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政治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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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两汉中央政府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统治

从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到东汉末年(220)的300余年间,粤港澳大湾区在大一统国家治下,完成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变。郡县制继续推行,郡县增多,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完善,封建统治深入大湾区基层,官府强化了对户口和土地的管理,赋役制度与内地一致。内地与大湾区人口双向流动越发频繁。长期以来,汉人与越人长期杂居共处,共同开垦耕地,促进了先进耕作技术的交流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两汉时的大湾区出现了许多自耕农、佃农和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到东汉时还出现了与中原相似的豪强地主,这些现象无不表明,两汉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已逐渐步入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 郡县制的推广与交州之设

汉武帝平南越后,在岭南地区设置九郡。其中南海郡治所在番禺(今广东广州市番禺区),辖番禺、中宿(今广东清远市)、四会(今广东肇庆市四会市)、博罗(今广东惠州市博罗县)、龙川(今广东河源市龙川县)、揭阳六县;苍梧郡治广信,辖十县,在今广东境者为端溪(今德庆)、高要两县及广信(今广东肇庆市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一带)的东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处于南海郡、苍梧郡管辖范围内。

汉平南越后,在辖区依然推行郡县制,此后一直到东汉末,郡、县行政体制基本不变。西汉设郡尉,掌郡军事,东汉初省去,由太守兼掌一郡的军政大权,故地位相当显赫,“凡在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秋冬遣无害吏按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并举孝廉。”[32]太守的佐贰官有郡丞和长史,秩六百石,由朝廷任命。属吏有功曹、督邮、主簿等。县仍沿袭汉初之制,万户以上之县,长官称“令”,秩六百石;万户以下之县,长官称“长”,秩四百石,县之佐贰官有丞和尉。此外,在粤港澳大湾区还置有直属朝廷的专官,如番禺、高要两县设有盐官,专管海盐之利;设圃羞官,主管大湾区盛产的果品进贡事,把大湾区某些特定的经济部门,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系统下。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设十三部刺史,每部各设一个监察区,刺史每年巡行部内各郡,严格按照中央“六条”规定,检举弹劾不法之事。其中,岭南地区为交趾部,治所在苍梧郡之广信县,位于今粤港澳大湾区之肇庆一带。交趾部设置后,在打击豪强、纠举不法、澄清吏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西汉末年,各刺史部纷纷改名为州,刺史成为州的最高长官,地方行政区域随之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唯交趾部依然称“部”,岭南地区在名义上仍保持郡、县二级制。

当时天下大乱,建武元年(25)刘秀建东汉,定都洛阳。不久,交趾牧邓让率领交趾部七郡太守“相率遣使奉贡”,表达对东汉政权的臣服,粤港澳大湾区也进入乱后重建的时期。东汉顺帝时,“交阯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阯刺史”[33]。但此后交阯刺史权力更重,不但集部内军权、财权、司法权和人事任免权于一身,且有些刺史还拥有家兵、部曲,渐成割据一方之势。献帝建安八年(203),“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阯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34]。至此,东汉政权正式承认交趾部为州,交州之名正式确定,地方行政建制,随之亦改为州、郡、县三级制。

二 粤港澳大湾区的赋税与土地制度

贡赋是中央对地方统治权的重要象征,也是地方政权实现封建责任的重要形式。粤港澳大湾区向封建王朝贡献,早在南越国时期就已实行。汉平南越后,贡献形成定制:首先,朝廷在南越地区设置专官,如南海郡有圃羞官,交趾有橘官长,主岁贡御橘。其次,关于贡献的品种、时间和数量都有规定,贡品已不见驯象、紫贝之类,代之以荔枝、龙眼等果品,岁时纳贡,每年按水果生产季节运送至京,史载交趾刺史“竞事珍献”,为此,时人杨孚专门作《南裔异物志》以枚举诸贡物[35],可见贡献之大、品类之多。

两汉时期,人口和土地是官府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但汉武帝“诛羌,灭南越”后,在这些新管理地区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此期间“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36],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的赋税负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即便后来恢复贡赋,其赋税量也较内地轻简,且所征租赋基本只用于地方开支,不向中央上缴,即“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37]。至东汉后期,朝廷统治日益腐败,赋役日重,且正税之外又有杂税,与内地人民一样,大湾区百姓亦深受剥削。不仅如此,地方官也与内地豪强别无二致,如献帝初年,交趾刺史朱符“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38],致使民怨沸腾,阶级矛盾日趋激化。

三 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增殖

南越国以后的两汉时期,内地之民仍不断流入粤港澳大湾区,除因罪谪徙、留戍落籍外,两汉之末中原大乱,士民纷纷南迁避乱,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大量外来人口。据《后汉书·桓荣传》载,献帝时沛国(今安徽境)人桓晔初因“天下乱,避地会稽”,后“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39]。至于名不见经传的平民,数量当更多。这一变化,从两汉时期的户口统计中即可得见,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至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期间,全国人口从59194900人减至49150220人,下降约17%,而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变化却截然相反,如南海郡从94253人增至250282人,增长约166%;苍梧郡从146160人增至466975人,增长约220%。人口统计上的这种鲜明对比,直观反映出两汉时期人口迁移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数量增长的影响。

伴随人口增殖,在粤港澳大湾区境内,越来越多的越人成为郡县政府管辖下的编民,在与众多汉人杂居往来中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如在装束方面,越人断发文身之俗大为减少,变为穿袍、束发加冠或束腰、长袖鬈发的汉装。在语言文字方面,粤语开始出现,带有浓厚古越语色彩的方言,属汉语体系。文字完全使用汉字。总之,从西汉中后期起,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越族风俗或被淘汰,或被改造,或被吸收到新的联合群体——汉族之中,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特性,其间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到融为一体的过程。


[1] 区家发、邓聪等:《香港石壁东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香港考古学会会刊》1990年第12期。另见《邓聪考古论文选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21年版。

[2] 香港考古学会编:《赤鱲角考古》,《赤鱲角岛考古调查研究》专刊(英文版),香港考古学会1994年版。

[3] 方志钤、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史》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4]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编:《广东省志·文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5] 陈泽泓:《岭南建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6]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53页。

[7]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颜师古注引,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9页。

[8]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39页。

[9] 邱立诚:《对粤港地区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载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0]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越》,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页。

[11] 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114页。

[12] 张雄:《中国中南民族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13] 韩振华:《秦汉西瓯骆越(瓯骆)之研究》,载《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14]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7页。

[15]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7页;《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47页。

[16]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9页。

[17]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51页。

[18]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51页。

[19]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52页。

[20]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1页。

[21]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2页。

[22]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2页。

[23]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3页。

[24]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3页。

[25]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9页。

[26]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1、734页。

[27]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7页。

[28] 《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7—2698页。

[29]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55页。

[30] 转引自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3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0—160页。

[32] 杜佑:《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郡太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04页。

[33] 《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4页。

[34] 《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5页。

[35] 欧大任:《百越先贤志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36]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0页。

[37] 《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2页。

[38] 《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2页。

[39] 《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