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盟“权力”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困惑

本章详细介绍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继在欧共体或欧盟权力研究话语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两个概念及相关理论：“民事力量欧洲”和“规范性力量欧洲”，阐述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以及欧盟的政策实践。本书认同欧盟权力诉求是欧洲一体化不同发展阶段与内外环境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基本逻辑，其实质是欧盟对自我身份和利益的再定位，为欧盟战略变化与政策偏好提供理论依据与合法性基础。同时，本书还在结合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国际体系因素细化为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观念，将欧洲一体化因素细化为欧盟实力和政策成效，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欧盟权力的基础，其变化推动着欧盟权力诉求的演变。其中，国际体系结构是国家角色定位的前提条件，决定大国竞争与合作。国家实力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国家实力影响国家战略选择（战略依附还是战略自主），而欧美联盟关系对欧盟的战略选择有催化或抑制的作用。

欧洲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源地，长期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19世纪，这是一个“欧洲的世纪”，是欧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历史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欧洲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战后欧洲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四分五裂。尽管如此，欧洲仍然是世界政治中心，但是世界性的力量不再局限于欧洲。正如法国地理学家阿尔贝·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所言：“‘一战’是一场欧洲的‘内战’，欧洲以外的强国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益，对它们而言，战略并没有引起资财的枯竭，却带来了繁荣。”[1]二十年后，“二战”爆发，欧洲丧失了“引导历史前进的能力”。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战争摧毁，美苏以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的姿态登上了欧洲及世界政治舞台，并借助“二战”期间膨胀起来的实力优势迅速展开激烈的竞争，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上都形成了全面对峙的局面（经济上的对抗：马歇尔计划VS莫洛托夫计划，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支付同盟VS经济互助委员会；政治军事上的对抗：北约VS华沙）。欧洲由本洲群雄的角逐场变为苏美两国的必争之地，这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此，“被战火摧毁了的，幻灭了的欧洲，匍匐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2]。东欧各国在苏联直接的军事影响和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纷纷建立了新政权。苏联对于欧洲政治的影响力也不再只拘泥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威慑，而是占据了欧洲的半壁江山，与美国划地为界，[3]苏联的崛起和对中东欧的直接控制，加之历史上的扩张倾向、价值观念的尖锐对立，使西欧国家感受到空前的恐惧和压力。[4]除此之外，战后德国问题也是欧洲内部安全的最大威胁。如何防止德国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消除德国对其他欧洲国家潜在的军事侵略以及西欧国家间战争的根源成为战后欧洲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难题。

因此，从“二战”结束到 20世纪 60年代末，欧洲各国在“二战”的阴霾和美苏对峙的紧张局势下，将外交活动的重点放在解决德国问题、应对苏联威胁、维护欧洲生存与安全，实现和平与复兴，通过联合自强提高西欧在美苏主导的东西方对抗中的应变能力。[5]这一时期欧共体和西欧各国不具备思考与构建国际角色的能力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