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在两千多年岁月中，海上丝绸之路随国际形势而不断演变，福建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优势，在该商贸网络的地位逐渐凸显。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遣大军南下，征伐百越，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闽中郡，将两广及福建地区纳入秦朝的版图。汉朝建立后，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除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立以长安为起点，途经河西走廊，远抵安息（波斯，即今伊朗）的陆上丝绸之路外，还积极经略南方，开辟以徐闻、合浦为起始港，途经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华夏器物行销西方，深受罗马贵族的喜爱。

福建虽在秦代即设立闽中郡，但仍处于待开发状态，许多地方仍浸没于汪洋之中，群山隐约出现，故《山海经》云：“闽在海中，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直至汉代，随着海水东去和闽江口向东延伸，福州平原始逐渐露出为陆地，但周围仍多沼泽、水湾。[2]东汉时期，福建在海外贸易体系中扮演中转枢纽港角色，对外直接联系较少，如《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以致郑弘上奏，“开零陵、桂阳峤道”，改海路运输为陆路运输，可见当时途经东冶（今福州）的航线并不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陷入分裂，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战乱不断，局势动荡。中原士民为此纷纷南下，推动南部地区的开发，对外联系日趋频繁，航海贸易逐渐兴盛。如孙吴政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后“得夷洲数千人还”，夷洲即今天台湾岛，可见当时航海技术已较为先进，能够支持数万人的军队渡海作战。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中国与东部岛国建立密切关系。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多次派遣使者赴华，被尊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许多波斯萨珊商人、天竺僧侣也通过海路，来华经商、传法。南海（广州）超越交趾，成为南方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开始凸显。如孙吴政权在此设立典船校尉、建立温麻船屯，作为造船的重要基地，后又在此基础上，设立温麻县，隶属晋安郡（今福州）。天竺优禅尼国僧人真谛取海路经东南亚来到广州，在梁朝都城建康等地弘法，后欲归国，辗转至晋安郡（福州），“遂欲汎舶棱伽修国”。因“道俗虔请，结誓留之”而作罢，后“又汎小船至梁安郡（泉州），更装大舶，欲返西国”[3]。此处棱伽修国指马来半岛，西国指天竺国，而福州、泉州均能乘船前往，凸显其海外交通亦趋于成熟。

唐代前期，李世民统一全国后，趁东突厥内乱之际，迅速将其平定，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并派兵征服高昌、焉耆、龟兹等国，设立安西都护府，管辖四镇，恢复对西域的治理，陆上丝绸之路遂得以畅通，敦煌、阳关、玉门等地成为沿途商业重镇。与此同时，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南北经济文化的不断交融，吸引大食商人、日本遣唐使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经商、求法，学习中华文化，在南北丝路的共同支撑下，唐朝国势臻于顶峰，成为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万邦来朝，经济极为繁荣，长安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然而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渐衰，回鹘、吐蕃崛起，安西四镇先后被攻陷，陆上丝绸之路几乎断绝。与此同时，北方的藩镇割据，赋税难征，唐王朝只能依赖依靠东南沿海地区，维系运作。为开辟税源，唐王朝出台诸多措施，在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发展海上贸易。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海上丝绸之路遂超过陆上丝绸之路，在我国对外贸易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广州作为南海交通最重要的港口，不仅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而且番人众多，数以万计。除广州外，扬州、明州、登州也成为重要的商埠。福建也开始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重要角色。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贝（约951—911）在其著作中，将Khanfou（广州）、Al-wakin（交州）、Djanfou和Kantou（扬州）列为中国四大贸易港之一。桑原骘藏（1870—1931）经过考证，认为Djanfou即泉州。[4]许多外国人在泉州生活定居，甚至长眠于此。在泉州东郊灵山，仍保存有该时期修建的穆斯林坟墓。福州亦是重要的对外商埠，据立于唐大中十年（856）的《球场山亭记》碑记载，福州“廛闬阗阗，货贸实繁，人无流庸之”[5]。商业极其兴盛，但“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海夷即指前来经商的胡商，由于数量众多，以致影响城市风俗。除商人外，日本空海等僧人也来福州开元寺求法，归国后创立密宗，均凸显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但在中原士人眼中，福建仍然开发有限，如独孤及在《送王判官赴福州序》，指出福建“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馑，民方札瘥，非威非怀，莫可绥也”[6]。

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以福州为中心，组织流民到福建各地开垦荒地，并“劝课农桑”，大力发展农业，兴建六里陂、占计塘、大塘等大型水利工程，围海造田，其“污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7]。王审知鉴于“闽疆税重，百货壅滞”，开凿甘棠港，“招徕海中蛮夷商贾，纵其交易”，“国用日以富饶”[8]。其侄子王延彬管理泉州期间，“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郡人藉之为利，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9]。发展海外贸易，使福建的物资得以贩卖到海外，以充实国库，巩固地方政权。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成为连接南北海运的重要枢纽。

闽国王氏政权通过海外贸易，将福建的物资出口，换回海外的奇珍异宝，达到相当规模，根据《旧五代史》记载：“福建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器、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可见当时海外贸易的品种丰富，数额巨大。福建出口的主要物资是手工艺品，如留从效治理泉州期间，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远泛蕃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10]。陶瓷、瓷器、铜器、铁器成为出口大宗，以获得海外奇珍异宝，使泉州“云屋万家，楼雉数里”，成为商业重镇。

两宋时期，福建“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11]。省会福州，远蕃巨舶，通过内河港汊，直达城下安泰港，一派“海船千艘浪，潮田万顷秋”的繁荣气象。泉州更成为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东南有海道，所以扞隔诸蕃，如三佛齐、大食、占城、阇婆等数国，每听其往来，相为互市。遂于岭南之广州、福建之泉州，各置市舶一司。诸蕃通货，举积于此。荆、淮、湖外及四川之远，商贾络绎，非泉即广，百货所出，有无易此，亦生人大利也。”[12]泉州与广州并列，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济港口。凭借着“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13]的优势，泉州逐渐超越福州。

北宋建立后，虽然结束五代时期分裂局面，却长期受到辽国、西夏等国的军事威胁，陆上丝绸之路受到极大影响，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宋代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尤其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更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使海上丝绸之路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一批新兴的港口。除传统的大港外，江南等地的镇江港、青龙镇港、江阴港、杭州港、上海港、太仓港也日渐兴盛，吸引大批外国商人，享誉世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南海门户重镇的广州，由于官员对海商过度勒索，导致南海番商纷纷来泉州贸易。[14]至南宋时，泉州已能和广州并驾齐驱，对外贸易的繁荣“反映宋代本区经济开发的成就，本区经济发展则是泉州港等港口繁荣的主要原因。正是本区不断增多的出口物资，吸引了大批海外商客到来，促使更多的当地人出洋兴贩”[15]。

元代，蒙古贵族重视商业发展，经商风气很盛，上自皇室贵族，下自细民百姓，普遍从事商业活动。[16]采取较为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17]。福建的海外贸易继续发展，此时福建海外贸易主要为色目人所控制。宋元交替之时，色目人蒲寿庚叛宋投元“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18]。在蒲氏家族的推动下，泉州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港口，“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19]。除泉州外，福州的海外贸易也颇为发达，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这个城市的中央有一条河蜿蜒而过，河面宽一英里，两岸都建有高大豪华的房屋。在这些房屋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门类齐全货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产糖量也非常高。有许多商船来自印度，装载着各色珍珠宝石，只要售出，即可取得巨大的收益。这条河离刺桐港不远，河水直接流入海中，因此印度来的船舶便可以轻松地抵达这个城市。”[20]福建商人贸易网络北至高丽、日本，南抵南洋，西至孟加拉、大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

较之宋代，元代对出口商品有所限制，颁布《市舶司法》，“金、银、铜、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21]。在海外贸易的带动下，福建的区域经济商品化不断加深，如马可·波罗到建宁府，发现“此处还盛产生丝，并且能将生丝织成各种花色的绸缎。棉布则是由各种颜色的棉纱织成的，行销整个行省各地。居民从事商业，他们将大量的生姜运往外地”[22]。离开建宁府后，他前往侯官，沿途经过许多市镇和城堡，“这里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盛产生丝，并且大量输出。此地以大规模的制糖业著称，所产的糖大多运往汗八里，专门供给宫廷”[23]。除此之外，建宁的茶叶、建阳的刻书业、德化的陶瓷等仍大量输送海外，成为出口大宗。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海外贸易有所衰落。日本、琉球等国通过朝贡方式，定期来华贸易，对交易的商品、时间、人数都做出严格规定。嘉靖二年（1523），宁波发生“争贡之役”。闽、浙市舶司被裁，只有广东留存，更使两地朝贡贸易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如此，福建仍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并呈现若干新的特点。

其一，贸易中心的转移。由于受港口淤塞，泉州港逐渐衰落，至明中期，漳州月港成为中国的主要海外贸易港口，被视为“海上一大都会也”。呈现“东接诸倭国，南连百奥疆，货物通行旅，资财聚富商”的气象，据载：“当其盛，则云帆烟檝辐辏于江皋，市肆街廛星罗于岸畔，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夷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诗书弦诵之声不绝，科名辉映于后。”[24]月港海商“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福建造船业、丝绸业、陶瓷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稳定。

月港的兴盛，与世界格局变动密切相关。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欧洲通往东方的传统商路被切断，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着力开辟新航线。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开辟了印度航路。1519—1521年麦哲伦船队完成首次环航地球。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探险者先后攻占东南亚与美洲等地区，建立殖民统治。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533年，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灭亡美洲印加帝国。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据点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东西贸易交流。中国成为欧洲商人竞相前往的“黄金国度”。

至明末时，月港渐趋淤塞，厦门逐渐取代其成为新兴的贸易枢纽。省会福州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仍然有所发展，郑和七下西洋，均须到长乐候风，再从闽江入海口五虎门出海，其舰队有多只船只在福州建造，船员也多在福州招募。明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置福州，设立“柔远驿”，招待琉球使者，成为中琉贸易的唯一港口。

其二，民间贸易兴盛。尽管朝廷实行海禁，福建民众却敢于冲破禁令，闯荡海疆，开拓贸易，形成强大的海商集团。其典型者如郑芝龙、郑成功集团，凭借实力，他们以厦门为基地，收复台湾，与清廷抗衡。海禁期间，更是独揽对外贸易，维系割据政权长达数十年。大批福建民众赴南洋经商，不仅推动经济交流，而且促进中外文化碰撞。明清西方传教士通过海路来到福建，设立教会，建造教堂，藉此为据点，辐射全国。

近代之后，在列强武力强迫下，中国对外开埠，较之传统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有诸多不同，英、法、美等新兴列强成为贸易的主要对象，交易的大宗商品由丝瓷转为茶叶等土特产品，贸易关系由平等转为不平等，上海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福建在开埠初期，尚居全国领先，五口通商即包括福州、厦门两城市。19世纪70年代，福州一度成为国际茶港，对外贸易总额曾位居全国第二，却仅维系十余年，即告衰落，闽江航道淤塞严重，城市基础设施薄弱，以致新中国成立前夕，时人认为其落后上海达半世纪。厦门开埠后不久，成为中国最大的苦力贩卖中心，英法洋行在厦门设立据点，采取诱骗手段，将数十万华工贩卖到南洋、美洲等地。20世纪，得益于华侨的投资，厦门城市建设得到改善，但仍与上海等地有相当差距。

总之，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清仍维持强劲势头，直到近代，才渐趋衰落。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中心的东移，区域开发的深入，是福建能够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福建的海外贸易港口呈南北两点分布，福州地处闽江下游，为闽中、闽北区域的主要海外贸易港口。泉州港虽在宋元时期极其辉煌，后因内河淤塞，闽南区域的海外贸易枢纽港口遂转移到月港，再转移到厦门。除自然因素外，政治因素亦对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影响极大，泉州港衰落与明代市舶司迁走有极大关系，而福州凭借省会优势，在朝贡贸易体系中占据优势，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导向对港口兴衰能产生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