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濑户内海——扬子江口——吴淞江——上海——租界与华人区——中国文明——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与曾国藩——上海：未来之星

从横滨出发，渡濑户内海、黄海抵沪约有一周的路程，中途经停神户[42]、下关[43]和长崎[44]。我们乘坐的汽轮为日本邮船株式会社[45]的新式轮船，装备精良，运行平稳。沿途天气和美。

浊黄的长江水奔涌不绝，浩荡入海，在远隔数英里的海面也能望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陡峭荒瘠的石岛，名曰“大戢山岛”[46]，上有一座灯塔，为大清海关所建。灯塔所在的小岛距中国大陆约40英里，经小岛再航行2—3小时，和缓流畅的地平线隐约可见。当船只驶入宽阔浑浊的江口，海岸的轮廓变得愈加清晰。及至近前，方知岸高仅几英尺，其上芦柳杂生。之后的旅程中，我们发现整个三角洲平原的岸堤皆是此般光景。

吴淞江河口处，有一座偌大的村庄，建有许多坚固的土垒，设有大量欧式重型火炮，列强对中国的侵占、久据之迹随处可见。

上海位于吴淞江河道大转弯处，是中国重要的港口与商业中心，距吴淞江与长江的交汇处约12英里。城中分为华人区和租界，华人区约有100万人口，租界人口不满8000（华籍侍仆除外）。

以一堵烧砖砌成的古城墙为界，东、西文明在这座城市融汇相接。这面城墙建于中世纪，几扇城门穿墙而开，城墙上耸立着角楼和雉堞状的护墙。护城河污秽不堪，波涛涌动。一岸是烂泥残砖搭建的低矮平房，为中国平民的居所。他们大多蓬头垢面，贫困潦倒，整日为生计奔波。晴日里街上尘土飞扬，雨天则布满泥淖。街头堆积着各种生活垃圾，池塘污水也无人清理，只能自然蒸发。空气中弥漫着恶臭，整座城市满目疮痍、脏乱无序。城墙和河堤似乎是此间唯一坚固、持久的存在。

上海的河岸边泊满了帆船，河中舢板往来不停，船屋星罗棋布。

城墙另一侧住着来自欧美国家的社会精英。他们生活安逸、富足，衣着光鲜，住行考究，举止雍容。此间住宅林立，商铺、货栈、钱庄等应有尽有，繁华度不逊于纽约、巴黎等国际都会。街道陈设工整，养护得当，另建有俱乐部、赛马场、网球场、花园、剧院、图书馆和教堂；娱乐活动繁多，如骑游、聚餐、舞会等。

租界前的黄浦江上，各国船只气派非凡，络绎不绝；岸边大大小小的船坞、铸造厂和船厂鳞次栉比。租界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城墙另一侧的华人区则生活困顿，思想蒙昧：一味沉湎于过去，只谋衣食之虑而罔顾家国之忧；抱残守缺，不求进取。但是，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一样致力进步，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长期的闭关锁国却极大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与格局。约翰·穆勒[47]有言：在妇女真正获得解放之前，人们并不了解她们的秉性与特质；我们对中国人的臆测亦同此理。中国的文明体系具有连续性、稳定性与排外性。从生到死，每个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皆为其左右，非个体意志所能相抗。然而历史的转捩点已经到来——上海作为向世界开启的“华夏之窗”，必将助力中国社会步入正轨，促进华夏文明革故鼎新。

上海毗邻长江口，长江贯穿中国全境，宛如一条界隔东、西的等分线。岸宽水深，最大吨位蒸汽船的通航距离可达1000英里，大型轮船亦可由水路行至西部腹地。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使得上海成为全国重要商业枢纽。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引领者，影响与日俱增。正是在此地，外国商人组建的“防线”令太平军首次遇阻。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当地外商为求“自保”，组建了一支外国军队，由美国水手华尔[48]指挥，也是“常胜军”[49]的雏形。在华尔的领导下，这支军队成为平息运动的一股有生力量。外商出于道义感与政治目的组建了这支军队，最终却借此攫取了各国政府在华军事力量的掌控权。

太平天国运动于1850年爆发，1864年被镇压，席卷全中国近三分之二地区，因此丧命的中国人或有1000万之多。太平天国的首脑洪秀全自称为基督徒，举事之初这一身份曾为他博得了西人的好感与支持。但他们所信奉的并非正统基督教，而是一种融合了摩门教的杂教。洪秀全与其拥趸抨击清政府独断专行，标同伐异，认为变革之于国家已是迫在眉睫。太平军攻城略地，直逼上海，外商才如梦初醒：太平天国政权腐败不堪、难以托庇，遂为镇压运动出谋划策。在最后的决胜阶段，清军将领李鸿章和曾国藩（曾纪泽侯爵之父，新近上任的中国驻欧大使）与西人往来密切，多有合作（特别是与接替华尔，担任常胜军指挥官的戈登[50]）。李鸿章逐渐了解到西式武器、军队的种种优势，且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交往经验，眼界高远，思想开明。李鸿章目下兼任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首都）和北洋通商大臣，尊荣等身，颇为朝廷所倚重。

综上所述，上海这座城市不啻世界了解中国的至佳窗口。其政治、经济及思想领域的革新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尽管其地理位置不似明朝旧都[51]及长江上游的其他城市那样易守难攻，未来仍有望通过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引领华夏文明走向觉醒，拥抱进步。