话丛书》。《日本汉文诗话集成》使那些尘封已久，无人问津的“死材料”得以重见天日，为丰富汉文化的整体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说明了国内学者早已将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宽，其中对明治诗话也有部分涉及。张伯伟还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一书中指出：“诗话之概念，可有广狭二意，前者如清人林昌彝云：‘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郭绍虞《诗话丛话》亦将论诗绝句、诗格、摘句、序跋、尺牍、笔记、总集、注释等统称为‘诗话’。而狭义的诗话仅指古代论诗诸体之一，可与选本（含总集）、摘句、诗格、论诗诗、评点等并列。就我的认识而言，应以狭义的观念来看待诗话，因为论诗性质上的相通不等于著述上的相同，混而言之，容易抹杀各种批评形式本身的特点，也无益于进一步探究中外文学批评在更深层次上的异同。然而，诗话体的大混杂是在清代。”[31]
张伯伟所指出的狭义的诗话并不能完全概括日本诗话的内容，因为日本诗话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中国历代诗话的影响，特别是诗话体大混杂的清代，对诗话的界定也更加宽泛。可以说，日本诗话是在广义的诗话范畴内发展起来的，而且与江户时代的诗话相比，明治诗话的范围要更大一些。所以，对明治诗话的研究还是要以郭绍虞先生提出的广义诗话为依据，虽然可能产生“抹杀各种批评形式本身的特点”，但可以避免在研究过程中的“画地为牢”，更能体现出诗话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发展变化，也更有利于日本诗话多点式研究的有效开展。
蔡镇楚在《比较诗话学》一书中专门辟出一章来讲中国诗话和日本诗话。首先，他将日本诗话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分期，共分为：诞生期（五山时代）、发展期（德川时代）和转换期（明治时代）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代表性的诗话作了列举。前两个时期他以池田四郎次郎编著的《日本诗话丛书》为主，并在其中加入了古贺侗庵的《侗庵非诗话》，还列举了明治时期的19种诗话，并根据船津富彦《中国诗话研究》中附录的《日本之诗话》，列举了6种明治时期之后的日本近代诗话。其次，他根据论诗主旨对日本诗话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主要分为：诗论、诗格、诗史、诗证、诗录、诗事六大类。分类还是以池田四郎次郎的《日本诗话丛书》为依据，除了仅将冈崎春石的《近世诗人丛话》（其中有大沼枕山之下20家诗的诗人，如若按作者的卒年来算，应该归入明治诗话之中）划入诗录中以外，对明治时期的诗话只作了比较笼统的划分。如，木下周南的《明治诗话》、藤田三郎的《近代诗话》被划分为“专论一朝一代的断代诗话”，阪口五峰的《北越诗话》被划分为“专论某一地域之诗的地方性诗话”，剩余的明治时期的诗话并未做出相应的分类。蔡镇楚进一步将日本诗话和朝鲜诗话进行对比，从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的角度，概括出日本诗话具有诗格化、钟化、诗论化的特点，故而将日本诗话命名为钟派诗话。[32]但是，如果我们将明治诗话也算入日本诗话的话，其结果又会如何呢？
祁晓明在《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一书中，在参考了船津富彦和蔡镇楚两位先生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本诗话既区别于中国诗话又不同于朝鲜诗话的特点在于其启蒙性，即作为汉诗入门教材的性质；以及其集团性，即捍卫各自诗派的诗歌主张及作为诗社刊物发表诗社成员作品的性质。……总而言之，诗话无论是作为汉诗教科书还是作为诗社刊物，其侧重点都在于实用，因此，实用性是日本诗话最显著的特征。”[33]
祁晓明的观点值得借鉴。但是，他依然把目光集中在“江户时期”，只对《日本诗话丛书》中的诗话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他的观点能否适用于“明治诗话”研究，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因此，对与以往历史背景不同的明治诗话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和探究。
以笔者目前了解掌握的资料和研究情况来看，与江户时代的诗话相比较而言，明治时期的诗话内容相对比较繁杂，形式也比较多样，对明治诗话的研究须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对目前收集到的明治时期的诗话进行分类、整理。现大致可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汉诗初学者的入门书籍，汉诗入门的诗语、诗歌、诗法类著述，如日本文林阁刊行的《作诗自在》、须和文孝编的《诗格类聚考》、木山槐所的《初学诗法轨范》、大桥又四郎编的《诗学捷径》、岩溪晋编的《诗学初楷》、野口宁斋的《少年诗话》、石桥云来的《有余堂诗法摘要》、赤松椋园编的《诗学筌蹄》、藤井惟勉编的《新选掌中明治诗学便览》等。第二类是诗人、诗作、诗风评述类诗话。如籾山逸也的《明治诗话》、广濑青村的《摄西六家诗评》、阪口仁一郎的《北越诗话》（又名《七松居诗话》）、释清潭的《下谷小诗话》、冈崎春石的《近世诗人丛话》、大江敬香的《明治诗家评论》等。第三类是词汇、名物和典故的随笔性诗话。如山田翠雨的《翠雨轩诗话》、日柳燕石的《柳东轩诗话》、太田淳轩的《淳轩诗话》、细川十洲的《梧园诗话》等。第四类是新型诗话，如木下周南的《明治诗话》。
还有一部分诗话虽然有名传世，但至今还没有找到原本，如林鹤梁的《醉亭诗话》、太田晴轩的《白醉轩诗话》、木苏岐山的《五千卷堂诗话》、长梅外的《梅外诗话》、中根淑的《诗窗闲话》、矢岛梨轩的《梨轩诗话》。有的诗话虽有诗话之名，却与传统的汉诗内容颇不相同，如河井醉茗的《醉茗诗话》、富士川英郎的《西东诗话》、三木露风的《露风诗话》、藤田三郎的《近代诗话》、柳水亭种清的《咄表诗话》等。所以，此类诗话暂不列入考察范围。
第二，明治初期由于中日文人之间的交流比较活跃，相互之间的诗歌唱和、诗集文集的题词、序跋数量较多，需要花大力气进行研读、鉴别和对比分析，这也将成为诗话研究中的重要参考。如郭真义、郑海麟编著的《黄遵宪题批日人汉集》、王宝平编著的《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中日诗文集交流》《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等；日本文人来华旅游的游记和诗文，如竹添光鸿著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冈千仞著的《观光游草》等。
第三，由于出版业的发达，诗集、刊物、杂志不断涌现，其中诗文合集、个人诗集中多有名家对汉诗的评点，而且品评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各有侧重，也成为了解汉诗坛诗风诗论的重要途径。如森春涛编的《新文诗》、《新新文诗》和《旧雨诗钞》，岩溪裳川编的《檀栾集》，佐田白茅编的《诸家合评》，关根痴堂著的《东京新咏》等。
第四，诗家品评类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诗人诗作研究的辅助材料。如伊藤三郎编的《诗家品评录》、大江敬香著的《敬香遗集》、太田才次郎编著的《旧闻小录》等。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对明治诗话的内容进行一个相对全面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进而得出相对比较客观的结论。
2.明治汉诗批评
虽然明治汉诗的研究一直在继续，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在很多领域仍然遗留了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明治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汉诗作以尝试性的研究。
第一，大沼枕山一派咏物诗内容与创作的“本土化”。文中通过对菊池五山、大沼枕山和植村芦洲一脉相承的咏物诗的发展变化进行考察，从中分析日本咏物诗在内容与创作上与中国咏物诗的不同之处和逐渐“本土化”的特点。
第二，森春涛一派艳体诗的基本特征与社会影响。文中在对森春涛艳体诗内容考察的基础上，对其基本特征进行总结，同时对艳体诗在当时和以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
第三，森槐南、国分青崖“古体诗”的回归与创新。文中在对森槐南、国分青崖当时的诗体、风格和内容变化的背景考察的基础上，对其在汉诗上的创新之处进行阐述。
第四，中野逍遥“恋爱诗”的近代色彩。文中主要对中野逍遥的“才子佳人”类型的诗歌和大胆表露自己爱恋的“恋爱”诗进行细读，进而分析中野逍遥在恋爱诗创作中对传统汉诗的继承和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吸收。
第五，明治“征清”汉诗的内容及其思想批判。甲午战争以后，以“征清”为题材的汉诗文大量出现，如高桥白石著的《征清诗史》、野口宁斋编著的《大纛余光》、柳井
斋编著的《征清诗集》、关口隆正的《炮枪余响》、坪井航三的《征清军中公余》、依田学海的《征清录》等。我们透过这些汉诗文可以分析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文人对中国态度和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其诗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强烈的军国主义思想进行批判。
江户末期，随着汉诗坛对诗风宗尚论争的逐渐平息，诗话作为阐述自己诗学思想、攻击论敌的功能逐渐弱化，用诗话来教授门徒、提掖后学、发表诗社同人的汉诗作品等方面的功用渐趋明显。或者说，汉诗人将“外化”在诗话中的诗学思想逐渐地“内化”于自己的汉诗创作之中了，诗学派别的争论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时期的社会需要，实用主义指导下的汉诗创作只需要对各派诗论进行借鉴和吸收，而不再是对哪门哪派诗学思想的忠实维护。
特别是在以西学马首是瞻的明治社会的大背景下，汉文学日渐式微，渐显颓势，日本人对汉诗的学习和研究明显不如江户时代那么活跃，但是具有较高汉文学素养的幕末遗老、文人和诗人对汉诗文依然持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愿或者难以立刻从汉文学的影响中走出来，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坚持”才使汉文脉在明治时期不致彻底断绝。加之大量的幕末遗儒、藩士、文人充任明治新政府的官员，深受传统汉学影响的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脱离汉学而彻底接受西方的思想，即便像中村敬宇这样具有出国留洋经验的先进文人依然把汉学教养视为“和魂”中的重要部分，并且努力在和、汉、洋之间求得一种有效的折中与融合。激进的西方模仿的确使日本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一味求新求变而抛弃传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在激烈的斗争之后，最终达成“妥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明治的新式学校教育在学科设立上的变化，原本新式大学的学科中没有的汉学科被重新设立。由于明治新式教育在地方发展相对较慢，旧式学塾依然大量存在，其教授的内容也依然是以汉学为主，汉文写作、汉诗创作依然是学生培养的主要内容。夏目漱石、正冈子规、森鸥外等一批在明治文坛叱咤风云的一代文豪从小也都接受过汉私塾的传统教育。而且这一时期各地私塾的大量涌现也为诗社的创立、汉诗文杂志的创刊和发行、新闻报纸汉诗栏目的开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汉学修养深厚的幕末遗老、文人诗人在开设的私塾和诗社里，培养出了为数不少的后进诗人，特别是在新体诗尚未出现之前，汉诗以其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涵、特有的韵调和节奏，在时代变化的描写上，在自我感情的抒发上，无疑比日本传统的和歌更具艺术表现力。
明治维新之后，国门大开，日本与中国的交流不再拘囿于长崎一隅，中国最新刊行的汉诗文集、诗话著作也能够很快传入日本。加之日本与清政府之间互派使节，日本国内的知名诗人、文人可以和具有较高汉学素养的中国民间文人、官方使节进行面对面的诗歌交流唱和与诗文的品评论谈。所以，诗话的内容也不再仅仅是对诗格、诗风、诗法、诗派等方面的“纸上谈兵”，他们可以在直接的交流中得到切身直观的感受并学习，同时也可以避免本国诗人之间的“闭门造车”。当然，日本的文人诗人并不是对中国文人诗人一味地附和，他们在相互的交流中也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才学，希望能与中国的文人“一较高下”。
时代的变化对日本的汉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相继创立的诗社里，汉诗的教授更多地被视为汉诗创作技艺的传授。所以，明治时期的诗话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诗格、诗法之类的入门书，刊行汉诗作品时多附有评点。至于是宗“唐”还是宗“宋”，是格调、性灵还是神韵已不再是争论的焦点，以论诗及事、论诗及辞为形式的散点式品评也成为诗话的主要内容之一。诗文集刊行时，求序索跋，题字题词必不可少，从名人大家的序跋中也可以看出诗集的质量，而且序跋中自然会有对汉诗集整体性评述的内容。这就要求在明治诗话的研究中，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诗话著作上，还应该将眼光投向刊行诗集中“重量级”诗人的散点评述上，以及诗文著作的序文和跋文上。它们虽然细碎、繁杂，篇幅也没有诗话著作那么大，但是其诗学思想都贯穿在那“短小精悍”的评论之中，毋宁说，那样的评论才是最鲜活的，也是最一针见血的，这也正是东方诗学（此处指东亚汉学圈）所具有的、异于西方诗学的显著特点。
综上所述，如果今后的研究真正要以“日本诗话”来统摄“日本的诗话”的话，就需要将“明治诗话”也纳入其内，否则“日本诗话研究”这样的叫法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完整的。虽然在江户时期的诗话中，已经逐渐出现了日本诗话的本土化倾向，但对中国诗话的影响与接受仍是不争的事实。在汉文学地位发生变化的“特殊时期”的明治诗话，已经不可能与江户时代的诗话完全相同，肯定会发生与以往诗话不同的变化。所以，要树立日本诗话研究的整体观念，既要在纵向的历史中把握两者之间影响的承继关系，又要弄清两者在横向的内涵和外延上的某些新变化；既要重视江户时期的诗话研究，也要花力气着手明治诗话的研究，这对于确立日本诗话研究的整体性意义重大。王晓平先生曾在《日本诗话：转世与复活》一文中谈道：“我们对异域诗话的研究，首先要注意吸取各该国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虚心领会其中各该国诗人、诗论家的审美趣味，将这种研究作为现代文学交流的环节来看待；同时，我们对这些异域诗话的理解也会有益于研究的深入。”[34]所以，我们现在很有必要对明治诗话这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进行“开拓”，去进一步挖掘明治汉诗文这个域外的汉文学“宝库”。
二 研究意义
本书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视角对明治时期产生的明治诗话和汉诗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具有以下学术意义。
第一，挖掘新鲜材料，填补和修正日本诗话研究中的不足。
明治时期的诗话著述比较分散，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整理，进而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尽可能弄清明治时期诗话与江户诗话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中国诗话之间的交流关系，分析总结明治诗话的若干特点，阐明明治诗话产生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填补和修正日本诗话研究上的不足。
第二，挖掘明治汉诗的文学特质，构建新的历史性评价坐标和文学性评价坐标。
处在日本历史文化特殊时期的明治汉诗坛，在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上自然与江户时期的汉诗文具有很多不同之处，在传统汉文脉的基础之上和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之下的汉诗究竟如何定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
第三，将研究立足于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双方互动的研究观念。
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互动性的文学研究，不能一味地强调中国文学文化对于日本文学文化的影响，而忽视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选择性的接受与吸收，在研究中力图发掘出明治时期日本汉诗对中国汉诗在接受上所反映出的变异和排异的特点。
第四，通过明治诗话和明治汉诗研究，深刻剖析明治时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
日本民族在吸收和借鉴中国文学的过程中，始终抱有一种强烈的竞争心态和追赶意识，但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时，从未丧失本国文化的主体性。所以，在明治维新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对日本文化的特点与民族性、国民性的分析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三 研究方法
本书拟采用以下四类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第一，运用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方法，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整理，尽量做到阐幽显微，以实证性的材料为基础展开实证分析研究。
第二，借鉴和运用接受研究的理论，在翔实的材料实证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展开文学文化接受方面的考察，避免空泛的议论。
第三，运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变异学”理论，对文本进行细致研读，对文学文化交流中普遍存在的对异文化的“变异”和“排异”现象展开深入研究探讨。
第四，通过阐释学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对文本进行解读，发掘其中隐含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意义。
总而言之，研究方法要根据实际的研究对象灵活运用，尽可能将方法和研究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归纳和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前人涉及但未能深入的内容进行充分的发掘和拓展，同时努力开创新的研究视野，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最大限度地解决其中的学术问题。
[1] 刘欢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诗话研究述评》，《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4期。
[2] 刘芳亮：《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年。
[3] 白鹤峰：《论日本诗话中的复古理论》，《林业科技信息》2010年第4期。
[4] 刘欢萍：《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考论》，《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
[5] 刘欢萍：《日本〈夜航诗话〉对中国古典诗文考释之举隅辨析》，《名作欣赏》2011年第2期。
[6] 刘欢萍：《论日本〈五山堂诗话〉的诗学观及对中国古典诗学之受容》，《贵州文史丛刊》2011年第4期。
[7] 权宇：《试析日本诗话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文化特点》，《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8] 曹磊：《津阪孝绰〈夜航诗话〉研究评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6期。
[9] 孙立：《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
[10] 祁晓明：《江户汉诗人打通和、汉壁垒的尝试——以池田四郎次郎的〈日本诗话丛书〉为例》，《文史哲》2012年第6期。
[11] 毛明娟：《江户时期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歌的接受批评》，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
[12] [日]道坂昭广：《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人对汉诗的认识——以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为线索》，《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3] 孙立：《民国—明治时期中日诗话的古今之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4] 王晓平：《日本诗话：转世与复活》，《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8版。
[15] [日]神田喜一郎：《明治汉诗文集》，筑摩书房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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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合山林太郎：《幕末·明治期における日本汉诗文の研究》，和泉书院2014年版。
[23] 刘芳亮：《大沼枕山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4] 兰立亮：《日本汉诗文中的明治时代》，《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5] 严明：《日本狂诗创作的三次高潮》，《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2期。
[26] 参见《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72—481页。
[27] 陈文丽：《近代中国人撰日本竹枝词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商大学，2012年。
[28] 夏晓虹：《日本汉诗中的甲午战争》，《读书》1999年第11期。
[29] 郭颖：《汉诗与和习：从〈东瀛诗选〉到日本的诗歌自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0] 高文汉：《日本近代汉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1] 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引言”第3—4页。
[32] 蔡镇楚：《比较诗话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322页。
[33] 祁晓明：《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108页。
[34] 王晓平：《日本诗话：转世与复活》，《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